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失歷史機遇
文革後，大批中共老幹部官復原位——「胡漢三回來了」！出生入死二、三十年，竟成「革命敵人」，被老毛送入監獄、牛棚，這口氣怎麼順？當然對毛深深含恨。一九八二年筆者供職浙江省政協，親聆一位「三五支隊」老幹部抱怨：「剛從牛棚出來時，對毛主席是有點怨的。後來想想劉少奇都死了，這才慢慢算了。」當年黨內「重評毛澤東」聲浪甚大。按說，無論政治形勢還是撥亂反正客觀需要，都是做毛澤東《秘密報告》的最佳期。
八〇年秋四千中共高幹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縱論毛澤東功過。有人指毛「封建主義打底，馬列主義罩面」，「臨終時沒一個戰友在面前，孤零零死在深宮，莫大悲劇。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後也認識到不需要他了。」副總理方毅：「歷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數他，連朱元璋也不如他。」但這種聲音不佔主導。胡喬木「絕不允許別人對毛澤東表現不敬和尖銳批評。遇見這種情況，他會大動肝火，堅決起而捍衛」。胡讀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憤曰：『這是分裂黨中央』。他也是較早公開提出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異議的人。」胡喬木發表文章維護「以階級鬥爭為綱」。胡很清楚：只有沿續毛的邏輯，才能保住毛的地位。鄧小平支持了胡喬木，白白錯過「解凍」期最應進行的一項政治工程，「重新評毛」成為懸盪至今的歷史遺留問題。
當然，老毛連着中共合法性，否定毛澤東對中共會有一定政治風險。但人家蘇共做《秘密報告》也有同樣政治風險（甚至更大），赫魯曉夫怎麼就做了？實踐證明，《秘密報告》的政治風險不大，不僅蘇共政權未失穩，還為蘇聯轉回歷史理性作出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秘密報告》名垂青史——國際共運由盛轉衰的標誌性拐點。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死，五六年二月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八〇年四千人縱論毛澤東，不僅未作毛的《秘密報告》，還整出「三七開」。這裏，除了維護毛澤東就是維護中共這一「司馬昭之心」，鄧小平、胡喬木等人的思想境界、認識能力、人文層次，好像距離赫魯曉夫與蘇共政治局也差一大截。
《秘密報告》背後
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二十大」，大會結束前，赫魯曉夫想揭斯大林的蓋子——
斯大林的政策仍在執行⋯⋯沒有人想到要為那些蒙着人民敵人的罪名而死去的人們恢復名譽，或者想到從集中營里釋放囚犯。這些囚犯大多數仍被關在那裏，直到黨的二十大，即斯大林死去的三年以後！三年來，我們沒有能同過去決裂，沒有能鼓起勇氣和決心來揭開幕布看一下⋯⋯一直保密着不讓我們知道究竟是些什麼東西。我們好像被斯大林領導下我們自己的所作所為束縛住了，甚至在他去世以後還不能擺脫他的統治。
大會將要結束，也將通過一些決議，所有這一切都是形式上的事情。可是往後又是什麼呢？幾十萬被槍斃的人仍將使我們的良心不安，這些人包括第十七次黨代大會（一九三四年）上選入中央委員會的三分之二的委員。當時在政治上活躍的黨員幾乎全部不是被槍決了，就是被鎮壓了。
大會休息期間，赫魯曉夫向蘇共政治局提出得揭一下斯大林問題，以便將近百萬集中營政治犯放出來。赫魯曉夫的提議遭到伏洛希羅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的強烈反對。伏洛希羅夫：（人們）於是手指就要直接指向我們。對斯大林領導下我們這些人自己充當的角色，我們又將能說些什麼呢？
莫洛托夫認為將遭到全黨對主席團的憤怒：你可知道將會帶來什麼後果？誰要我們這樣做的？誰說我們應該告訴代表大會這些事情？
此時，古拉格制度餘熱正熾，勞改營還關押着七十八萬一千六百三十人，監獄囚犯十五萬九千二百五十人。犯人無通信自由，家人不知生死。一九五六年底還有政治犯被槍決。
