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湖三大隊
我在外湖十大隊挑了近一個月的土，就被押送到內湖三大隊去了。那是個暖和的冬日的早晨，懶洋洋的太陽照在這荒涼的湖州上，遠處的工棚和衣着破爛的犯人給人一種置身於遠古奴隸社會的感覺。一位陌生的勞改幹部押送我乘一輛敞篷汽車往北邊走。車開了大約四十分鐘，一路都是泥土砂石做成的簡陋的公路。我們的目的地是一個鄉間小鎮，這裏可以看到不少磚木結構的永久性建築，使人感覺從一個遠古的社會回到現代中國的鄉間。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這是建新農場場部的所在地，它有一個使人感到荒涼的名字「茅絲鋪」。
這些天在十大隊與劉鳳祥相處的日子，聽了那麼多對毛澤東激進和極左的經濟文化政策的批評，也聽了很多他對劉少奇和周恩來右的政策的好感，我心裏漸漸生出一種怪怪的感覺，一方面寄厚望於當時還是總理的周恩來，覺得他是唯一有權而又有理性的人，另一方面從奴隸社會式的外湖到了這內湖的茅絲鋪，好像冥冥中有個能支配我的命運且有理性的人在安排着這轉變。這個看不見而又權力極大的人在我心中竟是周恩來。我知道這是幻覺，是種不能支配自己命運又渴望理性的溫暖的幻覺。但我卻不能抑制這種幻覺。
我被交給場部一位幹部。他好奇地打量我，問道：「你就是楊曦光？」看樣子他熟知這個名字，但卻不相信我就是其人。
他確認我就是楊曦光後，溫和地對我說：「一個省只能少數人當領導，你們這麼多組織要當領導，這怎麼行呢？」他的口氣像是在教訓我，但又好像是在對自己解釋為什麼會有文化革命中這麼多政治組織之間的衝突，以及為什麼要把一些政治組織打成反革命。
我心中很不舒服，因為按他的解釋，政治衝突全是因為爭取權力引起的。而我那時卻相信自己是為了政見和理想而與當局發生衝突的。當然我不能說這些。但我心裏又感到安慰，他的解釋與官方宣判我為反革命的理由很不一樣，他似乎是在試圖平心靜氣地理解政治，不是站在我的敵對面，而是像一位旁觀的長者。我想起周國輝在十大隊聽到一些消息。這些消息是從老犯人中傳來的。文革中，建新農場的幹部也分成兩大派，一派是支持「公檢法」的，另一派是支持「湘江風雷」的，而「湘江風雷」是與「省無聯」同一個觀點的。建新農場的不少幹部支持「湘江風雷」，原因是這裏的幹部地位極低，他們同情向當局造反的一派。看得出來這些捲入過文革中政治派別衝突的人對我這類政治案件有些特別的理解。
走近三大隊時，一個龐大的圍牆慢慢露出它的輪廓。圍牆大約有兩人高，上面是纏繞得像荊棘一樣的鐵絲網。圍牆的一角是一個高高的崗樓，有荷槍的軍人在那裏。我被轉交給三大隊三中隊的稽隊長時，是中午時分。這位稽隊長個子矬小，一臉兇狠陰冷的樣子，說話好像是咬着牙從鼻子裏哼出來的似的，一口北京腔。他不報姓名（我後來從犯人口中知道他姓稽），第一件事是要我把現金交出來，要我將行李打開檢查。接着他要我將「判決書代執行書」交給他，並問我：「你是犯什麼罪？」我說「省無聯問題。」很不情願承認自己犯了罪。他把臉一沉，厲聲道：「你沒犯罪？到這裏要老老實實認罪服法。你們就是不老實嘛，不滿意自己的地位，個人主義膨脹，要造無產階級的反。文化革命的造反派都像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一樣，就是對共產黨不滿嘛！」