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極左路線的影響下，中國掀起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整個中國向着共產主義社會狂飆猛進，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各級政府挖掘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促進整個社會的飛躍，在這些「新生事物」中，以人民公社生活集體化和家務勞動社會化為主要內容的農村公共食堂成為當局積極肯定、宣傳和廣泛推廣的重點「事物」。1958年下半年開始，在全國掀起了興辦「吃飯不要錢」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高潮，雖然在1958年末，公共食堂存在的問題和矛盾逐漸顯露無遺，引起了部分民眾的反感和牴觸，一些地方的公共食堂按群眾的要求得以解散，使其處於發展的低谷。但在廬山會議後期，反右傾運動之風驟起，公共食堂被提高到是否堅持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的高度而發生了「回潮」，各地解散的公共食堂紛紛得以恢復或重建。
反右傾運動，使得一批地方幹部受到了批判，在這種情況下，在地方幹部害怕犯右傾錯誤的顧忌之下，他們這次重新興辦公共食堂比初次興辦食堂時更加嚴格執行上級的指示。為了讓所有人「入伙」公共食堂，地方幹部知道，僅僅靠宣傳和命令是不行的，他們採取了許多強制性的手段，比如山西省天鎮縣的一個地方幹部不但收繳社員家中的口糧，還觀察誰家有炊煙升起，「看見社員家中煙囪冒煙，就一擁而入」。當然更徹底的做法是切斷各家各戶不入伙的來源，收繳社員家的做飯工具——鍋。筆者近期就看到了這樣的一些材料，地方幹部採取強硬的措施強迫基層幹部進行收繳小鍋行動：
【不顧黨的政策，不顧群眾死活，非法制止小伙，造成亂收群眾的小鍋。固牆公社由於59年遭到嚴重旱災，糧食減產，敵人掌權，乘機破壞生產，殘害人命，造成群眾生活水平下降，食堂停伙，疾苦蔓延，人畜大量死亡，使部分群眾外流求生。身為公社黨委副書記的李華運同志對此嚴重情況不但聽到多方面的反映，而且在蔡莊管理區住着，是親眼看到的，對群眾疾苦本應千方百計採取有效措施，搞好群眾生活，李不但不如此，反而積極貫徹執行以段秉坤為首的公社黨委取消小伙的錯誤決定。於60年4月在群眾生活十分緊張，社員浮腫病增多，大量死亡的嚴重情況下，李華運在蔡莊管理區召開（7個大隊）的支書和脫產幹部會議佈置說：「小伙害處很大，群眾×豌豆秧，扁豆秧，好菜不往食堂送，都叫小伙吃了，砍伐小樹，燒房簷草，幹部搞特殊，這次幹部帶頭，一定要取消小伙，看將來那個隊搞的好等」。第2天李又在電話會議上說：明天開會，看誰帶頭好……等。由於李華運的追逼，散會後，形成全管理區普遍收群眾的小鍋，部分幹部為收群眾的小鍋，強迫命令，違法亂紀，如北陳大隊梁莊生產隊長蘇北玉（已法辦）因收小鍋停止全隊社員吃飯一頓，又停6戶社員的伙，不交小鍋不叫吃飯。據統計全管理區共收1502戶，小鍋1542口。召開取消小伙的支書、隊長會議時，北陳大隊支書張克仁手拿喜報，帶領全體幹部，頭頂小鍋，到管理區報喜，李當場連聲表揚說：「這樣干很好」等。從此該隊輕病號轉重病號6人，死亡的26人，梁莊生產隊收小鍋後就死7人，如貧農社員王恩三口人死絕，軍屬陳春煥鍋被收後死去愛人，造成極壞的影響，如陳春煥說：有個小鍋燒點熱水也死不了人呀，真逼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有死路一條。】
（資料來源：《中共商水縣委關於李華運同志所犯錯誤處分決定》，1961年9月16日，5頁。）
文件上說李華運同志是堅決執行了公社黨委書記段秉坤的指示，那麼段書記的指示又來自於哪裏？是否也是上級領導的指示？這些姑且不論，單就李華運來說，他本身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前，是一位尚能體恤民眾的一位公社幹部，比如1959年強征糧食時，他說「把種子留足留夠再賣」，比如他反對公共食堂，認為大夥吃飯時間長，耽誤生產，再比如，他批評基層幹部和土匪頭子一樣，等等。他的這些工作言行被定性為「嚴重右傾錯誤」，受到了批判。（以上內容來自《中共商水縣委甄別處理領導小組對李華運同志59年所犯錯誤的甄別決定》）雖然李華運沒有撤職，但經歷過這場反右傾運動後，他由「右」轉為「左」，在以後的工作中堅決執行上級的指示，比如這次的收繳小鍋的行動，不過他在接下來的整風整社運動中再一次受到了批判，因為他太「左」了。
反右傾運動後再次興辦的公共食堂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在初次興辦食堂時期，大躍進的危害還沒有完全顯現，公共食堂所出現的問題是大鍋飯所造成的糧食浪費、運作不成熟等無關人命的問題，而在反右傾之後，大躍進的危害已經明顯地顯露出來，各地缺糧，餓殍遍野，在此等情況下再興辦食堂，等於加重了災情。如上面材料所提到的由於強迫入伙收繳小鍋，造成了不少人死亡，農民陳春煥說：有個小鍋燒點熱水也死不了人呀……