米高揚抱怨赫魯曉夫將《秘密報告》所有功勞據己，拒絕「與任何人分享這一榮耀」，他曾敦促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無論如何，赫魯曉夫作了《秘密報告》，並為兩千萬人平反（包括死者）。一個行動勝過一打綱領，邁出實質性的一步，至少讓「國家主人」享有一點知情權，惠及兩千萬受冤者及其家庭。相比之下，毛澤東至今殭屍在堂，大饑荒餓死四千萬、文革死了兩千萬整了一億人（葉劍英語），還能保持「三七開」，這還沒算反右、文革對國家的「歷史反作用」。為了一時維穩的「三七開」，照顧當時部分高幹的「階級感情」，代價巨大。中共如今扛着毛旗搞改革，打着毛旗幟反對毛思想，既累又悖，還得支付政治誠信的代價。
赫魯曉夫的人性
赫魯曉夫之所以能右拐，歸根到底，行為出於認識，赫魯曉夫的黨性中似乎保留了一點人性，價值順序未被徹底顛倒。一九六〇年，赫魯曉夫認識到——
現在我們應該懂得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教導不能單靠課堂、報紙和政治大會硬灌到人們的腦子裏去。以蘇維埃政權名義所進行的鼓動和宣傳也應該在飯店和食堂里進行。如果我國人民最終接受我們的制度和拒絕資本主義，他們就必須能用自己的工資買到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出來的優質商品。當然，在這一點上中國人一定會和我有不同意見。⋯⋯中國人開始嘲罵和叫嚷，說我們犯了「經濟主義」的罪過。毛說我們應當反對物質刺激，並以革命思想來激勵我們的人民。但是你不能用思想來燒湯。
這一認識成為赫魯曉夫推動「解凍」的價值起點。承不承認現實、認不認可經濟檢驗政治，這一關鍵點上，赫魯曉夫的哲學水準確實高於毛澤東，或者說他多少還有一點「為人民服務」的意識，不像毛澤東口頭上「為人民服務」，實則「人民為我服務」，硬將萬惡文革堅持到死。老毛嘲罵人家蘇修「經濟主義」、「物質刺激」，我們知青一代親歷親聆，今天還能提還能看嗎？
赫魯曉夫有一段自評，也是其黑白墓碑的出處：
我死後，他們會把我的所作所為擺上天平——一邊是邪惡，另一邊是正義。我希望好的方面會超過壞的方面。
就自知之明，赫魯曉夫明顯高於毛澤東，好像也高於鄧小平。
蘇共政治局整體人文層次也高於中共，調查出一九三五∼四〇年逮捕一百九十二萬零六百三十五人、槍決六十八萬八千五百零三人，所有罪行均為捏造，是斯大林批准的嚴刑逼供的結果，當時所有政治局成員都知道對犯人的折磨。米高揚記載：事實如此觸目驚心，當念到某些特別困難的事情時，波斯彼諾夫的聲音都顫抖了，其中一次他再也念不下去，禁不住抽泣起來。
一位速記員在記錄《秘密報告》內容時，也「禁不住痛哭流涕」。
一九九六年，戈爾巴喬夫稱頌赫魯曉夫為《秘密報告》承擔的「巨大政治風險」與「政治勇氣」，「畢竟是個有良知的人」。
巨大後遺症
鄧小平之所以沒作毛的《秘密報告》，除了此前對毛承諾「永不翻案」的心理障礙，根源還是哲學水準、政治勇氣。「永不翻案」只是對毛一人負責，公開毛的罪惡則是對國家對歷史負責。鄧氏經濟改革盡棄毛魂，步子遠遠大於赫魯曉夫，卻在政治上錯失中國《秘密報告》歷史良機，實在很為「總設計師」可惜，更為國家可惜。
鄧小平的「黑貓白貓」與赫魯曉夫的「不能用思想燒湯」，內涵類同，價值一致，兩人歷史境遇亦大致相同。赫魯曉夫雖公開否定斯大林，卻堅持馬列主義公有制。鄧小平則掛幌「不爭論」——敢做不敢說，打着紅旗反紅旗，全面恢復私有制。但對毛的這筆政治欠賬，已使國家支付實質性「利息」。薄熙來重慶「唱紅」，所依所託就是尚未祛魅的「毛澤東思想」。更可怕的是，老毛的「造反有理」說不定會再次成為弱勢工農的理論武器。「毛時代大家差不多」，是當今毛左最有號召力的煽動語。
後人評史
政聲人去後。世紀之交俄羅斯民調：俄人對二十世紀兩個時期給予積極評價：尼古拉二世、赫魯曉夫。九八年民測十八∼二十九歲俄國青年，評價二十世紀俄國領導人，列寧、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都被認為「弊大於利」，惟一給予積極評價的是尼古拉二世，其後為利弊對半的赫魯曉夫。
如果大陸也搞同類青年民測，說不定會跟俄青年差不多：恭親王第一、蔣介石第二⋯⋯歷史總是一再讓善良的人們大吃一驚！
《爭鳴》2016年10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