我不敢反駁他。他的看法與剛才那位場部幹部的看法是如此不同。這位稽隊長將我的「判決書代執行書」拿走了，以後我再也沒有看到這個文件。這大概是當時勞改隊拿到的關於我的判詞的唯一官方文件。當時，三大隊的大部分犯人都到外湖修築堤壩去了，每個中隊都只留下一個老弱組。我被分到三中隊的老弱組，這個組加上我共有七個人。圍牆內那時有兩排監房。我們住在北邊監房中的一個房子裏。監房之間有一個大操坪，是每天出工前犯人集合的地方。靠南邊是伙房和一個禮堂，那是幹部召集犯人開會的地方。
傅子庚
我們這個組有兩個組長，一個學習組長負責每天夜裏組織政治學習和向幹部報告其他犯人的思想行為。另一個生產組長負責組織勞動。學習組長姓吳，在國民黨時代當過官，一九四九年在地方上教書。一九五九年中國農村因為「大躍進」造成饑荒時，他的學生決定組織政黨從事推翻共產黨的活動，曾上門向他請教，他引用魯迅的一句話鼓勵他們「世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個政治組織後來被共產黨破獲，這位支持他們的老師被當成「反革命黑手」判處十五年徒刑。吳老頭長着幾根山羊鬍子，一口衡陽腔，反應並不靈敏，鬚髮都已花白，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對人無惡意的書呆子。我是直接從吳老頭口中聽到他的故事的。但第二天早晨我卻因為打聽吳老頭的案情倒了楣。
那天早晨，稽隊長背着手走進監房，站在已列成隊的三中隊犯人前，用眼角掃視一遍我們，怒聲道：「有些傢伙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東西，一到勞改隊就打聽別人的案情，你想幹什麼？這要搞反革命活動？你到了這裏，是龍給我趴下，是虎給我跪下。」他用眼睛盯我一下，從鼻子裏哼道：「給我老實一點，你這種角色我見得多啦。國民黨的將軍，江湖大盜，長沙的流子，到了我這裏都只能規規矩矩，不能亂說亂動。」我知道被人打了小報告。但第一次這樣被人當面辱罵，我心裏感到受了極大侮辱。看看周圍的老犯人們，他們一個個低着頭，真是「是龍也趴下，是虎也跪下」的勁頭。從那以後，我再不敢輕易打聽別人的案情。
組裏使我最感到安慰的是傅子庚。他圓圓的臉，還像個孩子，不會大於二十歲，個子矮矮的。他和我是這個組不屬於「老、弱」的犯人。傅子庚在這個組的原因是他腳上那付鐐銬。他戴着一付鐵鐐，走路時叮噹作響。他告訴我，他逃跑時被抓獲，目前仍然是「有逃跑思想」的人，所以要放在老弱組。我猜這大概是因為幹部比較容易控制老弱組的人，我已經領教了這種控制的厲害。
有天我和傅子庚以及另一個叫劉橄悌的老人在一塊剝黃麻皮，傅子庚告訴我很多這個組的故事。他告訴我勞改隊的政策是利用刑事犯監視政治犯，利用「歷史反革命」監視「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是指一九四九年前反對共產黨的人，「現行反革命」是指一九四九年後反對共產黨的人。他告訴我這個組的生產組長和學習組長經常向稽隊長打報告。每天晚上政治學習前和早上出工前幹部進監房時都是他們向幹部遞報告的好機會。傅子庚指着劉橄悌悄悄對我說：「吳老頭經常非常謙虛地向這位劉老頭請教對政治形勢的看法。劉老頭對他的誠意毫不懷疑，就告訴吳老頭，中國政治局勢如此糟，共產黨的朝代可能會翻邊，一邊說一邊把手掌翻過來，意思是共產黨可能垮台。不久吳老頭就把這些話全報告了稽隊長。好在劉老頭不在意，他從不隱瞞他對共產黨的批評。」
