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瀕臨餓死的災禍，盡力設法混過去了。到1962年，緩過一點氣來。剛剛緩過氣來，馬上又搞起了新的對於「異端」的迫害。原來說在反右傾中批判過的人全不算了，到這時，喘過一口氣，就又戴上放大鏡找起「敵人」來。
首先是八屆二中全會和北戴河會議，在1962年秋至冬開的。在這個會上，提出一個著名的命題——「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其具體所指是小說《劉志丹》，實際波及的範圍則更廣。該書由烈士的弟媳李建彤執筆。她的文筆並不怎樣，所寫的陝北革命鬥爭故事，基本上是真人真事，而沒有用真名。這時候，高崗已經早被劃為「高饒反黨集團」了。可是，高崗對於陝北的土地革命，關係實在太重要了，不寫上他的事情，全書情節將無法綴合。作者只好用了假名，又儘量減少一些具體描寫。稿成後給陝北土地革命的又一領導者習仲勛看過，他當然也在書中出現過。誰知這本書剛剛發表在刊物上，還未來得及出版，便已被最高當局定為「反黨小說」，而且還是「一大發明」。十萬火急，上面傳下通知，不許再印，立即徹查。理由沒有別的，高崗已成為十惡不赦的罪犯，只要提及他的過去，哪怕只是客觀敘述，也就是反黨！這個案子除了狠狠整了作者之外（這是慣例）還波及到作者的丈夫劉景范，即劉志丹烈士的弟弟。還拉上審稿的習仲勛，竟說成他是主謀，是陰謀替高崗翻案，亦即反黨。習仲勛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立予撤職。這種做法，實在說不出理由。他們要反黨，要奪權，寫這麼一部小說幹什麼？一般讀者連看也不會看出來其中有高崗，起什麼翻案作用？而且即使讀者因此對高崗有一點點好感，那又怎能反得了黨？邏輯也說不通啊！可是當時就是這樣定了案，把一個國務院副總理撤了職。什麼工作也不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