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可能都有所察覺，我們的生活越來越離不開社交軟件。我們早起的第一件事不是上廁所，而是開手機查信息，睡前的最後一件事也不是說晚安，說完晚安之後還得再刷會兒微博。
但是網飛的新紀錄片《智能陷阱》（The Social Dilemma）要說的，並不是「社交網絡侵蝕了我們的現實生活」這種俗辣的觀點。相反，《智能陷阱》逼我們思考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為什麼這些社交 APP都是免費的？為什麼用戶使用他們的產品卻不用付錢？
面對大多數時候以免費面目示人的互聯網，我們很容易忽略一個基本的事實：免費從來就不是一種商業模式，廣告才是。《智能陷阱》揭開了這種「免費」背後的真相：在靠廣告盈利的商業模式下，每一個公司都在拼命研究怎樣吸引用戶的注意力，好向廣告商賣出更高的價錢。為了達成這個目的，互聯網巨頭們不惜研究人類的成癮機制，誘導人們產生依賴。然而算法的副作用也隨之顯現——假新聞四起、政治極化、青少年自殺率激增……最終就連開發者本身也深陷算法的枷鎖無法逃脫。
用90分鐘，《智能陷阱》講明白了一個道理：如果你沒有花錢買產品，那你就是被賣的產品。
商業模式之惡
世界上沒有真正的免費軟件。
如果你沒有付錢，那真相只有一個，就是你付出了比錢更重要的東西，你的私隱，你的時間。
但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私隱本身並不是我們最在意的問題。面對互聯網的便利性，人們紛紛用腳投票，從私密性更好的傳統通訊方式倒戈向了社交網絡。很多人會想，谷歌只是一個搜索框，Facebook只是一個看朋友們動態、看朋友們照片的地方，就算它們知道了我搜了什麼內容正在關注誰，又能怎樣呢？
然而人們沒有發現的是，利用這些私密信息，平台會更好地奪取他們的注意力，並且把他們的注意力和時間打包賣給廣告商。
《智能陷阱》借投資人之口說明了這個商業邏輯。
羅傑·麥克納姆（Roger McNamee）是矽谷著名投資人，也是 Facebook的早期投資者之一。麥克納姆表示矽谷的商業模式已經出了「道德問題」。
「在矽谷的前五十年，公司製造產品賣給顧客。比如微軟賣給顧客軟件，蘋果賣給顧客電腦，這都是簡單又健康的商業模式，」麥克納姆說，「然而過去十年，矽谷最大的公司們，恕我直言，一直在做『賣用戶』的勾當。」
「我們不為社交產品付錢，為產品付錢的是廣告商。我們不是顧客，廣告商才是顧客，而我們是被銷售的產品。」
因此在目前的商業模式下，用戶不付出私隱成本就獲得服務幾乎是不可能的。那麼如果社交軟件不收廣告商的錢，轉而向用戶收取運營公司和 APP所需的費用，比如用戶每刷1小時微博就支付一定費用，這種模式行得通嗎？
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計算。
以 Facebook為例，根據本年度第一季財報，Facebook第一季度來自於廣告業務的營收為174.40億美元，同時期 Facebook月活躍用戶約為27億。也就是說，Facebook每季度至少要向每位用戶收取52元才能維持目前的收入水平——如果這些用戶還堅持使用收費版的 Facebook，沒有轉而使用其他多如牛毛的免費社交軟件的話。
離不開手機？你被「腦控」了
但也有不少人對技術持樂觀態度，認為社交網絡只是人們溝通交流的工具，就算它們利用我的私隱猜出了我喜歡什麼，從而給我推薦了我更需要的商品和更愛看的內容，也沒什麼不好的。
比如喬布斯。年輕時的喬布斯曾經在一次訪談中說到，電腦和互聯網是人類最棒的工具，就像是給思想裝上了自行車。
然而工具的一大特徵是，在你不用工具時，工具會好好呆着不動。此外，工具也沒有自己的意志。然而社交軟件是有意志的，它的意志就是開發者的意志。它會不斷地引誘你去打開它，推送你喜歡的內容佔據你的時間，不停地彈出提示框爭奪你的注意力——簡而言之，讓你上癮。
所有把社交軟件當成單純的工具的人，都選擇性忽視了廣告商對自己生活方式的滲透，也忽視了網絡依賴對現實生活產生的影響。當你放下自行車，你不會感到煩躁空虛疲憊，但刪掉社交軟件你可能會。
然而產生離不開手機的感受並不意味着個人自控力的下降，而是因為世界上最聰明的一群人每天都在研究怎樣讓人成癮。《智能陷阱》裏展開說明了這一點。
在斯坦福「勸服技術實驗室（Persuasive Technology Lab）」，學者們主要研究如何利用所知道的一切心理學知識來改變他人的行為。很多矽谷的著名人物都曾是這個實驗室的學員，其中也包括 Facebook、優步、推特、領英等公司負責用戶增長的關鍵人物。
▲勸服技術課現場，圖源：《智能陷阱》
