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8日，德國聯邦政府人權專員科夫勒（中）主持「德中人權對話」，發佈新聞通報，提出香港、維吾爾、人權律師等人權議題，遭中方拒絕討論具體人權案例和形式。（科夫勒臉書、德國外交部官網圖片）
德中兩國周二（8日）透過網絡進行「人權對話」，德國人權專員透露中方拒絕討論具體人權案例和程序。評論人士指該對話機制流於表面，甚至成為中方的「人權遮羞布」。呼籲德國政府予以取消或拿出具體制裁措施。（吳亦桐/程文報道）
德國外交部官網發佈新聞通報，透露德國人權專員科夫勒（Dr. Barbel Kofler）主持了「德中人權對話」，雙方討論了法治、公民和政治權利、少數民族權利、香港當前局勢等議題。科夫勒指出：中方表示不願意與德方進入具體案件和程序的討論。
通報強調，德方要求中國遵守保護人權的國際義務，德國外長馬斯9月初與中國外長王毅的會晤時也曾提出同樣的訴求。
2016年「德中人權對話」上，德國聯邦政府人權專員科夫勒（Dr. Bärbel Kofler）（右二）向中共外交部國際司司長李軍華（左二）提出中共迫害人權律師等問題並提出到中國探視。（德國外交部截圖）
曾因關注中國人權問題遭當局驅逐的清華大學前德籍留學生穆達偉（David Missal）在接受本台採訪時指，中方的立場顯示這種對話沒有結果。他批評德國政治家一直在推動的「德中閉門對話」並未對中共迫害人權的行為帶來實質的壓力，建議取消這種無效的對話機制。
穆達偉說：現在中國的人權情況越來越糟糕，看上去那麼多的對話交流好像沒有多大作用，如果講德國這邊，我覺得這個主要可以說服公眾，德國政府家可以說「我們關注人權問題」，但是並沒有具體作用。最好要公開做這樣的東西，如果公開的批評中國政府的人權罪（行），可能中國政府才能介意，如果不公開可能作用不太大。如果談不上作用可以取消，因為這樣真的就是一個Alibi（不在場證明，引申為流於表面）。
德國時評人成世光也認為，中共當局一直在創立「中國式人權定義」，以及劃出對話紅線，而德方就中國嚴重迫害人權的行為，僅僅是敦促其遵守國際公約等，並未拿出有效的人權制裁辦法，這樣的活動會被中共當作「遮羞布」，也讓德國顯得偽善。
成世光說：中共不去談具體的事情有甚麼用呢？！西方與中共的人權對話向來是失敗的，西方一直讓中共對這個人權對談劃定紅線、主導議題，要是這樣的對話永遠是一個遮羞布的對話，永遠給中共作為一個宣傳的媒體，德國一定要改變這個做法，拿出具體的措施。德國不應該再舉行了，因為這個越來越顯出自己的假冒偽善，越來越被中共踩在地上。
中德人權對話是1999年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和中國前總理朱熔基聯合訂立，分別在德國和中國輪流舉行；2007年，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總理官邸首次會見藏人宗教領袖達賴喇嘛，遭中國抗議。翌年3月中共當局鎮壓西藏抗議後，默克爾表示將會繼續與達賴喇嘛會面，北京報復取消了原定於當年12月舉行的該對話，令2008、2009年的「中德人權對話」被取消。
2016年發生「709大抓捕」後，在柏林舉行的第14次「中德人權對話」上，德聯邦人權專員科夫勒提出中國打壓人權律師及家屬議題，並表示擬於翌年到中國探訪被囚的政治犯。中共外交部國際司司長李軍華指責德國提出人權個案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2018年「中德第15次人權對話」在西藏拉薩市舉行，但科夫勒要求探訪新疆被拒。隨後中方再次取消2019年的對話。理由是德方提出人權問題，中方稱「不存在建設性的會議氣氛」。
這次代表德國外長海科‧馬斯（Heiko Maas）主持這場對話的科夫勒指，參加今屆會談的還有德國多個部門的代表。鑑於香港近日的逮捕行動，德方提出了香港《國安法》對公民政治權利的限制；以及中共當局對少數民族的監視和迫害，特別是維吾爾人的災難性處境，有逾百萬的維吾爾人被關進「再教育營」。對話還涉及中共打壓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以及對人權律師的迫害和惡劣的拘押條件等。
科夫勒也透露，她一直觀察中國的人權狀況急劇惡化，並落後於國際上應盡的義務。
國際社會一直批評北京「中國式人權定義」，德國綠黨政治家鮑澤（Margarete Bause）早前批評中共把人權對話當作對德國施壓的手段，認為在現有條件下，這一交流機制不會起到任何作用，呼籲德國政府應尋求新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