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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農場勞改農場

—建新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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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元旦,我們一共三十多犯人就被一位獄吏和一個班的士兵押送到離長沙二三百里的岳陽建新勞改農場。兩個人共戴一付手銬,每人的一隻手銬在銬子的一端。我們背着自己的行李由軍人押着步行半個多小時到達火車站。沿途人們都用好奇和鄙視的目光盯着看這群光頭、瘦削、蒼白和穿着破爛的犯人。那種人格受辱、遭受迫害的感覺真使人傷感不已。特別是那些漂亮的姑娘們用鄙視的目光看我們這些正當戀愛年齡的男人,更使人傷心不已。周圍的人穿着漂亮(儘管與八十年代相比是太單調了),膚色健康。外界的景觀與我們看了近兩年的監房相比真是天堂與地獄的對照,我當時那種對不被社會所容的處境的悲憤感,真是不能用筆墨形容。

我和劉鳳祥共一付手銬。我們被押上普通客車時,劉鳳祥看着同行的犯人,輕聲對我說:「革命死了,革命萬歲!」我記起這是馬克思在「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一文中對法國巴黎公社失敗的一句評論。我心中想,劉鳳祥心目中的文化革命中的造反運動與官方的文化革命是多麼不相同啊。他要把這個造反引向反對毛澤東的路線,而且他對這個「革命」仍寄於深厚的期望。

客車到岳陽後,我們被押到輪船碼頭。等船時,押送我們的士兵閒得無聊,向我們扔石子取樂。他們看着哪個犯人不順眼,就從地上揀起一個石子扔過來,有的正打在犯人的頭上,他們就開心地笑了,並厲聲道:「老實點,別亂動。」所有的犯人都敢怒不敢言。劉鳳祥輕聲對我說:「驕兵必敗」。這是《孫子兵法》上的一句名言。但我感覺到劉鳳祥在說這話時似乎已對武裝鬥爭的可能性給予了肯定的回答。一路上,我都在情不自禁地觀察逃跑的可能性,儘管劉鳳祥向我發表他對逃跑問題的看法後,我已放棄了逃跑的打算。

我們到達建新農場十大隊時,正是春節前的隆冬時節。建新農場是洞庭湖中的一條湖洲,四面都是一望無際的湖水。我們踏上這片湖洲後不久就開始看到零散的勞改犯人,衣服破爛。湖洲上一片荒蕪景象,沒有任何永久性建築。我們三十多人被押解在那荒原上走了十來分鐘,劉鳳祥又在輕聲對我說:「毛澤東在把我們帶向死亡!」我知道他不是在說這次旅行,他是在談政治。他的話音淹沒在沙沙的腳步聲和叮啷的手銬聲中。

我們終於看到了目的地。那是一排臨時用圓木和蘆葦搭起的大棚。大棚里幾乎沒有人,犯人們出工修堤去了。但有少數犯人在棚里,他們背上印着黃色油漆字「勞改」,褲子前膝也印着同樣的大字。一位腳着雨靴,手持木棍的幹部接受了我們這批犯人,他看去目光兇狠,用傲慢和敵意的眼神逐個審視我們。我的第一印象是到了書上所說的「奴隸社會」。人們的穿着、態度、周圍的環境是如此不同於我們曾經生活過的那個社會。

我們到達十大隊時,是第二天上午十點左右。十隊下面分為三個中隊,每個中隊住在一個長約三十米的大工棚里,用粗木頭和蘆葦搭成。裏面用木料做成兩排兩層通鋪,我們被指定了通鋪中的一塊地方作為安宿之處。通鋪中間是犯人的行李、箱子。沒有窗子,光線只能從幾個開着的門中射入。我和周國輝、畢健、劉鳳祥、宋紹文被分在一個組。那天傍晚,我們看到犯人下工回來,荒涼的湖灘上,犯人的隊伍,遠看去像一條灰色的長龍。遠處突然一群野鴨飛起,只聽到撲啦撲啦的聲音,天馬上暗下來,頭上是一片黑壓壓的野鴨,煽翅膀的聲音使對面說話都聽不見。犯人們疲憊不堪,棉衣棉褲上都露出破口,棉花顯露在外面。藍色、灰色的衣服上印滿了勞改字樣。犯人旁邊跟着手執木棍的幹部,一個個神氣兇狠。遠處有個幹部揚手用手中的棍子在敲打一個犯人。

