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的反特片，特務一般都是女的。並且長得十分漂亮，穿的也不俗氣，很是讓人驚羨。特別是那些穿着美式軍服的女特務，讓不少看電影的少年們着迷。農村人喜歡開玩笑，爺爺輩的總是問孫子輩的孩子們：「長大了把北溝的啞巴找來給你當老婆，行不？」
孫子輩的回答：「不，我要那個女特務。」
一般來說，特務對於農村，是很遙遠的事情，反特片就有很少有農村反特的。農村的孩子們，都認為特務們在上海和廣州，因為反特片裡反映的特務，都在上海和廣州當特務，不但農村沒有，就連北京也沒有。農村孩子們，往往把上海和廣州當做是特務的基地，從上海和廣州回到農村的人，孩子們都用看待特務的眼光看待他們。我們村子裏有個在廣州工作的人，回到村子裏，就有孩子們問：「見過特務沒有？」
那個人說：「沒有。」
孩子們就有些不相信地問：「電影裏都說廣州有女特務，你在廣州能看不見？」
那個人笑笑算是回答。
但是到了文革中間，農村就結束了沒有特務的時代。地富反壞右都被鬥爭了一個遍，再鬥就沒有多大意義了，很想找一個其它類型的人鬥爭鬥爭，改改口味。但是農村除了地富反壞右還是地富反壞右，很難找到其它類型的人拉來鬥爭一次。有一天，人們幹活的時候，撿到了一些花花綠綠的從台灣飄過來的傳單。農村人很奇怪，台灣那麼遠，這些傳單是咋飄過來的？很是納悶。後來民兵排長到公社開會，公社說那些傳單是台灣放過來的氣球撒的，在聯繫潛伏的特務。其實撿到傳單的人說，傳單上印的是台灣的房子和台灣的公路之類的東西。
有了傳單，就有了特務。
我見到第一個特務是鄰村一個在東北修過鐵路的人，查來查去，就把他當成了特務給抓了出來。原因是他家有一個鏡框，裏面擺着照片。其中有一張是，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襯衣，扎在褲腰裏。他的一支胳膊掐着腰，很是神氣。那個時候，農村是沒有人把上衣扎進褲腰裏的，因為那個時候很多人沒有勒皮帶，一般都是褲腰帶，把上衣扎進褲腰裏，就露出了褲腰帶，很不好看。還有那個時候，上衣都是自己母親縫的中式布扣對襟上衣，扎進褲腰也十分難看。照片上，他掐腰的胳膊上，還搭着一件藍色的上衣，背景也很遼闊。農村沒有特務的時候，人們問他：「照片在哪兒照的？」
他說：「在東北。」
人們問：「東北哪兒？」
他說：「往我身後坐火車，一天就到蘇聯了。」
抓特務的時候，人們一回憶就想起來他身後的蘇聯，就把他當成了蘇聯的特務。開鬥爭會的時候，他說：「我不是特務。」
鬥爭他的人說：「你到過蘇聯，還不是特務？」
他說：「我沒有到過蘇聯。」
鬥爭他的人說：「你說過坐火車一天就到了蘇聯。」
他說：「我說是坐火車到蘇聯需要一天時間。」
鬥爭他的人說：「你連時間都算好了，是不是想往蘇聯跑？」
他說：「那是火車時刻表上說的。」
無論他怎樣辯解，還是堅定地把他當成了特務，一個村子一個村子的游鬥。鬥爭地主富農的時候，無外乎就是多交了幾十斤麥子和少交了幾十斤麥子，聽起來很沒有意思。鬥爭特務，能把蘇聯和蘇修聯繫起來，有意思多了。那個時候，坐過火車的人也不多，鬥爭的時候，讓特務交代怎樣修鐵路，火車怎樣開過來，讓人也算是開了一點眼界。
修鐵路的特務鬥爭了一段時間，又抓住了幾個新的台灣特務。
有一天村子裏來了幾個收尿硝的人，是福建人。他們拿着大口袋，五毛錢一斤收購廁所里經過長年積澱起來的黃白色尿硝。他們說是福建一家炮場的，收購的尿硝用來製造鞭炮。農村生活苦，一年到頭就靠一缸酸菜佐飯。早上酸菜放點鹽，上午鍋里丟點酸菜放點鹽，晚上依然是酸菜放點鹽。福建人吃不慣酸菜，也吃不慣農村的紅薯糊湯，其中一個年輕一點的問：「你們一年到頭就吃這個？」
都說：「是的。」
那個年輕人兩隻手放在一起，做出一個魚在水裏游的樣子說：「要是我們常年吃這個，就上那邊去了。」意思是偷渡到台灣或是東南亞其他國家。
他們一行四人就成了特務，在村子裏游鬥。和修鐵路的特務一樣，他們也戴上了廣播筒糊的高尖帽子，敲着鑼在村子裏的碾盤上說：「我們是台灣的特務，收購尿硝不是製造鞭炮的，是製造炮彈的。」年紀大的那個是負責的，說：「我們真不是特務。我們住在海邊，曾有人偷渡，但是我們沒有偷渡，我們不是特務。我們的炮場是縣裏的炮場，有電話，不信你們打電話問問。」
民兵排長說：「問，也要鬥爭幾天再問。」
文革期間，廣播筒除了能夠拿在手裏對着嘴廣播，另一個用途就是製做鬥爭人的高尖帽子。廣播筒是鐵做的，戴在頭上硌的頭皮很疼。這幾個福建人戴着廣播筒高尖帽子被當做特務被鬥爭了三天，挨着耳朵的地方，被廣播筒磨出了血跡。民兵排長才到大隊給福建那家炮場打了電話，證明他們四個不是特務。但是民兵排長說：「他們四個雖然不是特務，但是有人想往台灣跑，也算是特務，鬥爭他們是正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