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諾貝爾委員會近日公佈本屆和平獎得主為「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orld Food Program），主要理由是它防止了世界利用飢餓作為戰爭武器，並促進糧食安全。和2012年頒給尚未脫離歐債風暴的歐盟一樣，在冠冕堂皇的表彰用語之下，都顯得有些牽強，尤其對照這座獎項百年歷史上曾經有過的輝煌紀錄，儘管爭議的受獎者不少，似乎也都好過又一次把「世界上最具聲望的和平獎」弄得如此索然無味。
因為它之所以能在全球數千個和平獎中獨具一格、如此權威，正因為它能將早期僅關注歐洲國家一舉一動的視野，逐步擴充為全面關切這個世界，更重要的是，它同時不斷對所謂的「和平」注入新意，從着眼於誰能「推動裁減軍備和舉行和平會議」，到進一步將和平詮釋為「和平不離自由、自由不離人權」，和平獎與時俱進的特色，讓自己登上世界級的地位，遠遠超越創辦人阿弗烈德、諾貝爾當初立獎的想像，因而就算它和諾貝爾文學獎並稱是最容易製造爭議的諾貝爾獎，仍不減其崇隆聲望。
它的影響力無庸置疑，所以每年十月，很多獨裁國家都會盯着它這回又要給自己找什麼麻煩，它也確實讓許多獨裁者恨之入骨。像是1935年，它把獎項頒給反納粹的奧西次基，1975年它頒給了蘇聯的物理學家薩哈羅夫，1983年頒給波蘭的工運領袖華勒沙，1989年頒給西藏流亡領袖達賴喇嘛，1991年頒給了緬甸的翁山蘇姬，2003年頒給了伊朗人權律師伊芭笛，當然，引起最大震撼的就是2010年頒給中國民運人士劉曉波。
這些得獎者都是站在極權統治者的對立面，他們獲獎，並得到世界高度關注，從而大舉墊高了他們的分量和影響力，諾貝爾和平獎彷佛這些反抗者的精神後盾，讓他們成了世界級的領袖，對他們所反抗的極權政府，形成另一種「兵不血刃」的直接打擊。於是，這些當權者中，有力圖阻止自己國家得獎者前往領獎的，有領了獎，卻被自己政府威脅要把獎座沒收的，至於劉曉波獲獎後，也未能讓自己減輕一絲一毫牢獄之災，最後是病死中國的獄政之下。
當然，這座獎項縱然多次為人類世界黑暗的角落照入光明，卻也不見每次都能直接為和平發揮作用，如同當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領導人阿拉法特、拉賓因為簽署了象徵和平交好的「奧斯陸協議」，共同在1994年獲頒和平獎，結果得獎隔年，拉賓就被以色列激進份子刺殺身亡，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瑪斯亦對以色列再派出自殺炸彈客，阿拉法特則直接撕掉「奧斯陸協議」，以巴衝突很快又退回到原點，那座和平獎擺在他們各自的案頭則還不到一年。
同樣的，和平獎也不是沒有「識人不明」的時候。翁山蘇姬重返緬甸政壇後的表現即是一例，更早之前，1907年得主、義大利和平主義者莫尼塔，不也在得獎數年後就轉而公開支持義大利攻打土耳其，至於2011年因推動非洲女權運動獲獎的賴比瑞亞總統瑟莉夫，得獎三個月後就在接受媒體時強調「人權不及同性戀」。
諾貝爾和平獎「謎一樣的安排」，還包括歷來另有不少遺珠之憾。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印度聖雄甘地，他曾經一連被提名五次，每次呼聲都很高，卻一再和和平獎擦身而過，最遺憾的是，1948年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終於決定把獎交到甘地手上，他卻在同一年遭暗殺身亡。甘地長年以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訴求反抗英國高壓統治，之前為什麼就是沒有得獎，後續揣測眾說紛紜，其一是挪威不想得罪當時和它關係友好的英國，其二理由，則被認為比較契合箇中原因，即當時有決定權的諾貝爾委員會成員，對甘地個人民族主義傾向、獨裁特性有所疑慮，並對甘地在政治領袖及和平運者的角色切換，未能得到清楚界定。
總之，諾貝爾和平獎就是一座充滿「人味」的獎項，在它百年歷史中，絕大多數時候不乏激起共鳴，相當程度鼓舞了人類社會朝良善的方向前去，也曾多次扮演受壓迫者的守衛，讓他們能持續奮起對抗自己眼前不公不義的強權。但也偶有純打「安全牌」的模樣，進而有失諾貝爾和平獎自許對人類社會的積極貢獻，今年的結果，應該也會得到類似的評價。至於在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公佈得主之前，中國外長王毅藉由歐洲之行，警告挪威別再把和平獎贈給中國異議人士，尤其是香港抗中者，此話是否確實「發揮作用」，只能留待日後出土的文獻去推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