這天夜裏我們才知道,這裏是建新農場的外湖,夏天這裏是一片湖水,冬天水退去成了一片湖洲。這個農場在春天湖水淹沒這片湖洲前修築起大堤,把這片湖洲開墾成八、九、十3個新的大隊,共能容納五六千犯人(一個隊一、二千人)。我們右邊駐着另外九個大隊參加修堤的犯人。全農場的精壯勞力都集中在這裏。

第二天早晨四點半,一截鐵軌做成的「鍾」就被敲響,周圍還是一片黑暗。這是命令犯人起床的鐘聲。工棚里的煤氣燈被點亮了。在那昏暗的燈光下,只見奇形怪狀的人影在晃動。互不相識、操着湖南幾十個縣的不同口音的人在爭搶洗臉水和飯菜。每個中隊由十幾個組組成,每個組二十多人,每天一組有一個人負責到犯人的伙房挑水擔飯。飯用鋁製的盆子放在蒸籠中蒸好,菜用一個大水桶裝着。飯菜從伙房挑回小組後,犯人們各人拿出自備的菜盆,放在地上,讓值日的犯人分配菜。不時從鄰組傳來犯人的菜分得不勻而發生的爭吵。

「娘賣麻匹的!老子今天走狗屎運,又偷到我頭上來了。」一陣叫罵聲從伙房那邊傳來。這叫罵聲混在盆碗的碰撞聲,尖銳刺耳。我問一位老犯人發生了什麼事。一個衡陽腔的聲音說:「天天早上都有『要不得的下家』,在伙房門口趁天黑把剛從伙房發出的籮筐里偷走一缽飯。」

說話間,值班犯人弄來了桶熱水,犯人一涌而上爭搶熱水,我們新犯人動作稍慢點,桶中的熱水已被搶光。我們只好用干毛巾抹臉。周圍響着湖南九十幾個縣的方音,菜盆丟在地上的哐啷聲,叫罵聲,特別是混合着低級草煙味和汗臭的氣味,使我特別難受。我真覺得是到了奴隸社會。劉鳳祥好像看出了我的困惑,輕聲對我說:「你以前沒在社會下層生活過,一九五九年的大躍進運動中,整個中國的農村社會都是這個樣子,甚至更糟糕。」他的話提醒了我,我只會將我過去生活的那個優裕的上層社會與勞改隊比較,卻不會將中國其它社會角落與勞改隊比較。

天亮之前,犯人們就都已吃好飯,排成長長的隊伍上堤了。我們開始勞動後天才蒙蒙亮,一望無際的湖灘上在這隆冬已看不到一點水。遙遠的湖水對面據說就是洞庭湖的對岸,我們可以依稀看見對面圍湖堤壩的影子。頭上不時響起大雁和野鴨的淒涼叫聲。我們的工作是用簸箕將泥土從一百米外的地方肩挑到新劃好的堤基,隨堤的升高,向堤腳移近取土處。每把堤面抬高一米左右,就用履帶拖拉機壓一遍。每個中隊的小組分成甲、乙、丙三個等級,甲等組平均每人每天要挑運四個土方,乙等組每天的定額是三立方米,丙等組是老弱組,平均每天要完成二方。我們因為剛從看守所出來,體質虛弱,被分配在丙等組。

這個中隊的一個矮個帶班的幹部,拄着木棍老站在我們這幾個新犯人旁邊。他認出劉鳳祥和幾位右派,看來看去,然後問劉鳳祥:「你這是二進宮吧?」他的目光陰森,語氣冰冷而得意,使人不由得毛骨悚然。我猜劉鳳祥、陳三才等右派一九五七年勞教時,大概就曾經在這位幹部的管制下。據劉鳳祥告訴我,一九五七年公檢法對右派是公事公辦,沒有很多個人的利害衝突,但是文化革命中很多右派都參加了造反派,與公檢法發生過正面衝突,特別一九六七年夏天保守派失勢,造反派得勢時,右派中不少人找公檢法「算過賬」,批判他們並要求他們為右派平反。因此公檢法與右派在文革中結成世仇。很多人對對方有直接的個人仇恨。

