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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流:在劫難逃含淚在離婚書上簽字的她

—《成都日報》社反右鬥爭紀實

作者:

一個新創刋不足一年半的市級機關報,竟抓了12名右派,佔全報社50名採編人員百分之二十以上。說話是右派,不說話也是右派;擁護運動是右派,不擁護運動也是右派,反正你就是右派。在那個瘋狂的年代,要想不當右派閉嘴也不行,只能去當咬人的狗。

在劫難逃

「黃巢殺人八百萬,在劫難逃。」

中國民間有這樣一個傳說:唐末,皇帝昏庸無道,貪官污吏橫行,諸候擁兵自重,天下大亂。落榜狀元黃巢,得仙人指點,說他面相極貴,有九五之尊,將來定是南面稱孤之人。賜天劍一把,叫他日夜演習,到功夫成就,須把天下作惡的八百萬人殺絕。黃巢來到一座深山寺廟,日夜苦練本領,所有吃住全由寺廟主持老和尚憚空負責。大約苦練三年後,己完成神仙劍術九九八十一功,能百步斬敵首級如探囊取物。按照仙人規定日期,立馬準備舉事。在舉事前一夜他向主持老和尚憚空說:「師父,三年來感謝你對我的關照,明天我就要替天行道,興兵舉事開刀殺人。你和廟裏僧眾,都得去躲一躲。你是知道的,開刀日,我會見人就殺,不分好壞親疏。今夜我先告知,也是我對你的報答。」憚空立即將黃巢話告訴僧眾,第二天一早,大家便跑到遠遠的地方躲起來。憚空是主持,安排好大家後,便尋到山門前一棵千年老樹,見此樹枝茂葉密,有一線空心,便鑽將進去,藏躲在裏面。到了舉事時辰,黃巢提劍四處覓人,不見蹤影,便來到廟外古樹前向天地稟告:「蒼天在上,今日乃我黃巢舉事之日,尋遍四周不見人影,只好拿此樹祭劍。」話畢,舉劍一揮,千年古樹立刻劈為兩段,憚空血頭卻滾將在地。他失色大呼曰:「黃巢殺人八百萬,在劫難逃。」

1957年毛澤東一手策劃發動的「反右」鬥爭,大概我也屬於「在劫難逃」的一個。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反右派鬥爭正式在全國登場。民主黨派頭面人物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以及費孝通、錢偉長等,一個一個被揪出來定為右派分子;接着文藝界的馮雪峰、丁玲、陳企霞、秦兆陽等。當時,我並未意識到自已會成為右派,更未意識到全國50多萬知識精英會成為右派,私下和妻子說:「這些對革命有功的人,怎麼會去反對共產黨呢?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長篇小說,還獲得過斯大林文學獎呀!」妻子緊緊地摟着孩子說:「我也搞不清楚,毛主席是怎麼想的,不知右派今後的命運怎樣?」我平靜一笑,無所謂地說:「有什麼怎樣?運動不就一陣風,完了就完了。」妻子想了多一陣道:「但願如此。你不要忘了,孩子滿半歲時照像的事啊!」我抱過孩子親了親:「乖乖,爸爸忘不了。」

反右烽火如火如荼,報社漸漸開始緊張起來。突破口是文教組的記者梁正興。他是四川日報社調來的,瘦高個兒,戴副眼鏡,平時少有接觸。他的女朋友工作在雅安地委宣傳部,兩地相思,書信頻頻。談愛情就談愛情,此兄卻將政治摻合進去。他不同意中央把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丁玲、馮雪峰等人劃為右派,認為這是以言治罪,剿殺對民主革命有貢獻的人,是專制獨裁行為。他的女朋友從「革命大局」出發,把這些信件寄給了報社黨組織。黨組織加上按語,又將它貼牆公佈。於是群情激憤,梁正興被揪了出來。不幾天又有一位中學女生來信檢舉他,說他借採訪和她講戀愛,現在突然變心不理睬她,請報社領導給予幫助。報社為了弄清問題,立即派出一個姓楊、一個姓彭的記者去調查了解此事。很快查清問題,他己和那個女學生睡了覺。梁正興的問題立刻上升為姦污少女的刑事犯罪,很快整成材料上報。五天後,報社在川報大禮堂召開公捕大會。為了起到教育打擊的作用,顯示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威力,那天川報員工也全體參加。三四百人坐在一起,神態嚴肅,同仇敵愾,當黨辦主任閻凱宣佈完梁正興罪惡事實,兩位頭戴鋼盔的警察,甩着手走着正步來到主席台,然後取出副鋥亮的手銬,咔嚓一聲,把梁正興兩手銬在一起,押了下去。接着是參會人員表態,當然均是事先佈置好的極積分子,內容不外乎是「感謝黨、感謝政府,為民除害」之類的套詞。後來,聽說梁以思想反動和姦污少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一直未予「平反」。另一件事更使我震驚,成都建國中學黨總支書部記兼校長潘清雍,土改時我們在一個工作組,被該校右派體育教師×××行兇砍傷,不久這個教師即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槍斃掉。我聽到這消息後打電話去慰問潘清雍,但電話里傳來老朋友的聲音不太友善,他這樣提醒我:「小黃,要認請形勢,主動向組織交待自己的問題。」聽後,我有點莫名奇妙:「我有什麼問題?」23年後我「改正」歸來去看望他,才告我:「市委宣傳部在我去電話前的三天,就己經找他了解我的言行。」他只說我「驕傲狂妄,目中無人」,未想到會把我打成「大右派分子」,因為他畢竟了解我:「一個學徒娃娃反什麼黨呵?」

