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字主要是集中在還原歷史事實，很少談論是非，許多人對我文字的誤解，皆由此生。少談是非，並非因為我這個人沒有是非心，而是因為是非在許多情況下，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受立場和感情所左右，世人對歷史事件的是非判斷準則，往往是混亂的、雙重標準的，所以寫史最好多談事實，少論是非，因為事實是客觀的，好把握，然而是非往往是主觀的，不好把握，同一件事從不同的角度去看，結論不一樣。
我舉個例子：秦始皇滅六國。在簡體中文的語境裏，我們只能談「秦王滅六國」這個事實，是非則是談不了的，為什麼談不了呢？因為簡體中文讀者的是非觀有雙重標準，你說秦始皇滅了人家六個國家，他是什麼人呢？侵略者。然而簡體中文讀者同時又歌頌秦始皇，說多虧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否則就沒有我們今天中國這麼大的地盤。
僅僅一個秦始皇，既是侵略者，又是民族功臣，這裏是非就混亂了，沒有統一標準，全憑需要，需要批判秦始皇時，他是侵略者，需要歌頌秦始皇時，他是民族英雄。
再說元朝和清朝，明明是蒙古人和女真人征服了漢人，漢人亡國了，當了亡國奴，然而簡體中文讀者卻歌頌成吉思汗了，說蒙元帝國也是中國人的朝代，叫做「元朝」；說大清帝國也是中國人的朝代，只不過那叫「清朝」。英法聯軍一把火燒了滿清侵略者的後花園（圓明園），大把的漢人捶胸頓足、呼天搶地，事實上人們也完全可以說，圓明園跟漢人一毛錢關係都沒有，侵略者燒侵略者的園林，關爾等漢人賤民什麼事呢。
再例如說鴉片戰爭，甲午戰爭，說什麼「我們挨打了」，我說你才挨打了，我沒有挨打，那是滿清侵略者被別的侵略者打了，狗咬狗，跟漢人百姓有干係嗎？也並沒有什麼關係。還有人說日本人甲午戰爭打得還不徹底，應該乾脆打到北京，推翻清政府。
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在很多時候，是非是有兩個標準的。彭德懷在《彭德懷自述》裏面，講了他年少時候的一件往事。彭德懷年少的時候，他的湘潭老家鬧饑荒，村民吃不上飯，餓的慌，怎麼辦？彭德懷帶領一幫饑民，到地主家去「鬧糶」，大家知道什麼叫「鬧糶」不？所謂「鬧糶」，就是要求地主打開糧倉，放糧，讓饑民吃飯。
地主不服，他說，那是我的糧食，憑什麼免費給你吃？地主不干啊，於是彭德懷第一個爬上了地主的房頂，幹嘛？揭瓦。你不讓人吃飯，我就揭你的瓦，底下的饑民一片歡呼，事後，對於彭德懷的行為，村裏面的鄉親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評價。
第一種評價是支持，說窮人富人都是天下蒼生，人人平等，鬧了饑荒，富人就應該救濟饑民，不能見死不救；第二種評價是反對，他們說富人的錢是他自己掙來的，不是搶來的，你鬧饑荒是你的事，你要怪老天，不是地主的錯，所以你「鬧糶」是不對的。
彭德懷在年老時，在《彭德懷自述》裏面，他仍然沒能想明白：這兩套截然不同的道理，到底誰有理？千萬不要以為你現在能有答案，我告訴大家啊，這個問題，全世界的知識分子已經爭論了至少一百年，直到現在，人類社會仍然沒能達成徹底的共識。
我們僅僅拿彭德懷的這件小事來評論歷史是非，就足夠人們爭論好些年了，所以你說寫史如果要糾結於爭論是非的話，結局往往是沒完沒了，其實歷史研究還是首先回歸最基本的職能為好，第一步是要把歷史事實給弄清楚，正反兩方的事實，都給它弄清楚，而至於是非之爭，也許要留給讀者，我們這一代沒有結論的，留給下一代慢慢思考，一個成熟的人應當知道，這個世界上的事情分三類：黑色的，白色的，灰色的。
再說和越南打仗，殺進了越南才知道，人家在田裏勞動的老太太、小孩子、婦女、憨厚老實的農民，往往都是偽裝，他們其實是戰鬥人員，你不殺他們，他們就在背後向你打槍，殺你，久而久之，你就面臨良心的掙扎，老幼婦孺，到底是殺，還是不殺？
日本帝國當年深陷在民國戰場（尤其是華北）的部隊，其實正是陷入了這樣的困境當中，殺吧，都是平民，人家說你殘酷；不殺吧，那些平民往往就是偽裝的游擊隊，你心一軟，他就殺你。這種處境使你終日坐臥不寧。《岡村寧次回憶錄》記錄了這麼一件事，華北一夥抬轎子接新娘的，日本兵沒有起疑心，打開崗哨，讓他們過，可是過了之後，接新娘的隊伍就開槍了，打死一群日本兵，這些接新娘的原來都是游擊隊。
再說吳三桂，這個人引清兵入關，因而被歷史定義為「漢奸」，然而其實你要換了吳三桂的處境，你會發現，他其實很難辦：李自成進京之後，捆綁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拷打羞辱，並且霸佔吳三桂的小妾陳圓圓，吳三桂應該怎麼抉擇呢？
如果歸降李自成，那麼吳三桂既對不起大明的栽培，也對不起父親的養育，可謂不忠不孝；可是如果歸降大清，吳三桂同樣也是既對不起大明的栽培，也對不起父親的教誨，還是不忠不孝。
如果既不歸降大清，也不歸降李自成，那麼他勢單力薄，只有死路一條，而且還是「犬死」，一文不值，為什麼說是「犬死」呢？因為主子（崇禎）已經不在人世，你為誰而死呢？你的死又有什麼價值呢？換了你我是吳三桂，這道選擇題同樣很難作答。
(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