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烏克蘭哈爾科夫街上的餓殍
波蘭導演阿格尼什卡∙霍蘭的電影《瓊斯先生》（Mr. Jones）開始不久，主人公加雷斯∙瓊斯來到莫斯科了解蘇聯的集體化實施。他說自己除了尋找真相，沒有別的目的。時間是1933年，兩個極權主義大國——蘇聯和納粹德國——正在歐亞大陸上展示他們對世界的對抗性願景。瓊斯的對話者是駐莫斯科的外國記者艾達∙布魯克斯。她用嘲諷的口氣問瓊斯他在尋求揭開誰的真相。他說，他在尋找「真相，只存在一種真相」。
真相問題是霍蘭所講述故事的核心——由斯大林鄭權製造的致命饑荒，在1932到1933年冬天席捲了烏克蘭、伏爾加河流域、北高加索的庫班和頓河地區以及哈薩克斯坦。僅在烏克蘭——其烏克蘭語名稱為Holodomor，這次饑荒常常被稱為恐怖饑荒——估計就奪去了400萬人的生命。在這片異常肥沃的土地上，斯大林強行制定了高不可攀的生產要求，徵用了所有可用的糧食和牲畜，並利用隨之而來的飢餓來打垮農民的腰杆，只因為他們對集體化的抵抗有可能破壞他的工業化努力。
但斯大林的罪行只是故事的一面。另一面是世界方面對報導和承認這一事實的巨大失敗。許多人都是這一失敗的同謀，但主演無疑是駐莫斯科的西方記者。他們誤報、少報、不報在他們眼皮底下發生的明顯事件。《紐約時報》駐莫斯科的沃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在報道中直接撒謊，故意誤導讀者。1932年，他獲得了普利策報導獎。霍蘭對新聞界在約瑟夫∙斯大林最嚴重的罪行之一中共謀的探索，使這部電影與我們當前的時代有着意想不到的相關性，因為媒體和新聞業本身的作用和目的似乎正受到攻擊——既來自想當獨裁者的人，也來自那些信奉美德為真理仲裁者的人們。
當我們第一次見到27歲的瓊斯時，他是英國前首相大衛∙勞埃德∙喬治的外交顧問兼自由撰稿人。他剛剛取得了一次重大勝利——採訪希特拉——現在又希望採訪斯大林。聽着蘇聯電台的報導，他正試圖解決一個難題：他認為已經破產的克里姆林宮怎麼可能大肆花錢以支持其工業化努力？這些數字矛盾百出。當時是大蕭條時期，他丟了工作，預算被削減，他決定去蘇聯尋找答案。
他在三月初到達莫斯科。他到處探訪外國記者，很快了解到他們不被允許離開首都莫斯科。他還聽說，為斯大林的工業化進程付錢的是糧食——「斯大林的黃金」。但當他問及外號「歐洲的糧倉」烏克蘭和他假定的「黃金」來源時，他被告知如果對這個話題問題太多可能會導致他丟掉性命。在瓊斯抵達莫斯科的前夕，一名外國記者在大都會酒店附近被發現，背部中了四顆子彈。他新認識的記者艾達∙布魯克斯告訴他，死者曾參與過烏克蘭的報導，並害怕談起這事。瓊斯收拾了一些食物，坐上南下的火車去調查。
霍蘭用了一些藝術筆調來戲劇化這個故事：謀殺、神秘和沉默有助於推動敘事。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在瓊斯到來之前，並沒有發生記者被謀殺的事件，烏克蘭的饑荒也根本沒有什麼神秘感，甚至在莫斯科外國記者團內部也是如此。饑荒「是我們在莫斯科所有會談中的大新聞……任何與你交談的人都知道正在發生一場可怕的饑荒。」多年後，時任《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的瑪爾科姆∙穆格里奇告一名採訪者。連蘇聯媒體都承認，人們在吃「糧種和牲畜」。穆格里奇說，你不需要是天才、也不需要看到「莫斯科的所有記者都在歪曲」這個故事，就能明白該地區的人們在挨餓。
對於一個有一定膽量和好奇心的記者來說，旅行禁令會成為一個需要克服的挑戰，而不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穆格里奇正是這樣一個記者。關於飢餓的問題困擾了他很久。1932年秋天，他作為一個知名共產黨人來到莫斯科。他和英國著名社會主義者和社會學家比阿特麗斯∙韋伯（她創造了集體談判這個詞）的家人結婚。他本來打算放棄英國國籍，成為蘇聯公民，加入到建設第一個工人國家的努力中。但是當他開始走出莫斯科的外國人圈子去調查普通俄羅斯人的生活時——畢竟他計劃生活在他們中間——他面對的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自己的假設。
