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因為戰亂，也不是因為饑荒，而是因為一頂鐵冠加身，一系列莫須有的罪名，我便經歷了三年逃亡生活。
1960年夏天，我從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由於始終做不出令人信服的悔罪狀，仍然是「帶帽右派」。結果，被發配到「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的貴州，在農學院圖書館當了一名圖書出納員。我是調干生，上大學之前就結了婚，愛人在山東濰坊鋼鐵廠工作。有一天，市委組織部一位部長，到她的廠里視察，見她帶着兩個孩子，生活困難很大，而丈夫遠在八千里外的貴州。這位好心的部長，認為剛畢業的大學生是人才，而且不會有什麼歷史問題，沒有調閱檔案，便一紙調令，將我調回在山東濰坊。此前因為愛人老實心窄，我落難的事，一直沒敢告訴她。回到濰坊後，才知道調回了個右派。愛人啼哭，組織部後悔，手捧刺蝟沒處擱，便讓我到發動機廠幹了車間統計員。我當年幹過會計，算盤打得溜熟，工作完成的自然十分漂亮，工人對我也滿有禮貌，不少人甚至稱我「老師」。由於不會向頂頭上司低聲下氣，更不知道送禮聯絡感情，不到一年，便被趕出辦公室，攆到裝配車間當了搬運工。
裝配車間的頭頭，並沒有歧視我，反而把我這個大學生真的當成了「人才」，放心地讓我搞宣傳。每天下了班，我便忙着寫黑板報，寫標語，編文藝節目，畫壁畫，常常忙到七八點鐘才回家。甚至登上腳手架，畫過兩丈高的偉大領袖像。我就地取材以技術革新為主題，編寫了一出三場呂劇《迎春曲》，自編自導自己伴奏，正式演出獲得好評，給車間爭得了榮譽。滿以為不分黑白、班上班下地忙活，能得到個「確實改惡向善」的好評，早日摘掉鐵冠，給老婆孩子減少一點精神壓力。四清工作隊進了場，仍然讓我做宣傳工作。直到「清組織」，才讓工人與我劃清界限，從此被冷到一邊兒。
不料，「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來，我這個十三歲當兒童團長，十四歲參加革命、剛剛三十四歲的「老右派」，頓時陷入了滅頂之災。抄家，掛牌，敲鑼游廠，坐噴氣式，成了家常便飯。緊接着又成了「右派翻案集團」的成員，隔離審查，逼迫交出黑後台。
原來，六十年代初，市委統戰部曾組織全市右派集訓，勉勵加速改造，爭取早日回到人民隊伍。文革初期，有幾個人率先要求平反冤案。結果，參加集訓的老右，統統成了翻案集團的「成員」。其實，自從集訓結束後，從未與帶頭「翻案」的人見過面，但無人相信。有口難辯，晝夜逼供，一關就是三十三天。不久，又落入了另一個更加可怕的旋渦——「叛國投修集團」！
鑄造車間有一個姓丁的部隊轉業幹部，因為「男女關係」問題，曾被勞教三年。牛棚開張，他自然成了其中的成員。有一天，他跟我一起搬運時，偷偷問我：「喂，如果不想被整死，敢不敢走人？」我愣在那裏，心怦怦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革命風暴席捲全國——往哪裏走？」
「蘇聯。我在部隊開過車，技術很過硬。到了邊境一帶，偷一輛汽車，保證可以衝過去。」
「那些邊防軍是幹什麼的？沒聽說，前幾天遊街的犯人中，就有一個投修未遂的，判了死刑嗎？那豈不是自取滅亡！老兄別想入非非了。」我無比恐懼地拒絕了他。