劉鳳祥是個殘廢人,右手齊根沒有了。這個帶班幹部向他怒喝道:「不要像指路牌一樣站在那裏,給我去挑土!」劉鳳祥搖搖空洞的右袖管,表示無法服從他的命令。這個幹部走過來揚起手中的木棍就朝劉鳳祥劈頭打下來。劉鳳祥用左手護着頭仍然一動不動。這個幹部命令旁邊一位犯人用鋤頭裝滿一擔土,然後親自動手,將這擔土往劉鳳祥肩上放。劉鳳祥讓他將扁擔放在他肩上,然後順勢讓扁擔從肩上滑下來。周圍是生荒土地的氣息,人與人的關係是如此野蠻殘酷,頭上是荒涼的大雁叫聲,使人真像回到了遠古秦始皇修長城的年代。在劉鳳祥的堅決拒絕下,幹部終於讓步了,命令他「滾」去修理破爛簸箕。

完不成任務的小組被處罰加班到天黑。在這種懲罰的威脅下,所有犯人都努力爭取提早完成任務,很多組都在下午四點鐘左右完成任務回工棚去了。回工棚的路上,我才看清了這片湖洲。地上(夏天是湖底)是一片絲茅草,犯人的足跡踏出兩條土路。我已把老劉視為可敬的導師,我們在回工棚的路上,他教我分析中國的經濟形勢。「社會主義制度的優點主要在大型工業全套設備的投資建設方面,所以你看這類經濟時,首先要看大型工業項目完成的情況。第一個五年計劃,一百五十六項主要工業項目按期建成投產,這就很快打下了基礎。一九五八年後,大量工業工程項目半途而廢,不能完工投產,這就造成了很大的危機。」我們每天能看到一兩天前的湖南日報,報紙上當局的政策宣傳往往成為劉鳳祥攻擊的目標。

那天的報紙正在鼓吹工程建設中要「土法上馬,邊設計,邊建設,邊生產,反對『大、洋、全』」。老劉(我那時這樣稱呼他)就告訴我,「毛澤東的這種政策使很多工程設計質量差,施工後發現必須重新設計、返工。技術設備也非常落後,規模小,成本高,浪費很多人力物力。」他極力批評毛澤東當時所鼓吹的各省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每省甚至每縣都自己建造供應本地的化肥廠、鋼鐵廠、機械廠。他說:「蘇聯計劃經濟的長處之一就是全面計劃區域的專業化,設計一些大規模的專業化定點企業,向全國供應專業化產品,毛澤東的這種政策完全是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思想。」

那天晚上,全大隊召開批判逃跑犯的大會。一個前兩天逃跑被抓回的犯人戴着腳鐐受批判。那次會後我才知道,這裏平均每周都有人逃跑,偶爾也有成功地逃走的人。大多數被抓回的逃犯都被戴上腳鐐,仍被強迫勞動。我這才明白,早上的嘈雜聲中那熱鬧的叮啷聲是逃犯腳上的鐵鐐聲。

第二天下午,我們正在挑土。一排排挑着盛滿泥土的簸箕的犯人從一條臨時修成的土路上往堤上爬,肩上挑着空簸箕的犯人從土路兩側走回盛土的地方。用鋤頭將土裝進簸箕是較輕鬆的工作,犯人們輪流做這個工作。忽然遠處響起銅鑼聲,我抬眼望去,一個被五花大綁的犯人背上插着一個長牌子,牌子上寫着「逃跑犯XXX」。一個幹部和另一個值班犯人牽着他敲着鑼在大堤上遊行。周圍的犯人小聲說,「又是一個背時鬼」。我們的小組長說:「他是中午回伙房挑飯時逃跑的。」我們中飯在大堤上吃,寒風刺骨的露天裏吃中飯,真不是滋味。但中午回伙房挑飯的犯人卻多了一個逃跑的機會。

這天收工回工棚的路上,劉鳳祥告訴我,一九五七年赫魯曉夫「社會主義民主化」的風颳到中國時,勞改、勞教農場開始取削剃光頭、在犯人衣服上寫「勞改」字樣的做法,犯人開始有每月兩元零用錢。文革中兩元零用錢被減到一元五角,剃光頭、寫「勞改」字和打人的做法又恢復了。我說,怪不得有些老犯人都說文革前劉少奇當政時,勞改犯人的日子好過得多。那是一位原來是漁業專家的老犯人對我說的,文革前他去勞改隊,仍在干他的漁業專行,管理幾個大魚池,文革後他也被送來干修堤的苦力活。老劉不以為然道:「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是左得可愛的人物。他們那時號召每個共產黨做黨的馴服工具,那種窒息人的創造性的味道,甚至不如文革中毛澤東鼓勵人們造反的意識形態。只不過毛澤東文革中做的壞事比劉少奇更多,所以人們兩害擇其輕,大家現代都同情劉少奇。」