在他的小說《莫斯科的冬天》中，穆格里奇描述了在莫斯科的一個市場上與一個農民的相遇。農民撲倒在一塊剛買的香腸上，然後開始狼吞虎咽。在他的臉上，主人公——穆格里奇自己——看到了一種「像動物一樣、絕望、令人恐懼」的東西。那時他開始懷疑。他想，這個人在挨餓。其他人也在挨餓嗎？他們的眼神和他的眼神一樣嗎？突然間，他「看到飢餓無處不在」——在周圍「蒼白痛苦的面孔」中、在排隊購買基本食品「耐心的隊伍」中、在空蕩蕩的商店裏，除了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的石雕半身像，什麼也沒有。晚餐時，妻子用在一家只有外國人才能進入、貨源充足的硬通貨商店購買的食品做晚餐，他問自己：「無產階級專政怎麼會給他這個外國人提供這麼好的飯菜，而其人民在挨餓？」
穆格里奇決定追隨自己的新聞直覺。「沒有做任何形式的計劃，也不想徵得同意。」他買了一張去烏克蘭基輔和羅斯托夫的火車票。「蘇聯的安全部門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高效，」他後來說。「一旦你躲過了它，你就有相當的自由。至少那時你可以。」乘坐着美國普爾曼公司生產的舒適列車，喝不完的茶水，享受着他的西方薪水和特權所帶來的一切舒適，他就是這樣到達北高加索和烏克蘭的（很可能就在瓊斯出現在莫斯科之前）。
抵達時迎接他的景象讓他崩潰，並永遠終結了他對社會主義的浪漫想像。他在旅行後給《衛報》的三篇散文。其中的一篇寫道：「人民正在挨餓。」「飢餓是我聽到最多的詞。……牲畜和馬餓死了；田地拋荒……所有生產的糧食都被政府拿走了；根本沒有麵包，任何地方都沒有麵包，也沒有什麼別的東西；只有絕望和茫然。」他描述說，小城鎮和村莊「已經麻木了，人們的狀況太絕望，甚至不願對發生的事情表示不滿」，他們的身體常常因飢餓而浮腫。他指出，「只有軍隊和國家政治保衛局（GPU，秘密警察）吃香喝辣，其餘的人顯然是在挨餓，顯然是受到了恐嚇」。
穆格里奇指出，士兵和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任務是防止飢餓的人們離開該地區，他的結論是，這場饑荒「是一場蓄意的饑荒」，並把它比作「軍事佔領；或更糟糕，是正在進行的戰爭」。他後來稱整個情形是「惡魔似的」。他參觀了一個德國私人農業特許經營區。與周圍地區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裏的農業獲得了豐收，人畜都吃得飽，欣欣向榮，這才證實了他的分析。
回到莫斯科後，穆格里奇向英國大使館報告了他的發現，並要求大使館用外交郵袋將他的報道偷運出去。3月25日、3月27日和3月28日，《衛報》分別發表了這些未署名的文章（可能是為了防止穆格里奇被逐出莫斯科）。穆格里奇稱這些文章被他的編輯們「肢解」和淡化了。儘管如此，即使在被刪改的狀態下，它們還是引起了轟動。
瓊斯則在3月10日踏上了前往烏克蘭的旅程，而此時穆格里奇即將完成自己的旅程。在他們回來之前，兩人都不知道對方的旅行。兩人走過的路不同，可能到過的地方也不同，但他們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與穆格里奇相比，瓊斯的旅行並沒有被禁止：對蘇聯人來說，他不是記者，而且由於他與勞埃德∙喬治的關係，他設法獲得了前往當時烏克蘭首都哈爾科夫的官方許可。但瓊斯並沒有直達他名義上的目的地，而是在離目的地40英里的地方下了火車，然後步行走完了剩下的路。
瓊斯在烏克蘭鄉村徒步旅行時，走訪了22個村莊，採訪了饑寒交迫的農民。他用俄語與數百名農民一對一交談，仔細記錄他們的對話。他還和那些為了尋找食物而流入當地城鎮的農民進行了交談（「來自俄羅斯最富裕地區的農民到城鎮裏來尋找麵包！」他後來驚訝的寫道）。回到莫斯科後，他採訪了大約20到30名外國外交使團成員。和穆格里奇一樣，他發現政府製造的饑荒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瓊斯在3月底離開了蘇聯。在回國的路上，3月29日——也就是穆格里奇最後一篇報導在《衛報》見報的第二天——他在柏林舉行了一次新聞發佈會。許多報紙都刊登了這一報導。這是第一次一個具體的人公佈烏克蘭饑荒的報導，他是一個目擊者。