我一邊聽一邊打量着劉老頭。他穿得格外破爛，長年用一塊破麻布巾圍着前腰，戴一付深度近視眼鏡，眼鏡框上貼滿了膠布，不知是什麼時候被打破的。他說話細聲細氣，地道的長沙腔，弱不禁風的樣子，但卻保持着一種清高的風度，從不主動答理人家。後來我找機會與他搭話才知道他在國民黨時代當過縣長。做過蔣介石的秘書。一九四九年後他一直堅持反共的觀點，但他只當面向共產黨的官員講自己的觀點，沒有什麼其它反抗行動。他的兒子受了很高的教育，在北京的共產黨政府中當不小的官，但這個兒子與老子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清」政治運動中劃清界限，政治上和經濟上都與他不再來往，可憐他孤苦伶仃一個人只能靠共產黨發給的每月八元救濟金過日子，買了米都背不回來。文革中他還是批評共產黨的政治，這次公安局在他七十多歲時以「思想頑固罪」判他七年徒刑。從他身上我看到歷史書上所說的「前朝遺老」的形象。
傅子庚還告訴我這個組那位叫袁勝的呆頭呆腦的衡陽人過去是修鞋匠，整日勞累，養不活家口，聽說勞改隊有每月四十斤大米的穩定供應，就寫了張打倒共產黨的標語，自己送到公安局，結果被判了五年徒刑。袁勝經常是夜裏政治學習時被批判的對象，因為他總是說他是因為生活過不下去才寫那張標語的。學習組長吳老頭就批判他不認罪服法，因為他認為犯罪不是因為他自己壞，而是因為這個社會沒有給他活路。
後來我才明白為什麼傅子庚如此信任我。他告訴我，與他一塊越獄逃跑的另一位犯人知道我的大名，他們都把我看成一位敢於向當局挑戰的英雄。我慢慢從傅子庚口裏知道了一些他自己的故事。傅子庚是一九五九年後大饑荒時從農村逃到城市裏開始他的扒竊生涯的。他被判了五年徒刑，逃跑過兩次，都未成功，被加刑到十年。第三次逃跑就發生在我來三大隊之前不久。那時傅子庚被關在「小號子」里。我看見過那個小號子，那是在圍牆內一排監房的東頭。我們住的監房門是敞開的，大約有十八平方米，兩排通鋪，能住十幾個人。小監房只能住一個人，每天鎖着門，條件比看守所還差，食物也比看守所還少。凡是犯了監規的人就被關進小號子，以示懲罪。傅子庚被關在小號子半年。他的一位朋友利用送飯的機會給他送進去一把小鐵杴。他利用這把鐵杴用三個月時間挖成一個地洞。這個地洞直通四米外的圍牆外面。一天半夜，傅子庚終於挖通了這個地洞，他沒法估計準確時間，就在離天亮不久時逃離三大隊。第二天一早，看守軍人發現了這個地洞，馬上乘車追蹤，在建新農場北面抓獲了他。傅子庚在講這段故事時面帶笑容，他萬萬沒想到這竟是最後一次他向這個世界上的人講述他逃跑的經驗。
告密者和越獄者
我雖然早就放棄了逃跑的企圖，還是時常情不自禁地考慮逃跑的可能性。這可能是由於判刑對我的打擊太大，勞改隊的生活條件出人意外地差。有天我們在種水稻的水田裏清理排水溝，冬末春初，水田裏的水已全部放干，田裏種的紫雲英正在慢慢地長起來，顯現出一片新綠。我們站在溝邊的田埂上用鐵杴將排水溝兩邊的草鏟到溝底，然後站在溝底將雜物鏟到田埂上，並把溝加深。
勞動中間，有抽一支煙的休息時間。吳老頭招呼大家抽根煙。我坐在離吳老頭不遠的田埂上，問他建新農場三大隊北邊是什麼地方，他告訴我是二大隊，二大隊過去是一大隊。