兩年後的一天，他在廢鐵場碰到我，開玩笑地問：「老右，最近挨鬥了沒有？」我高聲答道：「平安無事。」孰料，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我倆的對話，被不遠處的一個青年聽了去。一個小時後，我就被關進了黑屋子。立刻被解去褲帶、鞋帶，三班人輪流看守。專案組白天審問，夜間「加溫」。逼着交代「新犯下的罪行」。自從落入右網，我雖然心下不服，卻一直強迫自己認罪，拼命勞動，努力改造自己。見到年輕工人破壞公物，我都是好言勸解，哪裏來的「新罪行」？頑固對抗就「加溫」。不僅拳腳交加，甚至揮起了鐵棍。幾天下來，已是腿不能走，腰不敢直，耳朵被撕破，右眼差點被一個叫李加明的看守戳瞎，左腿膝蓋被他用鐵棍打傷……可是，他們急於報捷的戰果，始終沒得到。於是花樣翻新——「熬鷹」。三天三夜不准睡覺。逼着一刻不停地高聲朗讀《毛選》。讀着，讀着，我便傳出呼嚕聲。一頓劈頭蓋臉地「醒腦」後，還要繼續讀下去。
直到這時，我仍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什麼「新罪行」。一天，專案組來了新花樣：逼迫交待最近與外車間什麼人交談過。我立即想到了與在鑄工車間勞動的丁毅，曾經說過一句「平安無事」的話。話剛出口，我從打手們的臉色上看出，口供說到了點子上。方才意識到，是那個聽到我們談話的積極分子向上面作了匯報。那年月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們認定那是在「訂立攻守同盟」！儘管如此，一連幾天，我仍然不想交代兩年前丁毅說過想外逃的事。反覆強調「平安無事」之類的問答，是黑五類經常的用語。但從他們有針對性的誘供中，我知道丁毅已經「繳械投降」了。從心裏埋怨丁毅軟弱，一個人的一閃念，已經過去了兩三年，有什麼罪行可言？幹麼要交代？既然「頑固到底」已經沒有意義，我只得交代了當年他的談話。但強調，而且已經兩年多了，他一直在老老實實地幹活，足以證明那不過是他一時糊塗，不是成熟的思考。打手們如獲至寶，立即命我寫下「口供」。從此只看押，不再刑罰。一個月後，把我從黑屋子放出來，回到車間勞動，但仍然不准回家。直到這時，我才知道，自己成了「叛國投修集團要犯」。這案子，成了轟動全市的大案要案。而「主犯」丁毅關押不到三天，不僅交代了「罪行」，一個在勞教所「鍛煉」過三年，一米八五的大漢，竟然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在看守的眼皮子底下，在廁所里揀到一塊破燈泡小玻璃片，悄然割斷了股動脈。等到決定送醫院搶救，已經晚了，他死在去醫院的路上。
直到整整過去了二百一十八天，才准許我回家。此時，「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鬥走資派」、「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等劇烈鬥爭，已成強弩之末，但我個人的災難，依然漫無盡期。遵照各種「勒令」，我要擔任清砂，搬運，以及整個車間的環境衛生。這是三四個人的工作量，一個人累死也難以完成。更可怕的是，裝配車間成立了一個五人戰鬥隊，專門負責對我一個人搞專政。在宋鳳慶的指揮下，領頭的蔣恩貞。個大額頭上長着兩隻小黑眼珠的退伍戰士，階級鬥爭嗅覺之高，堪稱一絕。在他的帶領和教導下，專政班子裏出現了兩名干將：一個是名叫於在義的技校畢業生，走路歪歪斜斜得了個外號「於瘸」；他並不吸煙，卻借來煙袋，我在低頭彎腰時，燙我的脖子。另一個是當兵不到二年就「光榮退伍」，時下正積極追求一個幹部女兒的胡家同。他不僅整天像防賊一樣，盯着我的一舉一動，而且動不動就打出手。為了表現他們的階級覺悟，除了三天一小鬥，五天一大斗，更把繁重的體力勞動當作懲罰的手段。