這個時候我沒有任何預感自已會被划起為右派,而且會是個大右派!一是認為自已出身好,熱愛黨和毛主席;二是認為自已沒有右派言論,對章伯鈞、章乃器、儲安平等人的言論並不苟同;三是自已還參予了對馮元春的批判鬥爭大會。

中國的事情說變就變。1957年7月6日,中共成都市委派出以副書長張靜之先生為首的反右工作組,帶領五個幹員進駐報社。張是個大麻子,山西人,官運不佳,傳說他曾是國民黨還鄉團的成員,肅反中被審查過幾天。1951年當過我們土改團的副團長,他知道我是新中國的第一批工農幹部,有過短暫的接觸,對我印象不錯。但「階級鬥爭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我竟是他手下第一個獵物。很快報社走道、窗口、樓梯,架起了擴音器,成天不停地叫喊:「揪出大右派黃澤榮(曉楓)!」「剝下他工人偽裝的畫皮!」「黃澤榮(曉楓)向黨和社會主義射出了三支毒箭!」(所謂毒箭就是我所寫的三篇小說《給團省委的一封信》、《向黨反映》、《上北京》)。

不到半天時間,全報社的過道、走廊、樓梯口,只要是空餘的地方全是醜化我的大字報、漫畫。這些大字報、漫畫,用詞之惡毒,選句之下流,歪曲事實之荒誕,縱是戈培爾先生也望塵莫及。不過在那個是非顛倒的年代,執政者盡皆視為「精品」,就象中國人先初把西方避孕套當成氣球吹玩一樣。

我是個天生的不怕權、不怕勢的人,一輩子認定事實與死理,不是就是不是。在一次報社召開全體編採人員的定性大會上,不少事先佈置的極積份子們,大聲叫我站出來,交待檢查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我不僅不檢查交待,還質問那些極積分子:「我反了什麼黨?你們這些地主、資本家出身的少爺、小姐,才是真正反黨的右派分子!」氣得這些人拍桌大喊大叫大罵:「你為什麼要寫反黨小說?你早就背叛工人階級了。」我說:「是黨提倡干預生活!既然是反黨,《草地》為什麼要發表它?」打手們底氣不足,占不了辯論上風,氣得干吼,會場一片混亂。在這個時候編委王畋(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知識分子,四川日報調來的老報人),突然把桌一拍,挺身而立道:「吵什麼?你們說小黃是右派,我是五人領導小組的,還沒舉手同意。」會議嘎然而止。

想不到兩個小時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貼出來:「王畋老右派!」「決不准許王畋包庇右派分子黃澤榮(曉楓)!」「王畋必須向黨低頭認罪,交待自已反黨罪行!」「……」此後,他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從行政十五級降為十九級。最後,送到草堂寺去終身相伴「老杜」,一生未娶,直到壽終正寢。

五人領導小組鐵定我為右派分子後,不再處理稿件,每天上班一人坐在辦公桌前面壁反省,沒人與我說話,沒人與我親善,昨日朋友皆成路人,都是一雙雙仇恨的眼晴瞪着我,好似借了他們穀子還了糠。組長肖青再沒笑臉,恨恨的好象我挖了她的祖墳。胡克由這個《工商導報》的留用人員,過去對我畢恭畢敬,總是小黃前小黃後笑咪咪地叫個不停,現在卻要我打掃清潔衛生了。陳澤昆、楊蓓、邱乾坤三人雖不和我交談,卻以眼神問候。不幾天美術組的譚大同悄悄告我說:「小黃,市上要開你的鬥爭大會,勢頭有點凶,我建議你跑出去躲幾天。」平時我和他來往不多,想不到此時卻冒着風險透露消息,暗中為我出謀劃策。

