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的《紅塵冷眼》，是著名民主人士宋雲彬的一部日記。這部日記共分十一個不同時期，《無愧室日記》從1960年2月記至1962年12月，前兩年正是「困難時期」。但他所記述的宴會之頻、酒肉之豐，尤其是出訪中的款待之盛，真可稱為「蝗蟲」之行。「蝗蟲」語出陳四益的《臆說前輩》，他在回憶朱東潤時說：先生到各地參觀歸來，「在課堂上講到沿途受到的招待，感慨系之：『我們這批人就像蝗蟲，走到哪裏，吃到哪裏』。」而組織者是「想讓他們看看人們怎樣在勒緊褲帶搞建設」，沒想到卻得此浩嘆。
宋雲彬因「嫉惡太甚」，「贏得頭銜右派來」，但身為全國政協委員，他有到各地參觀訪問的機會，這就與公款吃喝接了軌。他第一次出訪到河南，時在1960年2月27日：「九時乘火車赴洛陽，阿平送我上火車。」28日「下午二時半到洛陽，住西工區國際旅社」；「旅社中飯菜甚佳，不免吃得過飽，有消化不良現象，吞服保和丸，殊少見效。」
「菜甚佳」為2月29日所記，3月2日則記云：「晚上有宴會，酒有多種、菜亦豐盛，以腸胃不好，不敢多吃也。宴會散後有舞會，我不會跳舞，當然不參加。」
3月2日，記有買生薑者一筆，此因「生薑在北京極難買到也」，可知北京的供應也是每況愈下。這次出訪到16日「乘車返北京」，期間還參觀了三門峽、花園口等地，沿途也都受到盛情款待。但因他「飯量大減」，款待文字着墨不多；而其中閒筆，卻頗有深意：
「下午，參觀管城紅旗人民公社。看敬老院，敬老院隔壁（西大街二十七號）住一七十多歲之老人，門口張貼一告白，中間大字書『代寫書信』，方有兩行小字，其文曰：『代寫檢討、坦白、悔過各書，保證一定作用。』其人從前殆一訟師也。」此為3月12日所記，而在1960年5月10日，還有一則補記：
「上下午校《後漢書》。晚飯時，伯寧來，雲裳亦在，余方飲酒，談凡事必須實事求是，如在鄭州參觀展覽會，講解員指陳列的七個大雞蛋，謂是一隻雞在一天內所下，並謂現已躍進到每天一隻雞下十四個蛋，又如前年有人赴天津參觀農村，謂一畝試驗田產糧達十萬斤，皆與事實不符也。伯寧不以為然，且戒余不得在阿莊面前說，妻亦從傍附和之，余大生氣，大家為之不歡雲。」
知此，既知大躍進為何還能繼續升溫，因有眾多「伯寧」的「不以為然」；而這前車之鑑，則由宋雲彬被「戴帽」而來；有了眾多人被「戴帽」，才有了訟師的復活，由此「困難」也就更加嚴重。這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卻有着必然的內在聯繫；而為「戒余不得在阿莊面前說」，就用「參觀訪問」來改造他的「必須實事求是」，這就有了浙江的口福。
去浙江途經上海，1962年1月7日：「在上海大廈吃午飯，有煮乾絲、紅燒划水等，好極。」此行訪問先到杭州，晚「八時二十分」到達，「副省長任一萬」等官員迎接他們，「九時半，吃夜飯，有魚頭豆腐、紅燒肉。」
1月19日：「晚上，田縣長宴請我們，喝了好多杯山西竹葉青。」1月20日：「中午到寧波，寧波市委、市人委負責人請我們吃飯，有不少省代表和省政協委員亦在座，大悲和尚、塵空和尚及杜偉、胡耕民等都跟我熱烈握手。」
1月26日：「上午，參觀金星制筆廠、上海塑料製品三廠，午飯與聖陶等同吃，飲大曲一杯。下午，不去參觀，乘車赴蘇州，蘇州市政協秘書長朱公亮、市交際處錢伯仁、市人委辦公廳何介雄來接，住南林飯店四號房。南林飯店蘇州最高級之招待所也。晚飯在南林飯店吃。」
27日：「晚飯飲洋河高粱。」28日：「上午游虎丘，照了相；看留園、西園，也照了相。中午，地委羅運來書記、市委凡一書記和茅玉一市長請客，座有王亞南、吳強，他們都說宋委員海量，於是大家來勸酒，喝醉了。」
29日：「上午，參觀城隍廟豫園，照了三張相。他們招待我們，吃了七種點心：糖粥、蟹殼黃、南翔饅頭、八寶飯、鴨血湯、酒釀圓子、蔥油麵。同徐鑄成一道回上海大廈，縱談為樂。徐去而志行來，作長談，留他吃夜飯，我又喝了紹酒。」