我的身體已經壞到了極點：下肢浮腫，左臂麻木，左腿腫脹，右眼視力模糊，腰椎間盤膨出……幾乎徹底喪失了勞動能力。但他們每天分配給的任務，卻是幾個棒勞力才能完成的。萬般無奈，我徑直去市革委政治部上訪。一位姓郭的解放軍營長，不但沒有厲言疾色訓斥，反倒勸我「沉住氣，想開些」。不料，一回到廠里，便被揪上了批鬥會。一根細鐵絲吊着二十多斤重的大木板，在我的「頭銜」之上，再加上「反動透頂」四個大字，用紅筆打上叉叉，掛上了我的脖子。質問我為什麼要去市革委誣告革命群眾？不一會兒，鐵絲就陷入腫起來的肌肉里。我忍無可忍，瞪着雙眼大喊：「你們搞人身摧殘，那就來吧——我什麼也不回答。」「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XXX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之類口號震天響，直到脖子滲出血，批判會方才「勝利收兵」！
萬般無奈，三天後，我又去了市公安局信訪處。接訪人是一位姓譚的科長。我自報家門後，小心翼翼地說道：「為了加速思想改造，自願請求去勞教所改造。」「什麼？你想到勞教所去？新鮮！我幹了這麼多年的公安，還第一次聽到，有人自己要求去那地方的吶！」他的颳得錚青的下巴高翹着：「哼，你認為勞教所是賓館、養老院，誰想去就能去？告訴你，那地方，想去的去不了，不想去的還非去不可！你再這樣瞎胡鬧，那就不是進勞教所的問題！」「同志，我不是瞎胡鬧，我是誠心誠意為了加速改造。因為在廠里實在是……」「呸！誰是你的同志？滾回去，不然，我叫武裝把你押送回廠！」
我急忙溜出公安局回到工廠。出乎意料的是，居然沒有再犯「誣告革命群眾」的新罪行。大概那位科長因為工作太忙，忘記向廠里反映我的「瞎胡鬧」。
望盡天崖路，絲毫看不到解脫的希望。難道剛剛步入四十歲的門檻，便去見閻王爺？我深深陷入痛苦迷惘之中。
正在這時，廠里發生了一件事。一個侯姓的摘帽右派，被「重新戴上帽子，開除廠籍，押送農村，管制勞動」。這給了我極大的啟發：步侯某的後塵，不就是一條活路嗎？對，豁出二十七年工齡不要，回老家當農民去！我立即寫了一份辭職報告：「……鑑於本人健康狀況，誠懇要求領導恩准，允許我辭職。回到原籍，在貧下中農的管制下，老老實實進行勞動改造。」
報告遞上去好多天，如石沉大海。我又寫了一份給自己升級的申請：要求開除廠籍。不料，仍然杳無消息。只得到廠革委去懇求。一位姓於的革委會副主任，不等我申明來意，便厲聲斥責道：「住口！現在你的唯一前途，就是在廠里老老實實接受無產階級專政！」他的兩隻小眼圓睜，一隻向右面突出來的門齒翹得老高，仿佛要把我一口吞掉。「哼，你說的比唱的都好聽！你認為我們看不透你的狼子野心？你是千方百計逃避改造。我們早就知道，你們村裏的幹部，都是你當兒童團長時的蝦兵蟹將，七大姑八大姨。你是想躲到他們的保護傘下，繼續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勾當！妄想！告訴你，只准你規規距距，不准亂說亂動。除了無條件地服從革命群眾的專政，絕沒有自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的權力——包括要求開除！」
此時我才明白，他們怕我回到農村逍遙自在，因為我出身貧下中農，沒有人會給我下勒令。而那個摘帽右派，因為是富農出身，就遭到了驅趕的命運。那年月壞出身無異於得了政治癌，處處死路一條。想不到出身好也能帶來厄運。
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答！我想到了丁毅為之送命的一閃念。一個奇怪的念頭，突然出現在腦際——出逃。
