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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東海:老天有眼 兩種現象的因果解釋

—兼論唯仁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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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民族過於反常,就不配享有人權,有了也保不住;一個國家過於反常,就不能進入文明,進了也留不住;一個社會過於反常,就無法建設良制良法,建了也立不住。反常者,反人性、人倫、人權、人道之常也。

—–東海律

多次有人說起古今中外有一種現象:特權階級無惡不作,卻榮華富貴;弱勢群體,老實做人卻貧弱苦難。又有一種現象:邪惡勢力中,幫凶幫閒先死,主謀主凶後亡。他們認為這兩種現象說明因果報應靠不住,因果律不存在。

這是個極其嚴肅、極其重要而又極其複雜的問題。關於因果,東海以前常談,舊著《儒家大智慧》就有專章談論,以後還會詳談。這裏僅簡答上面的問題。

因生果,果生因,因果錯綜複雜,報應形式繁雜,既有即時報、現世報和顯性報,又有滯後報、後世報和潛隱報。佛教講前身後世的生命延續,儒家重父祖兒孫的血緣延續,因果循環無窮無盡,這就是因果的持久性和延續性。

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大德福蔭子孫;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大惡禍及子孫。《古文觀止》中的《叔向賀貧》對此就有說明。因此很多因果短期內無法了解,讀史的重要性就體現出來了。

榮華富貴和貧弱苦難,既各有其前因後果,又各有其個體業因。在文化道德反常、是非善惡顛倒的時代,老不老實,殊不易言,很多人背天逆理,惡業深重,還自以為老實呢。這些前因後果和個體業因,外人難知,自己也未必能知,更難深知,這就是因果的潛隱性。

有一句俗話是否定因果律的,說什麼殺人放火兒孫多,修橋鋪路斷煙火。殊不知,

這只是短暫性、表面性現象,無礙於善惡報應的鐵律。殺人放火兒孫多,最多也長不了,大惡不過三代。古來不少暴君盜賊,子孫眾多,但都很快斷絕,無法延續。修橋鋪路斷煙火,或非真善,或有隱惡,惡因成熟,非小善小德所能挽救也。

這是一條東海律:作惡有作惡的代價,助惡有助惡的代價。長君之惡和逢君之惡,長民之惡和逢民之惡,都是助惡。兩極主義是人世間惡之大者,堅持和支持者,罪惡都很大,倡導和逢迎兩極暴政,罪惡特大。

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頌桀紂者同罪。讚美暴秦、支持暴政、擁護暴君、逢迎暴徒者,最容易受到奴役和暴虐。這是應得的報應,天公地道,天經地義,自作自受,無怨無枉。邪惡勢力中,幫凶幫閒先死,根本原因在此。

天下最可悲可惡可恥之事,莫過於身為奴隸而反對自由。反對、批判自由的奴隸,奴性惡性最為深重。反對、批判自由的奴隸,是極權主義最乖巧的奴才,比特權階級罪惡更大,惡報更重。逢君之惡其罪大,此之謂也。

報效極權主義而被極權主義報銷,就是百年浩劫最慘痛的教訓之一,也為自作自受、自作孽不可活這兩個詞語作了最好的註解。對極權主義各種形式的支持、擁護、讚美、宣傳都是對它的幫助報效,都有相應的惡業惡果和惡報。動機如何是次要的,動機正義或可減輕罪業,但不足以消除之。

個體有個體的因果,集體也有集體的因果,集體性因果即共業。家庭、國家、種族、民族都屬於集體的範疇

君不見,孔子的瓜瓞綿綿,嬴政的舉族盡滅,是家庭的善惡報應;美國的持久強大,蘇聯的衰敗滅亡,是國家的善惡報應;白人的富裕興旺,黑族的苦難深重,是種族的善惡報應;東德和西德、北韓和南韓、大陸和台灣苦樂不同,是同一民族的善惡報應。可見個體和集體,同樣有善惡報應。

這又是一條東海律:一個群體過於反常,就不配享有人權,享有了也保不住;一個民族過於反常,就不能進入文明,進入了也留不住;一個社會過於反常,就無法建設良制良法,建起來也立不住。姑不論王道政治,即使民主制度,也需要一定的道德基礎。官德民智下降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也會敗壞乃至崩潰。

一個特權階級無惡不作的社會,必有相應的共業。一個社會普遍反孔反儒崇拜盜賊,共業就非常邪惡和深重,浩劫就是難免的,沒有天災必有人禍,沒有外患必有內憂,甚至天災人禍外患內憂紛至沓來。

所以,百年來人道災難頻繁,不僅無礙於天道的公正,恰是天道公正的彰明體現,是社會極端反常導致的惡果和惡報。反孔反儒、信邪拜賊必然非人化,必然受到非人的待遇。百年浩劫因果歷然,現在依然餘殃不斷。

邪惡社會必然逆淘汰,必有邪惡成長成功。邪惡勢力是共業所召,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承運應劫而來,為社會消業。古典小說中常講,盜賊暴君是上天所派,並非毫無道理。我說過,對於天道來說,極權暴君就是一個巨大的邪惡工具,是利用來懲罰人間邪惡、警醒天下後世的。以惡去惡是一種特殊的正義,體現了因果報應無可無不可的多樣性複雜性。當然,盜賊暴君自有它們應得的報應。