老劉的這段話令我十分吃驚,因為他所有對毛澤東的批評都像是對劉少奇觀點的間接支持,他也曾表現出對周恩來、鄧小平的好感。然而我那天才發覺,他對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的好感卻是有極大保留的(「兩害擇其輕」)。

那天我們剛回到工棚,值班犯人就把劉鳳祥叫去,說幹部找他有事。晚飯時,劉鳳祥帶着一大包東西回到工棚。坐在我們那個通鋪的角落,他把他的妻子張鐵軍帶給他的一些罐頭食品拿出來與我們這幾個「省無聯」案子的朋友分享。那天晚上,老劉給我講了他的妻子的故事。

劉鳳祥是在國民黨時代受的高等教育。共產黨軍隊打敗國民黨軍隊後,接管大片國民黨區的政權需要很多知識分子,共產黨採取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政策。很多青年學生參加共產黨,馬上做了縣長、局長。劉鳳祥就在那時參加了共產黨,一九五零年才二十來歲就當上了瀏陽縣縣長,當地建設報的總編輯。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後在工廠勞動教養,一次工傷事故中右肢被機器截斷。在醫院治療時,為他治病的女醫生張鐵軍被劉鳳祥在治療中表現的剛強堅毅的男子漢氣所吸引。張鐵軍完全接受了劉鳳祥的政治觀點,為他追求真理的勇氣和智慧所感動。文化革命開始後,張鐵軍被當權派打成黑鬼,受到批判。她一度喪失人身自由。劉鳳祥支持張鐵軍的同事上北京告狀。這位同事在北京將張鐵軍的申訴材料交給中央文革。

這些材料被轉到陳伯達(當時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手中,陳伯達當時正執行毛澤東的新政策,支持被當權派打成反革命的群眾起來造反。陳伯達親自在張鐵軍的申訴材料上批示要求地方官僚為她平反。這個批示給長沙被當權派打成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工人很大鼓舞。張鐵軍恢復自由後,成了劉鳳祥政治活動的助手。劉鳳祥組織右派鬧事翻案和鼓動造反派反對當局的活動被公檢法注意後,劉鳳祥告訴張鐵軍他隨時可能被拘留。張鐵軍馬上要求劉鳳祥與她辦理結婚登記,否則,劉鳳祥入獄後,她無法與他合法地保持聯絡。他們就在劉鳳祥被拘留前夕結了婚。劉鳳祥被拘留在公安廳看守所的近兩年中,張鐵軍以妻子的身份每月送東西和通訊。一聽說劉鳳祥被判刑,她就搬到離勞改農場較近的劉鳳祥的母親家,並買了大批物資,趕到建新農場來看他。

聽了她的故事,我不由得想起宋紹文和很多人的妻子一聽到丈夫判刑的消息馬上離婚的故事。如果妻子不離婚,子女不與「反革命父親」劃清界限,他們就會受到當局和社會的政治歧視,找工作、升學都會受到負面的影響。劉鳳祥妻子的故事成了犯人中的珍世奇聞,尤其在政治犯人中,她成了一位備受崇敬的聖人。

劉鳳祥還告訴我,他告訴張鐵軍「楊曦光與我們在一塊」,張鐵軍聽了後很高興,要他向我問好。從劉鳳祥告訴我這個消息的話語,我感覺到,他很喜歡我,他把我當成一位在我們這代人中有影響有思想的政治人物來看待。每天晚上,我都累得不想干任何事。據劉鳳祥說,勞改隊的幹部最喜歡用沉重的勞動來折磨犯人,這樣政治犯就再沒有精力來想政治問題。所以每年冬天農閒季節,他們都要找類似修堤的工作來讓犯人做。但是,我在十隊的一個月卻和劉鳳祥討論了不少政治問題,我們的討論大多是在收工和出工的路上。老劉告訴我,我們很快就會分手,農場當局不會讓這些同案的政治犯在一個大隊,那一定是當局有意安插了特務在其中,好利用同案犯之間的交流收集他們需要的情報。文化革命使勞改的管理比以前混亂,所以我們這些同案犯才有機會平安地在一塊呆一兩個月。