穆格里奇和瓊斯報導的兩記重拳讓蘇聯新聞局無法承受。它施加壓力，逼迫西方記者反駁。如一名記者後來聲稱的那樣，無論是否西方記者有和蘇共勾結，高調的反駁確實發生了——反駁者正是《紐約時報》名人、普立茲獎的駐莫斯科記者、所有有關布爾什維克事物的西方權威人物沃爾特∙杜蘭蒂。3月31日，《紐約時報》刊登了杜蘭蒂現在臭名昭著的文章《俄國人挨餓，但沒有餓死人》。他在文章中對饑荒的事實提出了質疑。他自己也知道這些事實是真實的，並在私下的談話中經常提及。
杜蘭蒂寫道，是的，飢餓存在與蘇聯。但死人的原因是與營養不良相關的疾病，而不是饑荒本身。短缺是存在的，但大城市有食物。集體農莊是「新事物」，因此「搞亂了糧食生產」。
為了讓大家明白這一點，杜蘭蒂引用了一句當時已經成為他商標的流行語：「不打碎雞蛋就做不了煎蛋」。這句話很可能是他從俄語中的諺語「砍樹時，木屑就會飛起來」中翻譯過來的。這句話當時在蘇聯被廣泛用來掩蓋人們對革命造成的混亂和過激行為的擔憂。（據信斯大林本人也曾使用過。）它在蘇聯被賦予了一種邪惡的意味，永遠與革命祭壇上被殺的數百萬人聯繫在一起。但對杜蘭蒂的讀者來說，這句話似乎證明了他的天才，使他在蘇維埃實驗的崇拜者那裏贏得了許多讚譽。
但杜蘭蒂的工作並沒有因為否認饑荒而結束。他還需要詆毀真實報道的人。杜蘭蒂把瓊斯描繪成一個想像力過於豐富的年輕人，暗示他的整個俄羅斯經曆始於並終於一次為期三周的烏克蘭鄉村徒步旅行。（這不準確。瓊斯曾在劍橋學習俄語，並曾兩次訪問該國。）他歪曲和曲解了瓊斯的論點。
最後，瓊斯單槍匹馬站在「偉大的杜蘭蒂」和《紐約時報》的對立面。媒體對他的報導嗤之以鼻。勞埃德∙喬治與他保持距離。使許多人難以接受他和穆格里奇報導真實性的是，當時希特拉正在利用烏克蘭的饑荒進行宣傳，攻擊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並暗示各地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對斯大林的大規模罪行負責。歷史學家蒂莫西∙斯奈德寫道：「注意到饑荒在發生本身就變得很有爭議。」
在攻擊譴責之下，瓊斯除了回國加入《西部郵報》和《南威爾斯新聞》作初級記者外，別無他法。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他把報導的重點放在納粹德國上。5月他訪問德國，他看到他早先關於德國「全速」走向法西斯獨裁的預言已經成真。他對希特拉對德國民主制度的「致命一擊」感到震驚。他還對他對猶太人的「殘酷」和「中世紀」的仇恨運動感到震驚，並進行了詳細的討論。
在烏克蘭之行後不久離開莫斯科的穆格里奇也發現自己受到了攻擊。曾是他妻子親愛的「波姨」的著名英國社會主義者比阿特麗斯∙韋伯稱他的文章是「歇斯底里的謾罵」，公開駁斥他，為左派輿論定下了基調。在此幾周前，蕭伯納給《衛報》發了一封20人聯署的公開信，譴責他們認為是右翼對工人國家蘇聯的誹謗。穆格里奇繼續寫關於饑荒的署名文章。但他已經被「取消了」：他被誹謗、被排斥、被忽視，無法找到工作。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這位曾經想移民蘇聯的英國人經常被當作反動分子、冷戰分子或和平主義的反對者——不管當時流行什麼名詞。在他的餘生中，穆格里奇「對這樣的恐怖事件竟然會發生，然後就這樣無聲無息、被大家忽略了，感到很困惑」。
絕大多數駐莫斯科的外國媒體都沒有報導斯大林在烏克蘭蓄意製造的殘酷而謀殺性的饑荒。這引起了眾多令人不解的問題。為什麼有那麼多記者選擇忽視一個擺在他們面前的大新聞？為什麼他們如此馴順地接受蘇聯當局對他們行動和報導的限制？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甚至沒有報導這種限制的存在？
