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家裏有台老式的電子管收音機，是父親民國時從舊貨店裏買來的。別看那台「五燈」收音機是個舶來品，老的掉牙，但質量可真高，從來也沒壞過，每天早間新聞聯播前能聽到《東方紅》，晚間新聞聯播結束後能聽到《國際歌》。尤其1963年中蘇兩黨開展「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大論戰時，中共一方天天在收音機里滾動播放那九篇評論文章。文章播完後放送的《國際歌》非常悲壯，至今想起來仍令人盪氣迴腸。
一天，我獨自在家，把收音機的波段旋鈕轉到了「短波」那個地方，突然聽到裏面在喊：「共軍官兵弟兄們！共軍官兵弟兄們！」我嚇得差點尿了褲子，趕緊把波段旋迴中波，關掉收音機，然後出門東張西望。確定剛才周圍無人，懸着的心才算放下。
還有一天，我竟然收聽到了前蘇聯的對華廣播，在一陣優美雄壯的《祖國進行曲》後，一個乾淨利落的男聲和一個溫馨輕柔的女聲交替出現：「莫斯科廣播電台，莫斯科廣播電台，現在開始對中國聽眾廣播……」聽得我既興奮又緊張。
那時我收聽敵台並沒有任何政治原因，只是好奇。雖然有一種負罪感，但常常不可自控。聽得時候很興奮，但過後總是無限地自責。
1972年，我經過一年的節衣縮食，到年底買了一台九管全波段紅燈牌半導體收音機，當時在國內算是高檔的了。那台收音機有一個拇指寬的透明長條窗口，上面有波段的刻度。擰開收音機，這個窗口便亮了，隨着聲音裏面的燈光會不停地閃爍。旋動旋鈕，有指針在窗口的刻度上行走，可以尋找你需要的廣播。當時我得意極了，心中滿滿的幸福感。
記得那時我常常半夜裏蜷縮在被窩裏偷聽美國之音的新聞節目。有一個節目叫「時事經緯」，分析世界大事，很讓我折服。因為他們不做赤裸裸的政治宣傳，而是在介紹政治事件時講述不同的觀點，讓讀者自己拿結論。我對美國之音所有的播音員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何麗達的播音員。她的發音比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播音員還標準。比如她說「那」，不但會加上兒音，變成「那兒」，而且居然會說「那赫兒」。這「那赫兒」，沒在北京薰陶過的根本說不出來。她播音既沒有那種姨太太似的軟，也沒有武工隊員似的硬，而是不緊不慢，娓娓而談。聽她播音是一種享受。
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把小收音機當枕頭墊在耳朵下聽着玩兒，當然是很小聲的，不然耳朵吃不消。當我的手指頭隨意地旋動着波段旋紐，在刺刺啦啦的強大電子干擾中，突然，出現了一個異常清晰的聲音：「自由中國之聲，現在報告新聞……」聲音顯然來自一個遙遠的地方，因為講話的聲調明顯與我們每天聽的廣播不同，好奇心驅使我繼續聽下去。天啊，這是台灣的「敵台」啊！接着又出現一個嗲聲嗲氣的女聲：「共軍弟兄們……刺啦刺啦……飛機……賞黃金N兩……刺啦刺啦……」我知道這是國民黨反動派在拿黃金蠱惑咱人民空軍駕機叛逃台灣呢。我最初的反應是：臭國民黨，想拿金錢來引誘咱英勇的人民解放軍，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不答應歸不答應，但那台灣女播音的聲調還是很愛聽，跟電影《南征北戰》國軍電台女播音一個味兒，比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女聲嬌媚得多了，讓我對那個播音的女人有點兒想入非非。
有時候還可以聽到台灣電台里向在大陸潛伏的特工發指令，一般是說「XXXX號同志請注意」，然後念一大串數字。你可以想像我當時的震驚程度。
我最喜歡台灣台播出的音樂。記得當時有一位女歌手叫「鳳飛飛」，她的歌喉美極了，當時鄧麗君還沒有紅起來呢。從敵台里聽鄧麗君唱「香港之夜」那是後來的事了。
我知道在那些被判刑的人中，很多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罪狀：「偷聽敵台」，而我現在竟然也在偷聽。我的手在顫抖，可好奇心又實在難以抗拒，於是就蒙頭躲在被子裏聽……這回可是不折不扣地「偷聽」了。敵台畢竟是敵台，連我們的偉大領袖都敢戲弄。記得當時有個節目叫「三家村夜話」，三個人用古里古怪的聲音扮毛澤東、江青和周恩來，對他們進行醜化。「自由中國之聲」自然每天都要宣傳台灣如何如何自由，而大陸則「吃飯要糧票，走路要路條」。我一想，可不是嗎？沒有糧票我們還不得餓死？出門哪個敢不帶介紹信！
每當暗夜我收聽敵台的時候，總是想起《永不消逝的電波》那部電影中，馬路上奔跑着的搜索發報電波的汽車。越是夜靜時分，那輛搜索車尋找電波的畫面，便越容易出現在我的眼前。若突然聽到幾處近處的狗叫，便悚然一驚，仿佛那輛搜索的汽車已經開進了我們的大院，眼看就要到了我家門口。這時，我便一身冷汗。