正如劉鳳祥所料,一個月後,我被調到內湖三大隊去了。其他「省無聯」一案的犯人也先後被分散到各個大隊。周國輝去了一大隊,畢健去了五大隊,劉鳳祥仍在十大隊。

三月份,建新農場開了一次宣判大會,是在三大隊附近的大堤的閘口上開的。這個閘口是經常宣判處死在勞改隊繼續反抗的犯人的地方。那個宣判大會上,幹部們宣佈中共「一打三反」運動的決定,要「嚴厲打擊反革命活動,反對貪污、盜竊和其他刑事犯罪活動」。林彪下令殺一批反革命,林彪的「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的指示也被當作標語貼在會場上。那次宣判大會當場槍殺了五個犯人,其中有多次逃跑的犯人,有在勞改隊繼續攻擊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政治犯。政治犯看到這幾個案例都恐怖萬分,因為被處死的罪名都是針對思想言論,而非任何具體行動。

四月初的一個晴朗的早晨,我被幹部叫出去。兩個軍人在三大隊的辦公室等我,他們自稱是省革命委員會人保組的人,要把我押回長沙,因為「一打三反運動」需要重新調查「省無聯」的「罪行」。我感覺到這次運動是針對各種當局的政敵的,我這次回去「凶多吉少」。

我們坐船來到岳陽,在岳陽停留了一個晚上。我被關進岳陽市公安局看守所。從船碼頭到看守所的路上,我就看到街上貼滿了強烈要求當局鎮壓「民憤極大的反革命分子」的標語。突然我看清了標語上列有這樣幾個「反革命分子」的名字「雷特超、劉鳳祥」。我不由得大吃一驚,我知道雷特超是和劉鳳祥一塊被打成右派的原省公安廳的一個幹部,他們一塊勞改,又一塊在文革中被逮捕。

我懷着緊張和充滿疑問的心情進了岳陽市看守所,我急切希望知道劉鳳祥出了什麼事。我被關進一個四五米長,三米寬的房子,擠着三十多人,地板上夜裏鋪滿了床墊,人們躺下後,再沒有插足之處。很多人是剛被判處徒刑等待押送到監獄或勞改隊去。一個滿臉沮喪和憤憤不滿的青年告訴我,這次大規模鎮壓是保守派與軍人聯合起來向造反派的報復。他是個拖平板車的工人,家庭出身不好,文化革命中造了街道派出所的反,因為派出所總是歧視他的家庭。這次一打三反運動,這些共產黨的骨幹(他們文革都是保守派)興高采烈,一夜之間就把他「攻擊誣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罪行」的材料整好,與公安局軍管會一起一天之內完成了逮捕判刑的整個程序。他被判處二十年徒刑。保守派抓人判刑效率之高,速度之快,令人難以置信。

他告訴我,批准殺人的權力已從中央最高法院下放到省級公檢法軍管會和人保組,很多人已被處死,很多文革中的造反派都被判了十幾、二十年的重刑。

我聽到那些消息,發覺自己正在經歷一次重要的政變,有點像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清洗所有激進派一樣。看樣子毛澤東和林彪已從支持造反派轉為支持保守派,徹底鎮壓造反的市民了。我向周圍的人打聽雷特超、劉鳳祥的情況。一位中年人告訴我,雷特超、劉鳳祥等四人已被以組織反革命組織的罪名被執行死刑。我忙問判決書有什麼內容。有人告訴我,佈告上說雷特超、劉鳳祥為首組織反革命組織「中國勞動黨」,煽動上山為匪,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這對我無異於聽到一聲晴天霹靂,一陣悲痛從我心中湧起,我問蒼天,為什麼這麼優秀的政治家,這么正直的人卻被殘酷地殺害?最可悲的是,當局像是在干一件暗殺的勾當,絕大多數人不知道劉鳳祥的政治觀點,甚至不知道他是誰。

另一件使我震驚的事是,我和劉鳳祥在一塊相處時,我從未聽到他講過「中國勞動黨」,但我又隱約感到我們之間有種強烈的衝動,總考慮地下反對政黨的可能性。但我從他嘴中得到的信息是衝突的,有時他看上去已在考慮地下政黨活動的現實性,但有時他又對這種政黨活動的可行性持完全否定的看法。記得有次他告訴我,共產黨的組織可以利用人類更迭來消滅政敵在歷史上的痕跡。例如,即使在國共兩黨衝突中是共產黨無理,但對國民黨從不了解的年輕人從小就根本沒有國民黨的教育,年輕一輩長大後,他們之間的人事關係就根本沒有國民黨的根基了。同樣的道理,即使右派一九五七年是百分之百正確的,但是新起的一代從小受反右派的教育,將來他們也可能完全否定右派。所以將來政治變動的希望完全是在共產黨上層內部的衝突。從劉鳳祥這些觀點,我不能判斷究竟是他早已從事政黨活動,只是瞞着我,還是對他的判決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政治迫害。如果是前一種情形,我和劉鳳祥相處的兩個月中,我已開始捲入這個「中國勞動黨」的活動,說不定劉鳳祥正在把我發展為這個反對黨的成員。我感到一種接觸到一個可怕的殺頭罪的邊緣的緊張和恐懼。我下定決心,在後半生中,我一定要搞清劉鳳祥被殺這件事的真相。

