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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債務危機誰先至?

全球化退潮、美國撕裂、全球債務狂飆、各國刺激經濟增長,似乎成了剛剛過去的2020年的標籤。

為應對疫情,全球債務狂飆猛升,國際金融協會數據,到2020年底,全球債務將達到創紀錄的277萬億美元,佔全球GDP的365%。其中,美國總債務有望在2020年達到80萬億美元,高於2019年的71萬億美元。

疫情加速了債務積累,難道沒有疫情就沒有債務積累了嗎?美國為何撕裂?難道只有美國陷入撕裂嗎?政府債務為何狂飆?財政赤字還可能壓縮嗎?工業社會的經濟已經增長遠超農業社會,各國為何還要追求更加高速的經濟增長?全球化為何屢屢退潮?、

所有這些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

1根基缺失

全球化大繁榮離不開三個重要理論:

1)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論證了政府最少干預市場的好處,指出市場會發現資源有效的配置途徑;

2)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論證了減少貿管制易的好處,推動了全球一體化;

3)大衛•休謨的「物價-現金流動機制」——論證了最少干預貨幣政策的好處。國際收支失衡——貿易逆差——黃金外流——物價下跌——出口成本降低——出口增加——國際收支平衡。黃金作為貨幣資源的時代,貿易是國際收支的主要平衡力量,國際收支有自動平衡機制。

然而,全球化的發展卻並沒有一帆風順,全球化總是在階段性退潮。1930年代、1970年代、都曾有過全球化退潮。這顯示理論並不完美。

全球化的理論支撐,目前來看至少還缺少兩個重要因素:

1)道德擴展秩序。《索羅斯論全球化》一書中曾經明確指出全球化缺乏統一的道德基礎。主權國家內的道德秩序可以由法律加以鞏固,是統一的。道德是有成本的,換句話說,主權國家內道德成本是相對等同的。但跨主權的全球化缺乏統一的道德秩序基礎。市場需要道德秩序做根基,但市場本身沒有道德。相反,市場總在尋找最低價格,難免會一直試圖將道德成本壓至最低。如果道德基礎不統一,在有限次博弈中,道德層級越低的主權國家越有價格競爭優勢。但在無限次重複博弈中,道德層級低的主權國家卻容易被排斥出去。

2)資源貨幣轉變信用貨幣。大衛休謨平衡機制的理論基礎是資源貨幣。資源貨幣(黃金)自1971年開始被信用貨幣(美元脫錨黃金)取代。貨幣資源是有限的,它主要集中服務於貿易,很少被用於投機。但信用貨幣可以無限增長,目前已經形成了龐大的貨幣投機力量,投機力量遠超貿易,最大限度的放大了國際收支失衡。國際收支失衡會摧壞各國合作的基礎。

至少兩點理論基礎的缺失,導致全球化(階段性)退潮具有必然性。

2社會撕裂的必然

社會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基礎是創造良好的合作環境,只有合作才可以創造1+1>2的超額收益,而撕裂與對抗,顯然並不利於社會發展。

參與全球合作擴大了合作基礎,當然會做大蛋糕。但蛋糕的分配卻並不均勻,其中一部分人會多獲利(多為資本擁有者和高級技術人員),但另一部分人會少獲利甚至受害(多為普通勞動者)。在快速發展階段,問題會被掩蓋。但隨着經濟快速發展的潛力耗盡,增量分配就會變成存量分配,一部分人多獲利的同時必然是有部分人受害。

可想而知,弱勢方會產生牴觸動機。為降低弱勢方牴觸心理,國家可以對獲利方徵稅,對弱勢方進行一定程度的補貼(轉移支付),從而讓雙方共同獲利。但可惜的是,獲利一方具有高流動性,一國如果對其提高稅收,可能會刺激其(資本和高級技術人員)流走。反之,受害一方(普通民眾)卻極少具有有能力具有流動性(肉身出境)。為挽留具有高流動性的資本和高級技術人員,政府多會為其提供各種優待機制,但這種優待是以傷害弱勢方為代價的。

這種制度下,強者恆強,弱者更弱。一個道德或倫理問題就是,難道因為某種原因恰好處於弱勢的人,就理所應當承受所有的或最大份額的痛苦?

冷戰結束以來,全球一體化加速,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程度大為減少,但國家之間的貧富程度大大加深,隨之而來的就是社會撕裂。2020美國大選的兩派撕裂已經極為明顯。然而,貧富分化與社會撕裂,並不為美國所特有。

撕裂與對抗,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明顯的普遍性。

3為何追求高速增長?