野蠻和邪惡並非毫無意義。首先,與野蠻邪惡的鬥爭,有助於人類個體成德成聖。

沒有經歷過貧困、苦難和失敗者,不容易成為君子人,更不可能成為偉大的政治家。貧困、苦難和失敗,不僅可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而且可以檢驗人心的厚薄真偽善惡忠奸,有利於結交到真正的正人君子豪傑之士。從貧困、苦難和失敗中成長起來,一旦得勢得位,就可以避免出現大的失誤和危險。而野蠻邪惡正是貧困、苦難的最大製造商。

其次,與野蠻邪惡的鬥爭,有助於社會的文明發展。

文明即良知光明,野蠻邪惡意味着良知不明,無明黑暗。據亂世是人類的黑暗時代,昇平世擺脫黑暗進入光明,但在漫長的昇平世,人類良知光明度很有限,文明與野蠻、光明與黑暗展開持久的拉鋸戰,時而光明佔上風,時而黑暗佔上風,甚至可能短暫性地倒退回據亂世。然人類社會整體上是光明越來越盛,大勢趨向太平世、即天下歸仁的未來大同,人類最光明時代。上古的古典大同,只是光明時代的初級試驗。這是仁本主義歷史觀,簡稱唯仁史觀。

理解了上述因果之理和唯仁史觀,就不難明白,開頭的兩種現象完全符合因果律。因果律體現的就是天理的公道,天道的公平。換言之,各種因果報應都是天道維護公平的方式。所謂惡報,就是一種清算,天道和人道對邪惡的清算。

人道本乎天道,在不公平的時候,人類天然具有恢復公平的內驅力。這種內驅力本乎天性,勃勃不容已,永不消失。社會無論怎樣不公平,人類無論怎樣墮落,總有些人會為了恢復公平而作出各種正常和非正常的努力。義刑義戰屬於正義力量的正常努力,個體義殺和復仇則屬於人類的非正常努力。在非正常時期,非正常努力意義重大,故《春秋》大之。

深察因果是儒眼的一大專長,以後有機會寫一本專談儒式因果律的書,書名就用明江廳友提供的:老天有眼。

注意,儒家承認人有宿命,但反對宿命論,反對一味聽天由命,而是強調盡心盡性,倡導道德造命、命由己造和替天行道。追求王道就是追求現實、現世的公道,將天理的公道落實到現實世界中去,將「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最好地落實到政治、制度和法律中去。

從因果的角度看,德福本來一致。但在現實層面,德福往往不能一致,政治無道、社會不公是根本因。唯有王道政治可以在現實層面讓德福最大程度地一致化。

共業惡化會導致邪惡勢力得勢,邪惡得勢又進一步惡化社會;共業善化則會讓正義力量得勢,正義得勢又進一步善化社會。善化到一定程度,王道政治水到渠成。

邪惡得勢不可能太久,社會惡化終究有底,不會一直惡下去。因為邪惡悖逆天理良知,有違人道之常,故社會惡到一定程度,就會觸底反彈,即易經所言,物極必反,否極泰來。反孔反儒,罪及四世,四世之後,罪業消除,儒家又會在新的歷史平台上重新興起。我輩來了,將會加速這一社會進程,加速儒家的復興。

短期或許悲觀,長期依然樂觀。所謂長期也不長。以十年為期,三十年來,儒家是十年一大步,上一個大台階。而今儒家雖然力量薄弱,但復興趨勢已成,其勢已不可擋。此後速度必然加速,再過十年,必將勢力大增,面貌全新。屆時反儒可恥、歸儒光榮、尊崇聖賢、鄙棄盜賊當有望成為全民共識。

我的樂觀是有依據的。人類習性雖然易惡,國人習性普遍惡化,但無礙於人之本性、天性的至善。只要有好文化好制度,國人完全可以從小變大或改惡從善,社會完全可以重新回歸文明正道。儒家作為最好的文化已經開始來復,這就是中國的希望所在。局勢和過程的艱難,正是考驗和成就聖賢君子的歷史機會。如果中國已經一片光明,人類已經一帆風順,天生德於吾輩又有何意義呢。

值得說明的是,即使黑暗佔上風的社會,聖賢君子自有其相應的福報。自堯舜至今,歷代中道群體都是當時命運最好的群體,即使暴秦焚書坑儒,只能坑偽儒賤儒,坑不了真儒大儒。百年浩劫,新儒家群體所受之罪,是所有文化政治群體中最少最淺的,黑暗雖深,不礙五福光臨儒門。東海有聯曰:

九州重築中華夢,

五福常臨君子門。

儒家與中華同命。儒家一陽來復,意味着中華重建即將開始。君子則是復興儒家、重建中華的核心力量。下聯既是美好的祝願,也是因果的必然。君子代表未來,最為吉祥。隨着逆淘汰時代的終結和新一輪文明的啟動,君子之家將會成為五福最歡喜的棲居。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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