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人生
本書的英文原名為《Meeting the Demands of Reason》，是美國康涅狄格洲立大學的一位名叫Jay Bergman的俄羅斯歷史學教授所著，該書記錄了前蘇聯異見分子，社會活動家，人權鬥士，和物理學大師安德列·薩哈羅夫的傳奇一生。正如作者在開篇所言，寫作薩哈羅夫的傳記一點也不容易，因為作者必須同時懂得科學和政治兩種完全不同的知識範疇，而且必須向讀者解答一個這樣的問題：為何薩哈羅夫由一位純粹的自然科學家轉變為一位挑戰現實社會的不同政見者？
薩哈羅夫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祖母的影響下，童年時好讀普希金、雨果和莎士比亞的作品，同時具有藝術家和科學家性格的父親擔任了他的物理學啟蒙老師（第七頁）。薩哈羅夫雖然是一名出身於象牙塔的學者，但其實他的一生不乏坎坷：他曾因通不過馬克思列寧主義課程考核而差點拿不到物理學副博士學位；在他成為政治上的異見分子後，先後被監視和流放；他經歷了兩次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就是因為忍受不了這種非人的生活而與他分開（第四十四至四十五頁）。
Bergman寫道，前蘇聯的克格勃等袐密警察和軍隊部門用武力維繫了這個極權國家，而科學家則用他們所取得的成就給予了這個專制政權道德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科學家在這樣一個特殊環境裏醒悟到，不僅是他們的日常生活，而且連他們的專業領域也不斷受到限制和監視。由此帶出了前蘇聯特有的一種現象：很多有自然科學背景出身的政治異見分子，不僅薩哈羅夫，而且也不能忘記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贊尼辛也是數學家出身（第三十二頁）。
特殊的環境
作者認為，薩哈羅夫等前蘇聯科學家是被關起來工作的一群人，當他們被國家分派去研究原子彈和核武器時，他們的工作地點在整個前蘇聯社會是一個高度國家機密，裏面的生活與監獄無異：不同部門的科學家被禁止進行交流，周圍都是保安或便衣，外牆被鐵絲網包圍，整個單位其實就是前蘇聯社會的典型和縮影（第五十三頁）。同時，薩哈羅夫和其他科學家在這個極權國家裏享有許多其他前蘇聯普通公民沒有的特權：科學家有權閱讀在市面上找不到的書籍和內部討論包括政治在內的幾乎所有問題（第五十四頁）。另外，前蘇聯科學家還有一項特權，他們有時可以直接接觸權力高層人士。例如薩哈羅夫曾經回憶他所見到的前蘇聯秘密警察頭目拉夫連季·貝利亞是如何地傲慢自大，也正是因為這樣，令他對前蘇共政權失望，進而成為異見分子（第五十七頁）。作者總結得好：科學家群體是前蘇聯極權沙漠世界裏的一片綠洲（第五十八頁）。
民主與科學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後期，薩哈羅夫越來越認識到科學和社會之間的特殊關係：科學家不僅在技術上，也應該在道德上解放人類（第七十七頁）。在一九六四年時，薩哈羅夫曾在前蘇聯國家科學院大力反對科學界的「江湖醫生」特羅菲姆·李森科的追隨者成為科學院成員。因為他認為李森科及其弟子在科學上的造假和不誠實不僅給前蘇聯的科學，也給前蘇聯的國家形象造成損害（第一百一十二頁）。此次事件促使薩哈羅夫更多地參與社會事務，而不只是藏身象牙塔中。
儘管是一個非常專業的科學家，薩哈羅夫從來不認為科學肯定是正面和造福人類的，因為科學是一把雙刃劍，所以他在一九六七年時積極參與反對前蘇聯政府在西伯利亞興建工廠從而對貝加爾湖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污染（第一百二十六頁）。在薩哈羅夫的眼中，如果沒有民主和自由的社會制度做保證，禁止核武器的擴散絕不可能，他認為西方世界反對前蘇聯的核武器擴散及制止其對人權的侵犯應該並行不悖（第二百五十九頁）。在一九六九年時，薩哈羅夫把他的這些對科學，社會，和政治結合起來的思考寫進了回憶錄——《反思》（Reflections），該書發表後，他成了前蘇共政權第一號國內敵人（第一百五十三頁）。