二戰後,全球經濟快速增長簡史:

1)戰後,美國黃金儲備佔據全球一半,美國輸出需求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美國是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代價是輸出黃金(資產減少)。

2)1970年代,美國黃金儲備下降逾半,難以繼續負擔火車頭重任。1971年,美國最終退出金本位,強迫日德升值,試圖讓日德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然而意外的是,美國退出金本位使得美元輸出不再消耗黃金儲備,美元輸出的限制消失,導致美元大量輸出。美元大幅貶值的同時輸出需求,實際上美國仍是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但已經是動力孱弱的火車頭。整個70年代,經濟增長疲弱,通脹卻奇高。

3)1980年代,大量美國海外的「石油美元」形成投機的重要力量,貿易項逆差不再對美元匯率具有根本性影響,大量石油美元返流美國,導致美元匯率逆勢(貿易)飆升。大量美元回流和強匯率,又為美國輸出需求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子彈。從80年代開始,美國貿易逆差迅速飆升,但美元並沒有疲弱,反而因投機美元流入大幅升值。此後,只要仍有國家願意對美元有饑渴,美元匯率穩定就有了支撐,美國拉動經濟火車頭的模式就可以延續,這段時間美元需求輸出比70年代更加強勢。中東「石油美元」之後,日本「製造業美元」、中共「製造業美元」交替接過美元返流接力棒。美國國債規模持續飆升的同時,也在持續不斷的對外輸出需求,順差國所賺取的美元返流美國,又為美元匯率提供支撐,形成一種不穩定均衡。

4)1985-1990,日本暴力加槓桿,分擔美國火車頭重任。

5)90年代,蘇聯解體後加入全球化、中共加入全球化、南美債務危機緩解、亞洲四小龍加槓桿等多重因素分擔美國火車頭重任。

6)2008-至今,中共暴力加槓桿,分擔美國火車頭重任。

二戰後,世界經濟已非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分工互換)模式,而是一種由美國輸出美元(背後是輸出需求),刺激各國輪流加槓桿的投資拉動型經濟模式。只有急速的經濟增長才可以掩蓋各國因全球化而導致的社會(貧富分化)撕裂矛盾。但火車頭拉動經濟模式的背後,是美元輸出泛濫和各國加槓桿的持續深化,雖然1971年美元脫鈎黃金讓美元泛濫輸出有了量級上的突破,但仍然不是一種可持續的模式。

隨着美元的泛濫和各國槓桿率的持續深化,美國火車頭的動力難以避免會越來越弱。只要市場對美元信用有所懷疑(美國新任財長耶倫上任後稱「不主動尋求弱美元」,這應該是最大的一個原因),或是美國試圖改變貿易逆差模式,全球經濟增長就將急速下降。

經濟迅速增長越來越不可能,可以預期的是,未來世界經濟增速將越來越慢。沒有高速發展來掩蓋矛盾,社會撕裂矛盾難以避免的會逐漸暴露出來。

4赤字增長的必然

參與全球化從宏觀國家層面來說,的確是有利的。但對微觀個體的弱勢一方來說卻並不一定是有利的,反而可能是有害的,尤其是存量分配階段。

在經濟快速增長階段,無論弱勢方還是強勢方都可以從快速發展中受益,無非是多或少的問題,這種缺陷尚不明顯。但如果紅利消耗殆盡,經濟進入低速發展階段,增量分配階段就進入了存量階段,強勢方與弱勢方的撕裂與對抗隨之加劇。不公平感會導致弱勢方(以選票或按鬧分配方式)進行頑固性抵抗。一旦撕裂形成全方位對抗,合作基礎就會缺失,那存量也穩不住了,經濟會進入急速下降階段(中等收入陷阱)。為了保持住經濟存量,政府所面對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安撫弱勢方避免社會產生嚴重對抗?

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從獲利一方徵稅,補貼受損一方,讓全民從開放中共同受益,改變只有一部分人受益的現狀。但全球化的高流動性使得國家很難對強勢方(獲利方)徵稅來補貼弱勢方(受損方)。那麼以國家負債(財政赤字)形式對弱勢方進行轉移支付就是僅有的一條路。

戰後快速發展階段結束之後,日歐轉移支付(共同受益)是造成財政赤字的一大原因,這也導致日歐在債務危機問題上越走越遠,已經無法回頭。

對美國來說,情況更加複雜一些。美元是世界貨幣,可以對物價進行隱性補貼(也是民眾福利的一種表現)。對物價的隱性補貼大大提升了美國居民消費能力,使得美國可以持續對外輸出需求,刺激其他國家增加庫存,形成倍數效應,從而拉動世界經濟發展。世界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對美元的需求增加,美國就可以徵收更多的鑄幣稅對本國居民消費進行補貼。

但一旦進程反轉(對美元信用產生懷疑),美國就無法輸出需求,對世界經濟的拉動效果就會消失。拋售美元還會讓美國陷入高通脹。1970年代有過一次市場對美元信用產生懷疑,結果導致西方世界陷入十年滯漲。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增量分配)一定程度上可以掩蓋貧富分化問題(社會撕裂),但這種快速發展背後也要付出債務上的代價。而隨着中國經濟進入低速增長階段,為彌合貧富差距需要進行社會托底,參考美日歐來看,中共財政赤字缺口可預期的會越來越大。

目前來看,戰後美國火車頭拉動經濟增長模式顯然已經走到了盡頭,美國債務負擔能力和利率已經逼近極限,美日歐中債務問題均已極為嚴重。但社會矛盾卻只能以經濟增長和轉移支付來掩蓋,繼續擴大債務已經是唯一可用的手段。明知有毒,也只能飲鴆止渴。

任何一國如果試圖停止債務擴張,債務危機就會爆破,進而傳染其他國家爆破,沒有哪國可以脫身。

印鈔完全無法自動停止!只能等待通脹攀高,來戳破其中那個最不堅韌的泡沫……

然後,集中引爆所有問題!

責任編輯: 葉淨寒  來源:憑欄欲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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