谷歌前設計道德倫理學家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也是其中的一名學員。特里斯坦表示，很多看似「無意識」的設計，都是為了潛移默化地改變用戶的行為，培養用戶刷手機的習慣。比如說最常見的下拉刷新的設計，其實和賭博老虎機的原理一樣，都是一種正強化的過程（Positive Reinforcement）。用戶每次下拉軟件就像拉動老虎機的把手，每次都能獲得未知的新獎勵，久而久之，用戶就形成了無意識刷手機的反射，哪怕明知道沒有新信息，也會忍不住下拉刷新。
除了下拉刷新之外，有人在照片中圈出了你時軟件發出提示，聊天時顯示對方「正在輸入」，主動告訴你每個朋友的新動態，都是社交網絡為留住你所做的努力。
社交軟件不僅希望你在有需求的時候打開它，它希望你在沒有需求的時候也離不開它。
在表面上，廣告商買的是用戶的注意力和時間，然而這樣說還是太簡單了。
本質上，廣告商買的產品其實是用戶行為和認知的潛移默化的變化——改變你的生活方式，改變你的想法，直到改變你這個人。這是一種循序漸進的變化，幾乎不可能被察覺，
假新聞的沃土
如果說「賣用戶」的商業模式和「讓用戶上癮」的設計都在開發者的計算之中，那接下來的發展就是連開發者也沒料到的了。
由於算法只會通過用戶行為來判定用戶興趣，在增加用戶停留時間的最終目的下，算法會向用戶推薦越來越多強化用戶已有觀點的相關內容。人們目之所見全是相同的觀點，每天接觸到的都是同一類資訊——你越愛看什麼，平台就給你推送什麼。
在這種邏輯下，假新聞和陰謀論得以飛速傳播。《智能陷阱》裏提到了「地平說」的例子。NBA著名球星凱里·歐文曾公開表示他認為地球是平的，在遭到公眾批評後他又上節目道歉，稱自己對地平說信以為真是因為在 YouTube上看多了陰謀論視頻。「你點進一個 YouTube視頻，就像掉進了一個兔子洞，」歐文說，「然後平台就會給你推薦更多的此類視頻，慢慢的你就信了。」
▲歐文把原因歸納為 YouTube的洗腦，圖源：《智能陷阱》
以用戶粘性和使用時長為唯一導向的算法不僅滋生了陰謀論和假新聞，也讓人們的政治觀點越來越極端，越來越難以調和。皮尤研究中心對1萬名成年美國人的調查發現，美國人比任何時候都更要分裂，在最近一段日子裏，美國人的政治兩極分化更是達到了20年來的最高點。而兩極分化的程度和社交網絡的普及程度呈正相關。
▲圖源：《智能陷阱》
社交網絡也帶來了越來越多始料未及的負面作用。統計數據顯示，美國15-19歲女孩的自殺率比世紀初提高了70%，而10-14歲女孩的自殺率增加了151%，自殺率激增的拐點同樣產生於社交網絡誕生的那一年。
面對越來越多社交網絡引發的負面新聞，這些「上癮算法」的開發者們也開始感到警惕。
在《智能陷阱》中，開發者們紛紛表達了他們對未來的不安。特里斯坦·哈里斯提到，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像今天這樣的情境——幾十個加州年輕白人男子圍坐在一起，就決定了幾億人的行為習慣。出於對自己所處的行業的反思，特里斯坦·哈里斯已經從谷歌離職。Facebook點讚按鈕發明者賈斯汀·羅森斯坦（Justin Rosenstein）則表示，自己一開始發明點讚按鈕絕對是出於好意，「想要讓人們傳遞愛表達愛」，然而如今看來，這個功能似乎「把人們引向了反烏托邦」。如今羅森斯坦已經卸載了大多數 APP，關掉了所有的應用通知，用沉默的對抗回應這一切。
社交網絡給我們帶來的「智能陷阱」如今還沒有特別好的解決方法，或許在未來，政府可以對收集數據的行為徵稅，就像對石油徵稅一樣，或者像歐盟一樣，積極制定數據安全法，給用戶回溯、消除自己數據的權利。
不能否認的是，在我們生活的世界裏，死了的樹比活着的樹更有經濟價值，死了的鯨比活着的鯨更有經濟價值。只要我們的經濟系統還這樣運轉，公司不受監管，他們就會繼續破壞樹木，捕殺鯨魚。在地球上挖礦，從地下抽石油。雖然我們知道這樣做會破壞地球，雖然我們知道這樣做會為後來幾代人留下一個更不堪的世界。
而現在我們就是樹，我們就是鯨，我們的注意力就是被無節制開發的礦產。
如果對於廣告商來說，我們花時間盯着一個屏幕所產生的經濟價值，比我們去享受人生、去過自己豐富的生活所產生的價值更大的話，我們的結局會是怎樣不難預料。
其實我們已經看到了這樣的結局——我們看到互聯網公司利用強大的人工智能，研究怎樣操控我們的注意力，讓我們去看他們想讓我們看的東西，而不是讓我們看和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的生活最為一致的東西。
最諷刺的是，我能看到這部片子，本身就是一種《智能陷阱》的表現——因為我有一個網飛賬戶，網飛知道我喜歡看和技術相關的影片，所以這部影片才出現在了我的首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