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般的常識，一個政黨組建後，若想贏得民眾的支持，必然要想盡辦法贏得民心，並在關鍵問題上，如保衛國家等方面是非分明。但觀察中共的歷史，卻並非如此。
翻閱中共黨史，中共從不諱言自己是在蘇俄的扶植下建立的，如1922年的中共「二大」發表的宣言中就稱「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1928年中共「六大」通過的黨章，又專門寫下一章，規定「中共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
而中共從其成立那一天起，就接受蘇共提供的活動經費。1923年，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曾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蘇聯的檔案資料也顯示，中共在1928年的「六大」後，蘇俄提供給中共的經費，每年在60萬元以上。
也就是說，中共在政治上、組織上成為了國際共產專制勢力的一部分，並在經濟上對其依附，而雙方的關聯早在1921年前的巴黎就已經產生。
共產國際對周恩來等的資助
1919年「五四」運動後，帝制被埋葬，共和理想喪失，許多中國人很失望，也有一些人希望探尋新的道路拯救中國，於是紛紛選擇出國留學。當時，至少兩千人前往法國留學，原因除了她是當時世界上少數幾個共和國之一以及提倡自由、民主、平等的大革命率先在法國爆發的外，更主要在於前往法國可以獲得由留法勤工儉學會提供的半工半讀的學習機會，且法國生活費低廉。
在這些留學生中，有不少人後來加入了共產黨。這些人中，一些人在出國前已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如周恩來。
據當年為反共而組建「中國青年黨」的李璜的回憶錄，1920年夏天，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與趙世炎、王若飛、蔡和森一起在巴黎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周恩來、李富春、李立三等留法學生先後為其成員。不久，第三國際從莫斯科派人過來，通過巴黎的光明社引誘外國留學生去研究馬克思主義及國際共產革命。李璜曾親自參加過光明社的活動，發現這是國際共產黨的宣傳機關，他還發現周恩來亦幾次參加活動。
因為社會主義青年團接受第三國際的資助，所以一些原本生活窮困的留學生，在信奉共產黨後一個個生活都好了起來，儘管他們依舊看不懂法文版的《共產黨宣言》，也不理解什麼是「唯經濟史觀」和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
而由於周恩來英文較好，可以與第三國際代表直接溝通，所以其在社會主義青年團中的地位變得重要起來。透過周恩來等人，共產國際代表開始訓練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團員們如何從事鬥爭，即怎樣煽動、糾合群眾，指定目標，從事打鬥、示威，以引起多數學生注意、附和並與其一起鬥爭。
在共產國際的訓練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團員們先後攻打巴黎的中國留法學生會館、圍攻中國公使館、大鬧里昂學生宿舍、大鬧國慶宴會等。他們的行為為人所不恥，很多留法學生並未給予同情，而且他們最終的打鬥、示威使他們被法國政府以「強佔校舍擾亂治安」的罪名遣返回國。在巴黎坐鎮的周恩來則逃過這一劫。這批經過俄共培訓的中共黨人的回國，將共產黨暴力鬥爭的手段繼續應用在中國大地。
周恩來等人的暴力行為引起了另外一些在法國的留學生如曾琦、李璜等的警覺，為了不讓「斯大林赤化中國詭計更易成功」，遂成立了專門反共的「中國青年黨」，並通過刊發的《救國》雜誌，揭發俄共指揮中共的陰謀事實，指出每個中共團員每月領取俄共津貼七百盧布為生活費，因此稱共黨為「盧布黨」。針對青年黨人，周恩來與旅歐的中共黨人，一改往日雖在理論上辯爭但在行動上還在合作的態度，開始搗亂所有聯合的會議，並造成了兩次流血衝突。
保衛蘇聯發動武裝暴動
剛剛成立的中共，自身還很虛弱，為了壯大自己，中共又聽從蘇共指示，加入國民黨「借殼發展」。在國民黨為統一全國而進行的北伐中，中共又接受共產國際的《五月指示》，通過暴動、發動農民革命等積極破壞北伐，甚至採取了燒殺政策，造成了社會動盪，人心不安，也最終導致國民黨「清黨」。
阻撓國民黨統一不成的中共只好退守邊遠農村，而此時的蘇聯也藉此機會於1929年出兵8萬佔領了中國東北。為避免同時作戰，中華民國政府只得對蘇妥協，同意恢復蘇聯在中東路的特權等。