30日：「七時，偕聖陶父子及伯祥赴和平飯店，應金仲華之邀，吃晚飯，陪客有金子敦、周予同。」31日：「下午四時上火車，住五號車廂，一號鋪，與曹傑同房間。晚飯菜甚佳，喝了一瓶半啤酒。」
此次沿途款待，比上一次更豐盛也更熱情，宋雲彬因胃口好，記述的就更詳細更生動；而他的胃口好，則由於「處境順利，心情愉快」。「三年困難時期」，香煙也按票購買，但照樣有特供。他嗜酒也嗜煙，1960年6月2日「上午與千家駒同車赴勞動人民文化宮公祭林伯渠」，「家駒謂政協可配售香煙，歸來特致函政協詢問」。但詢問結果，卻是「無回音」：「上星期四瞿瓞初語余，謂曾接政協電話，問余之吸煙情況。今見鄭洞國，我問他配了香煙沒有，回說配到了兩條牡丹牌。看來政協不會配給我了，而中華書局配來的都是不能吸的次等香煙。事情就是這樣的可惡可恨，我卻有一個好辦法，就此戒了煙，豈不是件大好事！」
這件「大好事」，記於1960年6月12日。10月29日他被「摘帽」，老友張閬聲賀詩說「孟嘉仍是舊丰神」。而在11月24日，就記有「人事組給我十一月份一斤半高級油票」；此前在21日已記有：「政協服務組來電話，謂購煤事已解決。余不需購煤，問之彬然，始知人事組用余名義向政協請求，用來調劑缺煤之同事也。」這「用余名義」，正是「丰神」的最佳寫照。
「丰神」如故，又可以發表文章了，這就有人來約稿。他於2月1日晚抵京，「二十多天的參觀訪問，相當勞累」。然而就在這一天，「中國新聞社寄來徵稿信，約我寫參觀訪問感」。此後在2月21日，他又記上一筆：「上午，偕彬然等赴南河沿文化俱樂部，座談號碼檢字法，即在俱樂部午餐。昨天與潘光旦、費孝通約定今天下午二時半在民盟中央作談話錄音。」因中間有變，「五時許，民盟用汽車接我到文化俱樂部，我和潘、費作了談話錄音，談的是這次訪問蘇州的一些觀感，據說將由中央廣播電台向台灣廣播雲。」由此可知，這次出訪，他們還要暢談「到處鶯歌燕舞」。
「無愧室」所記市場供應貧乏的狀況，也有多處。他遷居北京後，在1958年11月1日有此記述：「伯寧請吃全聚德烤鴨，下午四點定桌」，但「回家已九時半矣。全聚德以烤鴨著名，然近來每天分配到的填鴨子不多，供不應求。伯寧此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定到一隻，然鴨身小，烤法亦不如前矣。」
此為全聚德之景，再看1958年11月13日之記：「雲裳買來燒雞兩隻，大不盈握，余謂鳥也，非雞也，雲裳堅謂是雞，疑莫能明也。又買來熏黑魚頭一個，其狀如蟒蛇頭。」北京食物匱乏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
食物如此匱乏，宴會卻依然是「水陸羅八珍」。1960年4月8日記：「大會討論，張修竹、榮毅仁等發言。中午有熊掌，乃哈爾濱市委所贈也。生平第一次吃到熊掌，據黃洛峰言，烹煮熊掌須歷六七小時雲。」這是他在出席政協會議時，所品嘗的口福。
邵燕祥在《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難者》中寫道：「例如包括我在內的，從那個年代活過來的城市中人，特別是大城市中人，當時是靠特別調撥的糧食得以維生，雖有小不足，飢腸轆轆，面有菜色，甚至浮腫，但不致命。我們的存活是以幾千萬人餓死為代價的，換句話說，幾千萬餓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們死去的。」而「其中許多死者已是沒有後人的絕戶」！
邵先生的反思振聾發聵。在一碗稀粥就可救一條人命之時，「無愧室」所記真可謂春秋之筆。在《紅塵冷眼》序文中，羅以民說它「方配為正史作註腳」，信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