運動初期，我與成了走資派的原黨委書記楊立志等並肩游廠時，他偷眼瞥見我昂頭挺胸，滿臉慍色，怕我吃苦頭，多次低聲勸我：「低下頭，別自找苦吃。」這給我留下難忘的印象。雖然他剛剛「站起來」，不可能替我說話。作個證明人還是可以的吧？為了不再落下「叛國」之類把柄，我給他寫了一封信，將一段時間內所受的折磨，包括勞動折磨。扼要開列出來。我告訴他，工人兩班倒，我要一個人上連班，我乾的工序是清洗，還要負責全車間的搬運和衛生。月底工人加班，我一次連續幹了二十七個鐘頭，本來腿就瘸，等到下班，已經不能走路了。信的最後，我申明：「楊書記，我懇求您轉告革委會各位領導。今天我要自動離職養病，並沒有別的企圖。一旦病情好轉，如果廠里還要我，我將立刻回廠接受監督勞動。」
1972年8月21日，這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就是在這天晚上，我讓大兒子將信送走，同時離開家，開始了長達三年的逃亡生活。
我不敢徑直回原籍，先到了岳父家。岳母早已去世，岳父六零年餓死。內弟夫妻雖然已經知道了我的「階級敵人身份」，卻一如既往，仍然當親戚款待，那年月實在難得。十天後，估計搜捕已經過去，方才回到老家。果然不出所料，我離廠第三天上，廠里即來人「家訪」。但沒有說我已逃走，反說在廠里挺好。然後找到村革委會主任，說我是叛國投修要犯，已經私自逃走，一旦發現我回了家，不要驚動，立即打電話告訴廠里。
十四歲離家參加革命的兒子突然歸來，雙親雖然忐忑不安，卻沒有說什麼。兄弟姊妹卻不答應了。大妹妹來信說，離職逃走，是頑抗到底，自走絕路！勸父母「不要收留他，更不要認這個不肖之子」！二弟來信告誡二老：「要認清那傢伙抗拒改造的反動本質，立刻讓民兵將他押回廠去！」在老家的三弟，婚期將至，害怕我給他帶來連累和難堪，也勸我趕快離開。正所謂有國難投，有家難歸！
我連夜從家裏逃出，投奔一個右派集訓時認識的中學地理教師。這位姓袁的同類，由於「惡毒攻擊農業社地里的草比單幹時還多」，成了極右，被舉家趕回農村。同病相憐，他竟敢收留我，讓我在他家裏養傷。窮途末路相助，不啻是救命恩人！在他的家裏，我一住就是一個多月。身上的病痛大大減輕。我不忍心繼續連累人家。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我悄然離開老袁家，來到附近一個小火車站，登上西去的列車，向東嶽泰山奔去。
事後想想，連自己都感到無比驚訝：身無一技之長，能夠下定棄職而走的決心，已屬不可思議。而剛剛兩條腿能走路，便往著名的風景名勝處跑，誰聽了都說是瘋癲白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自己竟認為那是深思熟慮後的抉擇。狡兔尚有三窟，我豈會不知？我作了兩手準備：首選泰山，其次是孤島。滿以為，兩處地方，至少有一處可以提供一個藏身之所。
當初因公出差，我曾多次經過泰山腳下。上大學之前，還在濟南工作了半年。那時，視革命利益高於一切，卻連逛一逛近在咫尺的巍巍東嶽的念頭都沒產生過。我幼稚地認為，既然泰山為五嶽之首，方圓上百里，在人跡罕至的深谷僻地，肯定有獨戶人家。哀求人家發善心，收留自己，種地，放牛，作傭工，均不挑剔，不給報酬也心甘情願，諒不至於遭到拒絕。實在找不到合適的人家，就退而求其次：棲山洞，做野人。難道偌大一座泰山，連一個容下五尺之軀的山洞都找不到？大海上落難的魯賓遜，能在荒島上生活二十七年。我也生着兩隻手，而且經過十幾年的勞動鍛煉，難道我就不能食野菜、采野果，開荒種田，維持生命？
在泰安車站下了車，我信心百倍地沿着登山石階，向泰山深處奔去。路上看到幾戶獨居人家，但都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過了大門洞開、神像歪倒在地的鬥母宮不遠，山崖旁有一戶人家。我裝作找水喝，上前試探。這人家只有一個害哮喘病的老鰥夫。他告訴說，上面有命令，泰山上所有分散的農戶，都要集中到山下居住，以防止階級敵人暗藏破壞。我詢問山上有無野獸，藉以探知山中有無山洞。老人說，他生在泰山，長在泰山，隱藏狐狸豬獾的小洞有幾個，但從未見過能藏住豺狼虎豹等大個頭野獸的山洞。