「再過去呢？」
「是錢糧湖農場。」「錢糧湖農場離我們多遠？」「那可就不清楚了。」
遠處的主幹路上有一輛牛拉的木輪車在慢慢移動，我從來沒見過這種運輸工具，也忍不住問吳老頭，「那牛拉的車是做什麼用的？」吳老頭看去有點不耐煩：「那是運肥料的牛車，趕車的是『自由犯』。」「什麼是自由犯？」「就是那些可以單獨勞動，不要幹部監督的犯人。他們多半是快滿刑的人，案子不重，又表現好的。」
「我們不是也沒有幹部監督嗎？」「我們這是老弱組，都是跑不動的人，所以沒有幹部跟着。等大隊人馬修堤回來後，你會回到強勞力組，這些組天天都有幹部跟着，早一年甚至還有武裝持槍的監督犯人勞動。」他的語氣好像是說：「你能和我們在一起沒有幹部監督，真是天大的福份！」
我忽然聽到汽車引擎的聲音，循聲看去，有一條砂石鋪成的公路穿過三大隊的田地。我又忍不住問：「這條公路是從哪裏來到哪裏去的？」
「從華容縣來到岳陽縣去」。汽車的聲音消失在它揚起的塵土中，我想着卡車車廂的樣子，又在出神，如果我能趁司機不注意爬上了那車廂，並用什麼東西把自己掩藏起來，我不就有機會逃出去嗎？
第二天早晨出工前集合時，稽隊長站在犯人隊列前，狠狠盯我一眼，厲聲說：「有些傢伙逃跑思想不死，成天打聽如何逃跑的路線。我警告這些企圖逃跑的反革命分子，傅子庚腳上的鐵鐐就是你逃跑的下場！」
我大吃一驚，顯然我昨天與吳老頭的對話已被一字不漏地報告到稽隊長那裏去了。從此我發覺我受到特別的監視，我成了一位有逃跑思想的危險犯人。有次我被人從勞動工地叫回三大隊辦公室接受長沙來的人保組的人訊問有關文革中的事情，訊問完後，稽隊長命令值班犯人押送我回勞動場所，我不能單獨行走，因為我有逃跑思想。
修堤任務完成後，一個早春二月天，傅子庚又被關進了小號子。那時三大隊所有犯人都從外湖回來了。我幾次到伙房去挑飯或打熱水時，經過小號子門口，他都在門上的圓孔里與我打招呼。他小聲說：「這回小號子裏全是水泥地了。」不久，農場在三大隊附近的大堤「閘口」外的湖灘上開了一次「宣判大會」。那是個充滿春天氣息的日子，田裏的綠肥（紫雲英草和油等）差不多蓋住了棕色的土地，天氣十分潮濕，到處是那種南方鄉下春天的氣息。閘口是建新農場西邊圍住洞庭湖的大堤上的一個大閘門。灌溉內湖七個大隊的水就是由這個閘門調節。二月底三月初，堤外的湖洲還沒被水淹沒，宣判大會就在那漸漸變綠的湖洲上召開。老犯人告訴我每年的宣判大會都在這裏開，每次宣判會都在春耕生產大忙季節前開一次，總要殺一兩個犯人，以起到殺雞儆猴的效果。用當時的話來說是「抓革命，促生產」。但那年春天與往常不同的是，會場上臨時搭起的木台上貼滿了一個新的被稱為「一打三反」運動的標語。
內湖七個大隊的一萬多犯人黑壓壓地坐在湖洲上，四周站滿了荷槍實彈的士兵，十米遠有一挺機槍直指人群。看着各個大隊的幹部站在隊列的後方，用仇視的目光掃視犯人，心中在猜想誰是今天被加刑的倒霉蛋。我還在想，當我舅舅、我哥哥及劉鳳祥被打成右派後，第一次參加這類勞改隊的宣判大會時，他們對自己政治犯的身份和對自己的政治觀點會有什麼感想？
出人意外地，當農場軍管會幹部宣佈將死刑犯押上來時，其中一個竟是傅子庚。