在流放地
薩哈羅夫在《反思》中的言論得罪了當時的最高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赫揚言要把薩哈羅夫革除出科學院和流放到西伯利亞。如果不是赫魯曉夫在一九六四年被趕下台，恐怕這一切都要成真（第二百一十一頁）。薩哈羅夫在一九七零年九月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並在一九七五年十月榮獲該獎項。他認為這是全蘇異見分子的勝利，並用得獎獎金設立了一個基金，幫助關押的前蘇聯異見分子的子女（第二百四十六頁）。薩哈羅夫在成名後收到很多來自全國各地的求助信，尤其是那些受到政府不公正待遇的人士來函。為此他和另一位律師合作幫助這些弱勢群體，因此薩哈羅夫的居所被人們稱為「不道德帝國的道德中心」（第二百四十八頁）。
但對當時的前蘇共領導人列昂尼德·勃烈日涅夫而言，薩哈羅夫的得獎是國家的一大災難，所以他很憤怒，不顧西方的反對加緊迫害薩（第二百五十頁）。話雖如此，儘管薩哈羅夫是一個異見分子，但前蘇聯的共黨政府不敢對他太難堪，原因很簡單：薩的國際名聲很大，他代表着前蘇聯這個國家最好的一切，如果把他殺了或流放外國，只會是一種對社會主義制度失敗的默認（第二百五十六頁）。
一九八零年前蘇聯政府對薩哈羅夫無可忍受，把他流放到南部的高爾基市。克格勃經常對薩一家進行滋擾，例如發恐嚇信，安裝竊聽器，趁人不在時搜索其全家，和刺破他的轎車車胎。最過份的是，薩哈羅夫居住樓層的所有鄰居都是克格勃僱員，用來監視薩的全家之一舉一動（第二百七十四至二百九十一頁）。
流放者歸來
轉捩點出現在一九八五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當選為前蘇共中央總書記，尤其是一九八六年四月的烏克蘭切爾諾貝爾核電站泄漏事故，令戈爾巴喬夫認識到封閉的制度所帶來的危害。所以他決定加快政治改革，釋放所有關押的政治犯，並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作出重大決定：讓薩哈羅夫重返莫斯科並恢復其工作（第三百二十四至三百二十七頁）。
當薩哈羅夫返回莫斯科時，前蘇聯政府給他提供了非常優厚的生活待遇，並全面解禁其出國限制，薩也因此能夠踏足海外接受多個西方國家的最高榮譽（第三百三十四頁）。回歸自由後的薩哈羅夫繼續努力不懈地表達對全人類自由和人權的關注：先是批評前蘇聯政府處理高加索地區民族衝突和對待猶太族裔的不當手法；而且公開發表聲明支持波蘭的團結工會；後來更是批評薩達姆·候賽因的伊拉克專制政府和中國在一九八九年武力對付天安門示威者，並對中國異見分子方勵之表示深切同情（第三百三十五至三百三十六頁）。
不朽的安息
在薩哈羅夫臨逝前的一九八九年，他仍然大力要求前蘇聯政府善待民族問題，加快民主改革的速度，和徹底取消文字檢查。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因為參與制訂前蘇聯的新憲法，薩哈羅夫為此整整工作了一天。當他回到家時，匆匆吃過晚飯，又回房間工作，因為他明天要宣讀一份工作報告。當薩哈羅夫感到實在太困了，他便吩咐妻子在兩個小時後叫醒他。晚上十時半，薩的妻子來到睡房時，發現他因為疲勞過度，心臟永遠停止了跳動（第三百九十至三百九十四頁）。
薩哈羅夫的死亡在前蘇聯和國外引起巨大迴響，他死後被多家媒體稱為「國家良心」，「俄羅斯知識界中最瑰麗的花朵」，「他關懷的並非人類的抽象概念，而是每一個活生生的個人」（第三百九十六頁）。本書作者Bergman在結尾對安德列·薩哈羅夫的一生作了如下總結：「假如上帝派譴耶穌基督降臨塵世來為人類贖罪，那麼馬克思則把薩哈羅夫派譴到人世間為共產主義贖罪。」（第三百九十八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