我的「首選」夢，還沒到泰山頂，便摔了個粉碎！
我無心欣賞直插青雲的險峰、錘痕斑駁的石刻，更不忍卒睹破敗不堪的碧霞寺、玉皇廟。徑直越過山頭日觀峰，沿着山後的峽谷尋覓。不幸，既未見離群索居的獨戶人家，也沒找到一處可以棲身的洞穴。
夕陽銜山，冷風勁吹。我捲縮在一個岩石凹陷處，哆嗦着挨到黎明。借着殘月的青光，急忙下山，溜回來時的火車站。登上火車，奔向第二個「理想地」——孤島。孤島山東墾利縣，是黃河入海處的沖積平原，有一大片尚無人開墾的處女地。荒草遍野，土地肥沃，早就聽說有不少盲流在那裏開荒種田，是個三不管的世外桃源！
在辛店站下了火車，換乘汽車來到一個叫東營的地方，準備換車去孤島。在矮小的候車室里，有一個滿臉污垢、帶着鋪蓋卷的中年農民，他銜着旱煙袋，正跟身邊的一位老者傾訴不平。原來：近幾年黃河三角洲發現了大油田，廠名叫「九二三」。為了保證廠區安全，限期驅趕逃荒去的外地「盲流」。他被強行趕出來，只得返回沂蒙山老家。
無問題的農民尚且遭到驅趕，那會允許「黑五類」存身？挖空心思想出來的第二條退路，又成空想！
書呆子的「深思熟慮」，不過如此！
我來到汽車站前方不遠處的一個大口井旁，扶着高僅及腰的圍欄，熱淚滾滾。
近幾年來，哪一天不聽到「花崗岩腦袋」們「自絕於人世」的消息？我的「同案人」老丁，關押了不幾天，便毅然自殺。幾乎在同時，廠里還有三個人自殺。我為什麼不能步他的後塵？面前這汪黑洞洞的積水，不就是一條再好不過的「路」嗎？只要頭一底，身子猛地前傾，一切都解決了！還猶豫什麼呢？
不幸，年老的父母和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可憐兮兮的面龐，立刻浮現眼前。我退了回來，揩乾眼淚往回返。當天深夜，又回到了兩個月前出逃地——濰坊。
不料，一出火車站，便是當頭一棒：在眾多的「通緝令」中，最為醒目的一張，竟寫着我的大名。罪名：「頑固不化，抗拒改造，破壞生產，畏罪潛逃！」勞動改造了整整十個年頭，罪名多得很，卻從來沒有「破壞生產」這一條。想不到，離開生產崗位兩個多月，卻增加了一條新的罪名！「通緝令」上，有照片展示面容特徵；有文字介紹身高體重。幸虧是凌晨時分，廣場上空蕩蕩，不然真會被當場捉住押送回廠。那時等待自己的將是什麼，使人不寒而慄！
急忙溜出火車站，向着平安匿藏了兩個多月的老袁家逃去。到了他家才得知，老袁的冒險義舉，走漏了風聲。我離開之後，他遭到了盤問。我不想連累老袁，立即轉身走開。但他將我拉住了：「既然已經來了，要走，也要想好活命的門路和安全去處呀。你只管住下，估計他們不會來搜查。」
晚上，他詢問我下一步的打算。我只能如實相告：想好的路都走過了，條條是死路。眼下已經無路可走。問到我有啥特長？我說，出逃前照着書本學過針灸，也在自己身上練過。準備做魯賓遜時給自己治病。老袁連連搖頭：「你的去處，只能是偏僻的鄉村，如今隊隊有赤腳醫生，誰會求你治病？此路不通！」
前些年，我曾經用白鐵打過煤油爐子，也曾經用破木板釘過矮凳和飯桌，還給小兒子釘過嬰兒車。打白鐵，還是要到城市找活，干木匠，則可以在偏僻的鄉村轉悠。但我僅僅是個「釘子木匠」，哪個肯用你？老袁沉思半晌，讓我想辦法「進修」。我想到當年的一位同事，被打成右派開除回家，跟父親學了木匠。我連夜偷偷溜到他家，得知我已無路可走，認真給我上了半夜木工課，又送給我踞刨斧鑿等幾件必需的工具。我回到老袁家，他找來些破木頭、爛板子，讓我練藝。我先做豬圈門，再做窗戶，風門。又照着葫蘆畫瓢，做了個桌櫥。由粗到細，越做越熟練，兩個月下來，竟被認為「像個成手木匠」。我潛回城裏，跟家人一起過完了春節，又補充了幾件工具，找來兩位親戚在東北的地址，開始了正式的盲流生涯——闖關東。