但是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劉鳳祥像張九龍(他也是在這個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殺的)一樣,是他們那一代右派知識分子的精華和最傑出的代表人物。他們代表了這一代人中積極反抗共產黨政治迫害的努力,他們的死給這種積極的努力打了個句號。他們失敗了,但他們是現代中國歷史的一頁,他們不能消失在黑暗中。

另一個我腦中的疑問是,如果劉鳳祥真的組織了地下政黨,那是誰出賣的劉鳳祥?這個問題自然與劉鳳祥講過多次的共產黨政權下地下政黨發展的可行性問題有關。

我看到和聽到至少有數百件被共產黨判處死刑的反革命組織(地下政黨)案件,但劉鳳祥案件是我最靠近,幾乎是捲入其中的一個,我愛劉鳳祥,把他當成我的父、兄。

那天夜裏,我徹夜難眠,淚珠在眼睛裏滾動。我想起我的哥哥、我的舅舅、我的父親、母親。我哥哥與劉鳳祥同時被打成右派,他是因為與一個大資本家的女兒戀愛,受到共產黨組織的干涉。他那時是位共青團員,而共青團員在五十年代戀愛是要團組織批准的。他所在的天津醫學院的黨組織不准他與資本家的女兒戀愛,因此他在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中貼了張大字報,說共產黨社會沒有戀愛自由。自然他很快成了右派。我的舅舅與劉鳳祥一樣,曾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與劉鳳祥同時被劃為右派。他與劉鳳祥曾一起勞教。一九六一年,他勞教期滿後曾來過我家。當時他與我母親談到一九五九年,一口咬定共產黨一九五九年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我想到我父親,一九五七年曾反對我舅舅的觀點,五九年他自己也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反對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那時我媽媽勸我父親改變觀點,但到了一九六二年,我母親已經完全贊同我父親的觀點,認為共產黨一九五九年犯了左傾的錯誤。到了文革,我母親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遭到批判。國家的情況卻一天比一天糟糕。想起劉鳳祥那句話:「毛澤東把我們帶向死亡!」這真是我當時心情的寫照。更重要的是,劉鳳祥讓我理解了我母親、我父親、我舅舅和我哥哥。也使我理解了自己在文革中造反與他們遭殃的關係。劉鳳祥在我心目中真是聯接這幾代人的一個關鍵人物。

我在去長沙的火車上禁不住地想劉鳳祥,我不敢想像他臨死前是怎樣面對共產黨的槍口的,我不敢想像他的母親,他的愛妻張鐵軍是怎樣收埋他的屍體的。

一到長沙,一輛吉普車把我押到長沙東北郊火車北站附近的六棟里,那是省公安廳看守所,國民黨時代的模範監獄。旁邊有一個勞改工廠——新生綢廠,專門紡織綢布和印刷糧票。我在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時期,因為支持「湘江風雷」,被關押在這裏一個多月。這次「二進宮」,我心中特別淒涼。

我到達六棟里後的第三天,省人保組專案組的陳苓梅和其他兩個幹部提審我。陳苓梅厲聲對我說,「這次把你叫回來,是讓你交代問題,徹底交代你們一夥在文革中的罪行。你知道劉鳳祥吧?他是操縱『省無聯』的反革命黑手,我們把他殺了!」他特別加重了「殺了」這兩個字的語氣。

我看着他那殺氣騰騰的臉神,感到一種極端的仇恨。我在心裏說,「就是你殺了他!如果這個世界還有正義,還有真理,總有一天,你會為此受到審判的!」蒼天似乎有眼,幾年後,陳苓梅,這個「省無聯」專案組的主要負責人不等正義來審判他,就得癌症,在痛苦中死去了。我是從周國輝那裏聽到這個消息的。那天我們在建新農場三大隊的外湖相遇,他在一大隊勞改。我們匆匆交換了各自知道的一些新消息,在刺骨的寒風中交換了圍巾留作紀念。

(選自楊小凱著《牛鬼蛇神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88年)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牛鬼蛇神錄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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