傅子庚與另一個稍微比他年長的年輕人各被兩個軍人拖上台，他們都被上了死綁。傅子庚背上插的罪名標牌是「反革命逃跑犯」，另一位的是「反革命重新犯罪」。我從未聽過「反革命逃跑犯」的罪名。從那軍人宣讀的判詞我才知道，傅子庚被指控三次越獄潛逃，並且在監房內「散佈反革命言論」，攻擊共產黨。另一位被指控為攻擊毛主席和共產黨而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又一次看到如此熟悉的人被死刑，而且罪名主要與思想言論有關，我不由得感到一陣恐怖。看得出來，對傅子庚判死刑是特別針對勞改隊那段時期頻繁的逃跑事件。特別是大部分犯人從外湖回來後，三大隊的圍牆裏腳鐐聲不斷，那都是逃跑失敗被抓回來的犯人的腳鐐響聲。有位老犯人告訴我，當時三中隊就有十個犯人「在逃」，他們是成功的逃跑者。
傅子庚那天臉色灰白，看得出，他也被這一反常規的判詞嚇得魂不附體了。文革前從未聽說只因逃跑而被加刑的。一般逃跑被抓回來的人只是補足刑期而已，只有在逃出去後重新作案的才會經過法院加刑。
那次宣判大會後，我被分到強勞力組。這個組都是身強力壯的漢子。到那個組的第二天早上出工前，稽隊長把一位犯人叫出隊列，他陰沉着臉，從鼻子裏哼道：「給我跪下！」那個犯人爭辯道：「我沒犯事呀！」稽隊長吼道：「你什麼意思？你企圖組織逃跑，以為我不知道，給我捆起來！」幾個組長馬上找來繩子，把那可憐的犯人按倒在地捆起來。接着稽隊長下令把這個犯人的被子衣服全寫上大大的勞改字樣。
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運動在建新農場開展起來了。每天夜裏的政治學習我都聽到各個監房裏犯人批判犯人的吼叫聲和被批判者挨打的聲音。牆上貼滿了標語：「徹底交待逃跑思想」，「徹底交待餘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認罪服法，重作新人」。
動員開展「一打三反」運動的全大隊大會上，一位姓劉的教導員作了一個動員報告，他說：「你們中有些傢伙對亡國共產不甘心，對無產階級專政恨之入骨，日夜盼望美帝國主義、蘇聯修正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復辟。還有些傢伙賊心不死，企圖逃跑，以回到社會上興風作浪。你們中還有些傢伙有不少餘罪沒有徹底交待。在這次運動中，你們要徹底交待三盼思想、逃跑思想，徹底交待餘罪。」
我所在的新組的批鬥對象有兩位，一位是個十六七歲的農村孩子，他聽到他的父母和爺爺（都是「貧下中農」）說國民黨時代農民的日子比共產黨時代好得多，他自己又有一九五九年挨餓的悲慘經歷，所以對國民黨產生了極大的好感。他用小刀在木柱上刻了不少國民黨的青天白日徽。這些手刻的圖樣被人發覺後，他被判了十年徒刑，判刑時他才十五六歲。到了勞改隊他舊習不改，還是在木柱上刻着青天白日徽章圖像，被幹部視為「反改造份子」，成了第一個被批鬥的對象。
第二個批鬥對象是個叫劉桂農的高個子，他三十歲不到的樣子，講一口湖南茶陵話。像傳統的鄉下農民那樣，在光頭上纏着一條毛巾，很少說話。他看去是那種非常老實、本分、反映遲鈍的農民。但是批判他的小組會後，我才知道，他曾經成功地逃跑出去，是那種「大智若愚」，做事紮實的「老實人」。
我們的學習組長是邵陽的一個中學的教員，因組織反對共產黨的政治組織，被判處十五年徒刑。他那段時間正在爭取得到幹部的信任，經常向幹部打小報告，鬥爭其他犯人不遺餘力。那天晚上政治學習開始後，稽隊長站在我們小組的監房門口，陰沉沉地說：「劉桂農前年逃跑出去七個多月，重新犯罪被抓獲後，一直不徹底交待他的新罪行，態度極不老實，你們組以前對他的批鬥太溫和了，是不是有人同情他呀！」稽隊長說完就到別的組檢查去了。剩下的批鬥會由學習組長主持。大家都知道稽隊長的話意味着，今天要對劉桂農動武。