我改名李廣南，來到遼寧新賓縣投靠一位遠房親戚。他落籍的大隊，有一個富有詩意的名字——響水河。我謊稱自己62年下放當了木匠，關里生活困難，想到東北找點活干。他似乎相信了我的謊言，積極幫我攬活。我便正式成了「木匠」。
俗話說：頭三腳難踢。我不惜汗水，傾盡全力，認真對付。當第一批活：椅子，立櫃，對箱，板櫃等家具做出來時，居然得到了鄉親們的好評：「這個李木匠，對人和氣，幹活賣力，活路細，還愛惜木料。」我正慶幸初戰告捷，出師順利。親戚突然告訴我，大隊支部書記，向他盤問我的來歷。說「那傢伙越看越不像個木匠」！這個裂着一嘴黃牙，煙捲不離手的矮個子，好幾次到我幹活的人家，「欣賞師傅的好手藝。」想不到，竟是來搞偵探！倘若一個電報發回關里，一切全露餡了！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當天夜裏，便逃向第二個地址：吉林省通化縣快大茂子。
在一個叫臭鹿溝的山溝里，有我的一位姑丈母娘。她青年守寡，帶着一雙兒女逃荒來到東北嫁了人。我們從未謀面，見了面驚訝得變了臉色。為了打消他們的顧慮，我歷數岳父家成員的姓名，現狀，好歹使他們相信，我真的是她的親戚。這個隊的支部書記侯貴有，聽說來了個盲流，立刻在廣播喇叭上大講「階級鬥爭新動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盲流，正潛入我們的生產隊，伺機破壞云云！親戚提醒我，支書的兒子要結婚，正四處尋找好木匠。只要無償給他做一套高質量的嫁妝，保證他裝聾作啞。我立刻找上門去，毛遂自薦。得到恩允後，使出渾身解數，為他兒子做了一個炕琴，一個被擱，兩個木箱，一個臉盆架。不但使他的冷臉換成了笑臉，見我確有「好手藝」，竟然讓我以社員的名義，與隊裏的幾個木匠一起，到通化市螺旋廠搞副業，做包裝出口品的木箱。多年來，我一直為刻苦自學考上大學，「墮落」成知識分子而後悔莫及。不料，窮途末路之中，文化竟然派上了用場——我是唯一能能看懂圖紙的木匠。一時間成了受人尊敬的「師傅」。第一次感到日子過得很舒坦。
誰知好景不長，剛剛瀟灑了不到三個月，一場對盲流的大清查席捲全城。我只得挑上工具箱，隻身逃回鄉下。從此，鑽山溝，穿密林，吃百家飯，時刻提心弔膽。一有風吹草動便迅速轉移，宛如無枝可依的驚弓之鳥。
在長白山麓整整流浪了三年零兩個月，直到廠里向家裏打招呼，允許我復工為止。
1975年10月回廠後，回到了原先的崗位，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當初我一個人的崗位，變成了兩個班，共六個人干。我一回去，人員立刻減少。可能他們嘗到我逃走後給他們帶來了不便，竟然沒有認真追查，長達三年我去了哪裏。直到毛澤東去世，階級鬥爭的弦繃得更緊了，才清算那三年的「欠賬」：無故離廠，破壞生產，執迷不悟，抗拒改造。給予開除廠籍，留廠察看二年處分。察看期間，每月發給生活費三十元！
直到1978年，55號文件下達，右派分子改正，我都在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和「三年逃跑」贖罪。
改正後再次成了香餑餑，竟然用各種職務相誘惑。但這個廠傷透了我的心，決意離開這傷心地。1979年三月我調入高校，終於離開了改造了十七年，多次險些丟掉性命的發動機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