同時，農民必須到公共食堂吃飯，也便利了基層幹部控制農民，他們會以減飯、不給吃飯作為懲罰讓農民聽命於他們，在李華運所在的固牆公社，公社幹部周性初在李吉大隊蹲點工作時，就採取「發牌吃飯」的制度：
【60年3月份主觀指定「勞力發牌，沒牌不叫吃飯」的制度，（病號除外），進行處罰，為此，造成從59年11月到60年5月，因生活缺飯而死亡75人（病死6人不在其內）。】
（資料來源：《中共商水縣委監委對周性初所犯錯誤的處分決定》，1961年6月21日，2頁。）
【於1960年三月份，一天上午固牆管理區召開支書和脫產幹部會議，在會議上有北康大隊長智繼*介紹「勞力出勤」的經驗，其具體辦法是：勞動者發「出勤證」，打飯時憑出勤證吃飯，不勞動者沒有出勤證，不打給飯，對病人老人例外等辦法。當時管理區負責人沒有表示肯定與否定的意見，叫大家回去考慮。周性初回到該大隊後，即時召開生產隊以上的幹部會議，在會議上佈置說：根據外隊介紹經驗，咱對實行「勞力掛牌」制，勞動者發一個牌，打飯時憑牌吃飯，不勞動者沒有牌，不打給飯，對病人、老人、小孩例外，當周佈置後，各生產隊均執行。】
（資料來源：《中共商水縣委監委對周性初所犯錯誤的處分決定》，1962年3月15日，手寫，3頁。）
固牆公社朱店村生產隊長朱金有則採取了減飯制度：
【該員於60年農曆2月間和伙食會計朱廣明、朱登龍三人研究一種減飯制度。制度是不論老弱病殘不幹活的一律減一半飯。此制度第一次於60年正月朱廣明提出來，經他們三人研究為實行。第二次於60年2月間朱金有提出來，他三人再次研究開始實行，減飯制度實行後，因年老有病不能幹活，致死人命：其一，60年農曆2月初三，貧農社員朱廣文（70歲），原無病身體健康，因生活標準低，60年正月29日未乾活，被減飯3天，被逼於2月初3步行平頂山找兒子，去時沒帶吃的東西，2月初5到平頂山，2月初6就死於平頂山，朱金有應負一定人命責任；其二，60年農曆2月間，中農社員朱荀，78歲，原無病，因年紀過大，沒下地看豌豆秧子，被減飯一半，2月份共減朱荀四天飯，後朱荀60年農曆4月間死了，朱金有應負違法亂紀責任。】
（資料來源：《中共商水縣委監委對朱金有違法亂紀錯誤的處分決定》，1962年1月11日，2頁。）
農場公共食堂的興辦，直接導致了飢餓情況的加重，也加重了災情，在李華運所領導下的蔡莊管理區的七個大隊，僅在1959年冬到1960年夏，短短的半年多一點的時間內，發生了大面積的餓死人的情況：
【1959年冬到60年夏季李華運同志在蔡莊管理區工作期間，由於工作怕艱苦，不深入和個人主義存在怕再犯右傾，因而對蔡莊管理區因生活而發生的浮腫病蔓延，先後造成死人880名，牲口235頭，喪失生產原氣的嚴重問題，雖然曾向公社黨委第一書記段秉坤口頭反映過幾次，也採取一些措施，但由於反映的不及時，不具體，不全面，不敢向縣委反映，致使人畜非正常死亡現象不能得到及時徹底的制止，因而李應負一定責任。】
而整個固牆公社則在這段時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達到了上千人，以下是固牆公社第二書記於湖海的處理決定中提到的：
【60年春天固牆公社生活緊張，出現了非正常死亡現象，但該員卻向縣委匯報說問題不大，沒有啥等，並浮誇制×粉成績很大，獲取多次現場會。又如全社死亡1200人左右，該員只向縣委匯報死亡150人。同時下邊住在點上的書記趙文閣向他匯報說：「俺點死亡100多人」時，於不但不幫助解決或向上級反映，反而對趙威脅說：「得追查原因等」，致使各點負責人也不敢向上匯報真實情況。】
（資料來源：《中共商水縣委監委對於湖海所犯錯誤的處分決定》，1961年9月6日，2頁。）
說明一下，承紅磊老師的《「大饑荒」時期的基層幹部——固牆人民公社的個案研究》一文中提到了該公社這一時期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數是1554人，這個數字與上述1200人左右有所差別，有可能的情況是對於湖海處理時對非正常死亡人數的統計並不全面，或者僅僅是一段時間的統計。同時，承紅磊老師還提到，固牆公社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並不是商水縣最多的，巴村公社非正常死亡人數最多，達到2707人。這種情況說明，固牆公社這種慘狀最起碼在這個縣來說屬於普遍現象。
筆者搜集到像李華運這樣的固牆公社基層幹部在1961年至1962年被處分的資料約幾十份，大部分都是生產大隊大隊長、支書、生產隊長等，他們在這些材料中大部分都被說成是違法亂紀分子，貪污、吊打群眾、收繳口糧，完全是不顧群眾生死的一群惡霸，似乎在說明一個問題，固牆公社所發生的大面積非正常死亡的情況，並不是政策、路線的問題，而是基層幹部作惡所造成的，這些收繳社員小鍋的人到最後背上了黑鍋！
說明：
1、本文所有資料來自官方的材料，材料中的數字是否真實，請自辯；
2、筆者查詢到，李華運在六十年代中後期擔任了中共固牆人民公社黨委書記，也就是說此次對他的處理並沒有影響到他的仕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