一天，我突然發現呼市的街頭有偵查電波的汽車在馬路上繞來繞去，我猜想我偷聽敵台的事也一定被政府發現了。只是公安部門掌握了大概方位，沒掌握具體的地點罷了。那一晚我嚇得翻來覆去睡不着，想像着「偷聽敵台」這個可怕罪名可能帶來的種種後果。我甚至做好了被拘捕後，進到監獄如何向公安人員供述的準備。雖然後來我沒遇到任何麻煩，但還是好長時間不敢再偷聽敵台了。
「敵台」是文革時期的一個流行語，泛指中國以外的華語或者英語等廣播電台。主要特指當時的「敵對」國家和地區的廣播，如「美國之音」「BBC」「自由中國之聲」等。當時這些電台只能通過短波收聽，並在夜裏進行。如果缺乏耳機這樣的設備，人們往往需要把音量調到最小，所以叫做「偷聽敵台」。一旦這種行為被發現，輕則收繳收音機，停職、隔離審查、批鬥、檢討，戴上「壞分子」的帽子；重則被判刑，甚至槍斃。
文革中，內蒙古工大有個英語老師，為了學習英語，天天收聽美國之音的「英語900句」。那時，美國之音對於聽眾還免費發送「英語900句」的教材，大陸的聽眾如若需要，可向香港某指定地點寫信索取。該老師利令智昏，真的向香港某指定地點發郵件索要。
1968年，「一打三反」運動來了，經人舉報，他被打成美國特務，不久便被驗明正身，綁縛刑場，執行槍決。
記得那時廣播裏天天在宣傳：「當前，國內外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來越好。但是，在這一片大好形勢下，國內外階級敵人不甘心他們的失敗，妄想奪回他們失去的天堂……」廣播裏還老說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但屈指數數，除了亞非拉一些丐幫弟兄，眉眼象樣子些的朋友大概只有南邊的越南、老撾、柬埔寨，北邊金太陽的朝鮮，以及歐洲那唯一的一盞社會主義小明燈了，羅馬尼亞則屬靠不大住的兩面派。而國際上的敵人一眼望去遍地都是，應該說我們的敵人遍天下才對頭。這敵人一多，聽廣播不小心就會收到某國或某地區的聲音。不好，這就叫收聽敵台了，我就是這樣誤入歧途，走上了偷聽敵台的犯罪道路的。
偷聽敵台就像毒品，一旦沾上就很難戒掉。我後來越聽越多，除了美國之音、莫斯科廣播電台、英國BBC，後來又收到澳洲廣播電台的中文廣播。在所有的「敵台」中，我最喜歡澳洲廣播電台，記得當初我接觸鄧麗君的歌就是通過「澳廣」。我還聽過一個「馬來亞革命之聲」，是共產黨的地下電台，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用中文播出。
這種來自電波的虛無的安慰就像鎮靜劑，支撐我度過了人生最艱難的一段日子，並讓我明白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並不希望我們去解放，紅旗插遍全世界是老人家的一廂情願，也讓我明白台灣人民並沒有處在水深火熱之中，1960年所謂的浮腫病其實是飢餓所引起的，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所謂的二號病就是瘟疫……
1971年9月的一天，我從美國之音的廣播中聽到了一則令人震驚的消息。首先提到中國有一架專機，在外蒙古墜毀了。這肯定坐的大人物啊，能坐專機的有誰啊？不就仨人嘛，主席、林彪、總理。周總理一看好像報紙上還登着呢，還每天……，咱們中國的特點就是大家從報紙上看誰消失了誰還出現。周總理還在，林彪沒出現，猜到了，林彪！
我偷聽敵台最難忘的是粉碎四人幫那件事。事發幾天後我就聽到了，高興的心裏砰砰直跳，有一種被「解放了」的感覺。好不容易碰到一個要好的熟人，對方神經兮兮地說：「出大事了」。不過我還是假裝不知道，怕說出去被抓反革命。但我知道他一定是偷聽敵台了。
後來，我的一個曾經住在北京東郊的大學同學對我說，他們住在這裏是享受「輻射補貼」的，因為附近就建有一個功率強大的干擾發射台。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莫斯科廣播電台」的聲音一會兒那麼清楚一會兒那麼嘈雜——那是干擾台的電波在「發功」呢。那時還專門有人通過「美國之音」或英國BBC電台學英語。當然，聽的時候，你同時得忍受巨大的噪音轟炸。
國際廣播很多是冷戰時期的產物，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打了半個多世紀。隨着冷戰時代的終結，一些擔負宣傳任務的國際廣播開始尋求轉型，回歸到相對客觀、追逐新聞的媒體本質。而在互聯網日益普及、信息逐步開放的時代進步中，電台短波已不再是人們獲取外部信息的主要來源，「敵台」在中國的影響力每況愈下，「偷聽敵台」的現象也漸漸銷聲匿跡，我就再也沒有興趣去「偷聽敵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