那天下班回到家裏,妻子見我臉色不好,便哄着襁褓中孩子說:「乖,快向爸爸笑一個」。半歲該子己咿呀能語,見着我小臉蛋綻成一朵花,張着手要我抱。我黙黙地把孩子抱在手中,說不出是高興還是淒凉,為了掩飾內心的忐忑與不安,久久地吻着孩子,待情緒稍稍安定後,才將此亊告訴妻子。妻聽後,為我壯膽說:「跑什麼?又沒有殺人放火,未必說你反黨就反黨,鬥爭會也得講理呀!」我笑笑硬挺道:「不跑!不跑!」心裏卻在說:我是吃運動飯長大的,要鬥爭你有什麼理不理?不過當時任何一個人,都對反右鬥爭嚴重性認識不足,以為和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一樣,過上三、五個月,就萬事大吉。誰知毛澤東早己成竹在胸,決心要把有獨立見解的知識分子趕盡殺絕啊!

千人鬥爭我的大會

1957年7月19日早晨,我起床洗漱完畢,第一件事就是去街頭一家鮮奶店,給女兒取牛奶。當我一跨出房門,報社兩個反右極積分子就跟上我。此兩人就是調查核實梁正興案的楊、彭兩人,儘管長期來他們寫不出消息、通訊,可追蹤盯梢、檢舉揭發卻很在行。我心裏咯噔一下,準備甩掉他們一走了之,但想到頭一天晚上,已向妻說過「不跑」的話,便打消了念頭。到了牛奶店,我故意閃進路邊公廁,急得楊、彭兩人一頭大汗,象蒼蠅樣滿街亂竄。我心裏好笑,暗暗罵:「你們也想盯梢?兩個笨蛋!」

我取完牛奶回到家,不慌不忙地吃罷繼母給我作的早點湯圓,然後騎上自行車,穿街走巷,從從容容向報社飛馳而去。進了報社大門,我架上車,沿着之字拐的鐵樓梯爬上二摟,閻凱即將我叫到辦公室,向我作思想安定工作。他開門見山說:「小黃,今天市上要開你的批鬥會,有不少領導在場,你可要冷靜啊!一定要好好接受大家批判。我希望你要向黨低頭認罪,千萬不要耍牛脾氣,切不可衝動。只要你能好好承認錯誤,今後仍是好同志。」我無表情地點頭,然後下得樓梯,跟着全報社人排隊結合,向總府街省府禮堂走去。

省府大禮堂,解放前叫紫羅蘭花園,是當時黃金和外幣市場。中共掌權後,一段時間叫「五一茶社」,因公開播放美國之音,被取締收歸囯家,經過投資改建後,成為今天的省委招待所,作為接待外賓和重要人物之用(現更名為假日皇冠酒店)。記得,在三個月前,開完全囯人民代表大會第一屆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代表、著名作家巴金和浙江省副省長宋雲彬,來成都視察就住在這裏。當時我和楊蓓姐來此採訪巴金先生。那是上午九點,我們按預約的時間來到這裏,看見巴金先生穿着厚厚的呢大衣、頭戴鴨舌帽,拿着哥德原著,在走廊上走去走來地背誦。我第一印象是:巴金真勤奮。他中等個兒,大頭大臉闊嘴巴,說話略帶口吃,有點像《家》中的覚慧。我們坐在招待所一間小會議室里,漫無邊際的閒聊,巴山蜀水,成都變遷,風味小吃,街道今夕,朝鮮戰爭以及他新近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短篇小說《上甘嶺戰役》。他很健談,問什麼回答什麼,沒有一點大作家的架子。突然,我提出一個十分怪異的話題問:「巴老,你解放前寫了那麼多有名的長篇,什麼《滅亡三部曲》、《愛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怎麼現在一曲也不曲,見不到你的長篇了呢?」巴金一下愣了,一雙犀利的大眼晴在我身上掃視一遍,然後不經意的笑笑說:「生活是文學作品的創作源泉,我熟習舊社會的人和事,對解放後的人和事還陌生不熟悉,我正在積累體驗新的生活,但是……」他嘎然止住了話頭,換成另個題目:「成都不錯,變化真大,怎麼也找不到兒時記憶了?聽說,我老家那幢院子,是什麼文工團了?」楊蓓姐回道:「叫戰旗文工團,成都軍區的。」巴老「哦」了聲,再沒說什麼。短暫的記者職業使我變得十分敏感,覺得巴金先生心中有許多難言之隱。後來我和楊蓓合寫了巴金的採訪記:《故里風光說變遷》,但文章平平,與採訪實情大相逕庭。後來楊蓓姐提醒我說:「小黃,採訪不能那麼逼人,這樣別人會怕記者。」我天真直率一笑,算是回答。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往事微痕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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