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與北約成員國外長開會後，在北約總部發表講話。(VIRGINIA MAYO/Pool AP/AFP via Getty Images)正體簡體
3月24日，布林肯在布魯塞爾北約總部發表演說——「重新強調並重新構思美國的同盟關係」。在這個演講之前，還發生了兩件事。
其一，3月22日，歐盟因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權制裁中共。隨即，英國、加拿大、美國跟進。這既是1989年「六四」以來歐盟首次針對中共啟動制裁機制，也是拜登就職以來西方國家首次對北京採取此類協調行動。
其二，3月24日，布林肯在北約總部演說之前，與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和歐盟外交政策首席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先後舉行了會談。布林肯與博雷利會後發表聯合聲明，宣佈重啟美歐中國對話。之前，2020年10月23日，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與博雷利舉行電話會議，雙方啟動了歐洲對外行動服務局與美國國務院之間有關中國的新的雙邊對話，認為這是歐美專家討論有關中國的所有問題的專門論壇。
結合這兩件事，我們對布林肯演講的認知可能會更真切一些。在演講中，布林肯表示美國將重新致力於維持和發展北約等美國的同盟關係，並重點談到中共在軍事和非軍事領域帶來的緊迫威脅。
布林肯說，「北約這個條約同盟捍衛歐洲和北美的安全與自由已將近75年」，但是，「如今的世界面貌與幾十年前我們打造了我們很多同盟時相比，大為不同，甚至與四年前相比也大為不同。」因為，「我們在民主與人權上的共同價值觀正在受到挑戰──不僅僅來自我們各國的外部，也來自內部。而且新威脅的步調正在超出我們建設必要的防禦威脅能力的努力。」
那麼，今天面臨的最緊迫的威脅有哪些呢？布林肯界定為三種。首先是來自其它國家的軍事威脅，中共被第一個點名，其次是俄羅斯，還點名伊朗和朝鮮「這樣的地區行為體」。第二類是來自很多同樣這些國家的非軍事威脅──威脅我們安全的技術、經濟和信息手段，又點名中共對澳大利亞的公然經濟脅迫。第三類是諸如氣候變化和新冠病毒（中共病毒）這樣的全球危機。
對此，布林肯建議：首先，必須重新致力於維持同盟──並維持把這些同盟維繫在一起的共同價值觀；其次，必須把我們的同盟現代化（「這從改善我們的軍事能力和戰備狀態開始」，「採取積極方式」全面拓寬能力）；第三，必須一起組織由盟友與夥伴結成的更廣泛聯盟，比如拜登總統最近主辦的「四方會談」首次峰會（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深化北約-歐盟合作，美、加、歐盟和英國等聯合對在新疆對維吾爾犯下暴行的個人所施行的制裁，排除中共的5G陣線，等等。
從上述內容來看，布林肯基本上是持一種現實主義態度來認知當今國際形勢，突出了中共的危害、威脅，大體延續了川普（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這值得肯定。
但是，結合拜登首次外交政策講話（2月4日）、首次記者會（3月25日），布林肯首場外交政策演講（3月3日），以及拜登上台後的拜習視屏通話（2月11日中國農曆除夕）、首次中美高層會談（3月18日、19日）等等，布林肯北約演講仍然存在模糊地帶，一些認識需要深化或調整、轉變。
第一，拜登政府的《臨時國安戰略指南》（3月3日）將中共定義為系統性競爭者，但是中共國到底是「體系之內的國家」還是「體系之外的國家」，布林肯沒有明確解答這一根本疑問。
第二，當今美國最主要的對手或敵人，到底是中共還是俄羅斯？從拜登政府的一些言論和政策來看，有一定的矛盾或者說搖擺性，有待布林肯進一步回答。
第三，布林肯特別強調「共同價值觀」，以此作為聯盟的基礎，而與中共價值觀相抗衡；但是，這無論是與美國的「冷戰」歷史經驗相比較，還是與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相比較，都顯得軟弱和後退。
第四，布林肯一方面認為，「北京的脅迫行為威脅着我們的集體安全和繁榮，而且北京正在竭力着手破壞國際體系的規則以及我們與我們的盟友的共同價值觀。」但另一方面，又緊接着說，「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各國不能在可能的情況下與中國（中共）共事，例如，像氣候變化和健康安全這樣的挑戰。」前後之間的內在矛盾，布林肯竟渾然不覺。中美關係史表明，川普政府所提出的「公平與對等原則」和「不信任和核查」是與中共打交道的有效途徑。然而，3月25日，拜登在首次記者會上說，他已經向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明確表示，美國不尋求對抗，但將堅持要求北京遵守公平競爭和公平貿易的國際規則。這表明，布林肯和拜登政府的摸索之路尚有很長一段。
綜上所述，迄今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尚未完全定型，還有一定的可變性。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究竟怎樣，今後如何走向？聽其言，更要觀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