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與馬戛爾尼使團的分歧，實際上便是近代通商體制與朝貢體制之間的衝突：一方要求兩國平等通商，一方卻仍堅持朝貢關係，視對方為朝貢格局中的一個藩屬國。乾隆朝《大清會典》所載的朝貢國名單上便有「西洋」，清人觀念中的「西洋」，包括意大利、葡萄牙、英吉利、法蘭西等國家，清人甚至將英吉利當成荷蘭的屬國。在馬戛爾尼使團到來之前的順治十一年（1653年），荷蘭曾以朝貢的名義遣使來華，向順治帝行三跪九叩之禮，請求朝廷接受貢品並給予回賜（此即朝貢貿易）。順治帝批覆：「荷蘭國慕義輸誠，航海修貢。念其道路險遠，著八年一次來朝，以示體恤遠人之意。」荷蘭因此獲得了跟大清國開展朝貢貿易的機會，每八年來華一次，每次可帶商船四艘。
在過去二千年中，中原王朝與海外諸邦的貿易關係，大體上被納入兩個系統中——朝貢系統與互市系統。朝貢是中原王朝安排天下秩序的機制，其中也包含了國際貿易的功能。從本質上說，朝貢貿易是一種具有「雙重不平等」的商貿關係。諸邦向天朝納貢，中國獲得四夷賓服、萬國來朝的政治榮耀。這是政治上的不平等：天朝高於諸邦。經濟上的不平等則反過來：中原王朝給予諸邦的回賜，其價值遠遠大於朝廷收到的貢品，諸邦在政治象徵意義上表示臣服，但在經濟上則得到了巨大的實惠。
清王朝是朝貢體制的迴光返照，鴉片戰爭之後，朝貢體制很快便被屈辱的條約體制所代替。一千年前的唐王朝才是朝貢貿易的鼎盛期，《新唐書》說：「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以過之。至荒區君長，待唐璽纛乃能國；一為不賓，隨輒夷縛。故蠻琛夷寶，踵相逮於廷。」詩人王維以富有感染力的詩句描繪了大唐朝貢貿易的盛況：「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這樣的榮耀讓明清兩代的皇帝一直忍不住「東施效顰」的衝動。
所謂「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朝貢貿易固然可以滿足中原王朝的政治虛榮心，但在經濟收益上則是得不償失的，用宋代蘇軾的話來說，「朝廷無絲毫之益，而遠人獲不貲之財」。不過這樣的朝貢貿易格局在宋朝悄然發生了變化。宋政府對海外貿易採取了務實思路，對朝貢貿易加以抑制。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朝廷聽從廣州官員的建議，立法限制各國朝貢使團的規模：「每國使、副、判官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阿拉伯帝國）、注輦（印度半島古國）、三佛齊（蘇門答臘）、闍婆（爪哇）等國，勿過二十人；占城（印度支那古國）、丹流眉（馬來半島古國）、渤尼（汶萊）、古邏（奎隆）、摩迦（麥加）等國，勿過十人。並來往給券（通行證）、料（物資）。廣州蕃客有冒代者，罪之。」南宋時，高宗下令商船不得「擅載外國入貢者」，否則將處以「徒二年，財物沒官」的懲罰；宋孝宗也有回絕朝貢的詔令：「比年以來，累有外國入貢，太上皇帝沖謙弗受，況朕涼菲，又何以堪？自今諸國有欲朝貢者，令所在州軍以理諭遣，毋得以聞。」
與此同時，宋王朝對民間的互市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興趣。宋朝君主相信，「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貫）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宋人將從海路進行的互市稱為「市舶」，發達的市舶，可以讓政府獲得豐厚的商稅收入，何樂而不為呢？也正因為這樣，宋王朝有意弱化了經濟上得不償失的朝貢貿易——顯然，如果海外諸國得以朝貢的名義來華貿易，勢必衝擊民間的外貿總量，進而影響到朝廷的抽稅。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
（選自吳鈎著《重新發現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