被棉花攪動的輿論場已漸漸平復，像往常一樣，它的波動遵循着這類事件的一般規律：從熱情的爆發，到出現激烈的做法和言論，然後是呼籲「理性愛國」來降溫，到最後發現，在一個熱點轉瞬即逝的時代，最難的是如何（以及是否有必要）將一場運動常態化。
這樣反覆上演的場景或許也正表明：現在對外強硬宣示「不吃你們那一套」，但其實對方也不吃我們這一套，最吃我們這一套的，還是我們自己人。不過，這也不僅是「能玩兩百遍次次都重樣也不膩」，至少這一次，更多見到的不是那種肉體打擊式的肢體對抗，而更多表現為在網絡空間裏的話語爭奪戰。
在此，關於「愛國」至少有兩種不同的話語：一種着重的是根基性紐帶（primordial attachments），由屬於國族一員的情感連接所激發；另一種則強調任何行為只有在最終有利於國族共同體時，才稱得上是「愛國」，否則只不過是「害國」而已。
雖然常被嘲諷為「義和團」，但前一種力量爆發出來時的確強大得多，因為這種根基性情感近乎本能，由直覺催發，還具有極強的相互感染力。歷史也一再證明，在面臨激烈衝突時，很少有什麼能與它對抗——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很多人樂觀地相信，跨國界的階級、貿易關係（也許還可加上宗教）可以阻止歐洲人相互廝殺，結果，所有這些都輸給了民族主義。
在這一點上，中國人並不算多特殊，實在要說，那或許只是在經歷了從「天下」轉向「國家」、繼而又「告別革命」之後，中國人很少還有什麼普世性的思想資源能對抗民族主義，同時又仿佛與生俱來地攜帶着「近代屈辱歷史記憶」這一基因，使人們更容易本能地擁抱「祖國」這一母體。
所謂「血性」，就是指這種內在於每個國族一分子體內的本能情感。當這種情緒被點燃、激發後，就會讓人進入一種超越平庸日常生活的激情之中。這也是為什麼越是生活中的失意者，往往越是會被它所吸引，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就像是與一個崇高的母體兼內在客體融合，由此成為一個更真實、更完整的人——對世俗主義的中國人來，這實際上近乎宗教體驗。
在韓國電影《華麗的假期》中，有一個鏡頭讓我印象深刻：當抗議者倒下時，他在咽氣之前說了最後一句話，「謝謝你，讓我這樣一個小混混，能有機會投身這樣壯烈的事業」。
因此，即便這些行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對真誠投身其中的當事人來說，他或許確實感受到一種精神上的滿足感和升華，也正因此，它並不能被嘲諷和理性思考所輕易瓦解——對這些人來說，「理性愛國」很可能本身就是一個可疑的矛盾修辭，不可能既「愛國」又「理性」。
確實，這種情感的力量往往催生出暴烈的舉動，但如果它僅限於個人行為（不管是砸爛自己的日系車，還是燒掉自己的Nike鞋），那都沒問題，問題在於，它常常很快就會「溢出」個人的邊界，要尋找一個攻擊對象。2012年西安的反日活動中，那位用U型鎖將日系車車主李建利砸穿頭骨、導致其右邊肢體完全癱瘓的蔡洋，就是一例。
為什麼原本捍衛中國人利益的訴求，會演變為傷害中國人自身？這與其說是「頭腦發熱」的「愚昧」，不如說是其內在就包含着一種自我淨化的邏輯：既然籲求「緊密團結」，那麼隨之而來的就勢必要清除內部的「雜質」。但如果這些人自認是最「純粹」的，那也就意味着他們其實是最極端的，從他們的視角出發來看，恐怕多數人都顯得不夠「純粹」。
這會構成一種難以擊破的邏輯閉環：如果你是中國人，就應該和我一樣；如果你和我所作所為不同，那你就不能算是中國人。這其實是宗法社會的產物：你要是不符合自定家規的意見，那你就是不肖子孫，被開除了。
這種幾乎是自發的力量，在中國仍會有強大的社會基礎，也可謂「民心可用」，但它始終有兩個棘手之處：一是它不穩定性和不可控性；二是它所內含的自毀傾向——簡單地說，當它失控並走向極端時，往往就會招來事與願違的後果。
另一種競爭性的愛國話語對其批評的着力點，也正在於此。他們常常抨擊、譏諷前者「以愛國之名，行害國之實」，而「真正的愛國」應當是理性計算之下，有助於實現中國人的利益。
然而，怎樣才算「實現中國人的利益」，不同的人可能有相去甚遠的不同觀點，而很多人也根本不會停下來細想，那只是一瞬間的應激反應。此外，雖然「理性」本身就是自我正當化的，但它卻也因此常常被看作缺乏感情，又或是對他人激烈的情緒反應懷有一種不討人喜歡的優越感。
不管怎樣，這種話語也需要證明「這才是對中國人更好的」，換言之，它很像是吳飛在《浮生取義》所說的「中國家庭權力遊戲」：每個人都要設法積累道德資本，因為決定勝負的不只是力量高低，而「道德資本」乃是一個家庭中被公認為對全家有益的言行或地位。
正因此，「理性愛國」的聲音獲勝，通常都是在「非理性愛國」做過頭的時候，因為只有此時，才能有足夠多的理由、且說服多數人相信：那些人的行為已經無益於「全家」。它的弱點也在於此：因為這樣一來，它常常是被動的、遲來的，還得對手出錯牌。
在這一波的事件中，一些變化已經在發生：那種實體性、肢體衝突式的暴烈行為少了，烈度減弱，持續時間也短了，但在網絡空間的言論對抗卻加劇了。這樣，雙方自我正當化的念頭或許都在強化，但要證明對方不利於整個群體，則恐怕比以往更難了。
可以設想，這些只會繼續演變，但不會就此消逝。對缺乏超越性思想資源的中國人來說，也只能在這個框架下博弈。只要不侵犯他人的邊界，每個人當然有權保持自己的觀點，「對話」或許太難，但哪怕觀點的「對抗」也好過要消滅對方的衝動。學會這些，不僅是個人的成熟，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