但是對於蘇聯這一侵略行為，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不僅不予以譴責，反而公開違背國家和民族利益，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於1930年在多省市策劃武裝暴動，「以造成全國革命高潮」。如今的一些中共黨史專家對此則小心翼翼的批評道：「武裝保衛蘇聯，實際上是把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對立了起來，它脫離了當時中國廣大群眾的實際要求，也不會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
就連陳獨秀也連續三次寫信給中共中央，反對中共不顧國家民族的「武裝保衛蘇聯」方針，反對中共與蘇俄「裏應外合」的武裝暴動行為。
李大釗因叛國被處死
作為北大三等教授的李大釗，儘管在學術上並未有太多建樹，但李大釗卻因與陳獨秀在北大共同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而聞名。1920年3月，共產國際派人來到中國，與李大釗見面，謀劃建立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李大釗將其介紹給了陳獨秀，討論建黨一事。中共成立後，李大釗先後任二、三、四屆中央委員。中共對李大釗有這樣的評價：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在共產國際籌備和創建時期，在中國，沒有哪一個人像李大釗那樣，為建立同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聯繫如此「積極努力」。
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中共黨員李大釗、周恩來等人也加入了國民黨，但他們在加入後，卻公然違背孫中山的政策，分化國民黨。
比如，在1924年蘇俄煽動外蒙古獨立時，在國民黨和舉國上下指責蘇俄之際，中共黨員卻持有相反立場。此外，因蘇俄與北京軍閥政府建交並訂立《中俄協定》，已參加國民黨的李大釗等中共黨員，竟在蘇俄指示下立即承認北京政府，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並支持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出賣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李大釗等人所為顯然是賣國行徑。
1925年，李大釗因「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緝，他遂逃入東交民巷蘇聯兵營。1927年4月，奉系張作霖佔領北京後，京師警察廳派出300餘人突襲蘇聯大使館，將李大釗等35人和蘇聯使館工作人員16人逮捕。
在搜查過程中，警察搜走了七卡車文件檔案，裏面有大量的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對中國各派別的指令。後經翻譯編成《蘇聯陰謀文證匯編》，內容主要是「軍事秘密之偵探」和「蘇俄在華所用經費」兩項。其中有：照譯1927年1月30日軍事會議案筆錄；照譯蘇俄利用馮玉祥計劃文報告；照譯1927年3月13日軍事會議案筆錄；北京蘇聯大使館會計處致廣東軍事顧問加倫函等等。
張作霖從這些材料中得出了如下結論：1.在奉軍與南方軍戰爭期間，李大釗參與了軍事諜報工作；2.李與蘇聯政府勾結參與中國內戰；3.李和馮玉祥國民軍的關係非同一般；4.李作為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北方領導人進行了顛覆政府活動。顛覆中華民國，顯然屬於叛國罪。張作霖據此認定：李大釗該殺。
不久，李大釗等20名國民黨和共產黨人員被以「和蘇俄裏通外國」的罪名絞刑處決，時年38歲。而絞刑是李大釗自己提出來的受死方式，張作霖為此還特意從美國買了一個絞刑架。
周恩來、李大釗等中共黨員的所為，是馬克思主義為禍中國大地的肇始，再一次證明了中共從其建立之初，就承襲了馬列主義所推崇的暴力鬥爭思想，甚至還罔顧國家、民族利益。而中共成立後選擇的是寧可犧牲中國、中國民眾的利益而投身蘇聯的做法，按照今日中共的說法，這正是典型的賣國行為。李大釗之死從其前因後果來說並不光彩，他很不幸的成了中共賣國行徑的犧牲品。
共產黨的鼻祖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的結尾中寫道：「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暴力，正是共產黨取得政權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這是這個黨產生之日起便被決定的一個重要遺傳基因。作為蘇聯共產黨控制的第三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的中共，在以後的歲月中，不僅將暴力手段發展到極致，而且中共黨魁一再賣國，讓中國痛失逾百萬領土。與這樣的中共為伍，怎能不感到羞恥？
2017-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