毫無疑問，蘇聯新聞局對西方記者施加了強大的影響。其官員很輕易的操縱他們的採訪需求，並利用他們之間的競爭。只有最順從的記者才有希望獲得在母國保證能登上頭版頭條的採訪機會，而在饑荒時期，一個恐嚇性的報導——六名英國工程師因被控破壞而被蘇聯逮捕——也讓他們表現得溫順。審查制度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於西方記者必須將每篇稿件都提交給蘇聯審查員，記者們很快學會了自我審查。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去寫一篇令人反感的文章並永遠不會被發表呢？也有人可能擔心自己會失去「艱苦崗位」的特權。在大蕭條時期，沒有人願意被派回家然後找不到工作。
但其他因素肯定也起了作用，包括個人性格和信念。在那個兩極分化嚴重的時代，只有一個思想特別獨立的人才能看到全景，並且敢於寫出來。穆格里奇和瓊斯都看到了納粹和蘇維埃政權所固有的深刻危險——前者經常受到右派的讚揚，而左派卻對其深惡痛絕；而左派把斯大林鄭權視為人類最後的、最好的希望。
穆格里奇以非凡的遠見，預言蘇維埃國家不會停止對舊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奴役」。在他的社會主義者同路人中，沒有人同情這些人。（「他們得意過、濫用他們的特權，讓他們為無產階級砍伐木材和挖掘運河沒什麼錯。」）他寫道，問題是共產國家不會停止，直到它主宰「全體人民」。離開俄國後，他在柏林逗留了一下。他清醒地意識到，沿着柏林菩提樹下大街遊行的納粹分子與共青團員沒有什麼不同。他們是「同樣的人、同樣的面孔，這是同一個的表演」。
瓊斯也看到了這兩個對立運動和政權之間的驚人相似之處。他在德國只呆了幾個小時就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他在何處曾體會到「類似的理想主義與恐懼相結合的氣氛，一邊是無邊的希望，一邊是絕望」？他馬上就知道了答案。那就是蘇維埃俄國和法西斯意大利。他的結論是：「納粹和法西斯的方法與布爾什維克的方法是一樣的，不管他們的目的有多大的不同」。
在影片中，霍蘭在瓊斯和布魯克斯的一段尖銳對話中反思了試圖辨別全部真相的重要性。布魯克斯在駐莫斯科前曾在柏林生活過，親眼目睹納粹摧毀了她所珍視的一切，她的共產黨朋友被逮捕，她把自己看作是反納粹抵抗運動的一部分。她到蘇聯是為了加入一個比她自己更宏大的運動。她告訴瓊斯，蘇聯政府關心的是人「真正的人，工人」。瓊斯難以置信地問她，她怎麼能相信一個在她朋友的背上打了四槍並像丟棄破雞蛋或木屑一樣丟棄他的政權？
而沃爾特∙杜蘭蒂，這個在美國備受矚目和尊敬的報紙上否認饑荒的人呢？令人驚訝或不驚訝的是，杜蘭蒂唯一真正致力於的事業是推銷他自己。他天生是個精英主義者，可能還有點自戀，他喜歡成為關注的焦點。他對蘇維埃政權的看法保證了他在巴黎和紐約的文化和社會精英中的名人地位，而這才是對他真正重要的。就在那時，他把自己定位為即將到來的美國對蘇聯外交承認的總協調人。他不會容忍一些年輕的對手毀掉他的盛宴。1941年，他曾經簡短地承認他低估了饑荒，甚至把饑荒說成是人為的，但很快就老調重彈。
然而，如果說杜蘭蒂無疑是為烏克蘭饑荒編織「消音毯」的罪魁禍首，在莫斯科外國記者圈中幾乎沒有其他人「急於報導這件事」。很可能是作為對這一點的評論，霍蘭將影片中關於新聞業最理想化的台詞託付給了瓊斯——一個年輕的自由職業者，一個外來者——而不是一個被認可的外國記者團成員。「新聞是最高尚的職業，」他告訴布魯克斯。「你追蹤事實，無論它們指向哪裏。你不偏袒任何一方。」
正是這種對新聞業角色和使命的沉思，讓電影《瓊斯先生》有了如此的時代感。杜蘭迪和他的記者同行們留下的拙劣的「歷史的第一底稿」影響了幾十年來世人對大饑荒和斯大林全部罪行的理解。在我們這個兩極分化的時代，當著名媒體和記者個人在街壘上分庭抗禮的時候，此時此刻又在書寫着怎樣的歷史底稿？90年前斯大林饑荒的故事為探討這些問題提供了一個異常貼切的案例。
[原文刊登於《平板》雜誌（Tablet Magazine）。作者Izabella Tabarovsky供職於威爾遜中心肯南研究所，專攻前蘇聯留下的歷史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