學習組長向劉桂農吼道：「劉桂龍站出來，給我跪在地上，你今天如果不交待你的罪行，我們絕不讓你過關！」劉桂龍並不反抗，跪在地上慢慢述說，他去年逃跑出去後扒了一百二十元錢，四十七斤糧票的過程。周圍的監房已響起用扁擔打犯人的聲音。我們小組也有人站出來叫道：「劉桂農，這些事我們早就知道了，你還用它們來對付我們呀！」學習組長站起來，「今天我們不給他一點顏色看，他是不會徹底交待的。」劉桂農仍一聲不響。學習組長找來一捆繩子，一邊動手捆他，一邊嘮叨：「你今天是不見棺材不流淚，要頑抗到底了！我讓你知道什麼是吊半邊豬的味道。」不到十分鐘，劉桂農的一隻手一隻腳被吊在監房內的樑上，學習組長和生產組長把繩子扯緊，劉桂農另一隻腳和手也離了地，疼得他像被殺的豬一樣大叫。才幾分鐘，劉桂農就嚷「我交待，我交待！」那一夜，劉桂農交待的扒竊的金額上升到近一千元，糧票上升到數百斤。
第二天，稽隊長指令他留在監房裏寫交待，他哭喪着臉說：「我不識字」。我被指定替他記錄。後來我才知道，劉桂農根本不是文盲，他假裝不識字是一種不留下親筆招供的手法。我聽他講了一天他的故事，一邊聽一邊記錄。他原來是鄉下一個農民，後來替生產隊出外做生意，學會了偽造提貨單到國營工廠冒領商品。後來又學會了扒竊。兩年前他被判十年徒刑來到三大隊。他勞動十分賣力，從不多說話，受到幹部的信任，還當了生產組長。前年秋季摘棉花季節，他趁棉樹長得最高的時候從棉田裏逃走了。由於他每天摘棉的產量最高，質量最好，還是生產組長，沒有人懷疑他會逃跑，都以為他回監房了。直到天黑時，大家才肯定他已逃跑，但那時也追不上了。他告訴我，他逃跑出去後的半年都是靠扒竊為生。他一件件講他扒竊的過程，其中一件特別使我吃驚。有天他在火車站找「魚」，看到一位年輕的婦女帶着一個大包袱在等火車。他趁機扒了她的錢包。他在廁所里將錢點了一下數，出來時見那婦人已發現丟了錢，正在到處尋找，尤如熱鍋上的螞蟻。他不禁起了惻隱之心，走過去問她出了什麼麻煩。他又假裝幫她找了一陣，然後慷慨「解囊」，將扒來的錢的大部分假裝贈送給她。他假裝與她同路，又在一塊坐了一天火車，到了目的地城市後，他倆已如膠似漆。同居了兩夜後，他們才戀戀不捨地分手。劉桂農奉行「兔子不吃窩邊草」的原則，每次有了很多錢都要回家一趟，送給周圍的朋友熟人不少禮物，所以家鄉的幹部群眾對他都十分好感，他也從未在家鄉出過麻煩。
幾天後，我才體會到劉桂農不但扒竊和逃跑是「做事紮實的老實人」，而且還很有政治手腕。劉桂農被學習組長「吊半邊豬」後不久的一天早晨，稽隊長就在集合出工前把這位學習組長叫出隊列，把他臭罵一通，「你這個反革命分子，人不知自丑，馬不知臉長，以為可以輕易騙取我們的信任，你才當了幾天學習組長，又在反改造了。」接着當場撤銷了他的小組長頭銜。後來一位同犯告訴我，肯定是劉桂農打了他的小報告，說他抱怨肚子吃不飽。這位「反革命」以後再沒有那樣積極批判「同犯」了。而劉桂農還是那樣從不說話，對人仍然十分厚道，但做出來的事卻紮實得很。
（選自楊小凱著《牛鬼蛇神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