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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緣何三年連逝三任總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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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4月25日,勃列日涅夫在共青團大會開幕式上致辭。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1984年2月,安德羅波夫去世;1985年3月,契爾年科去世。不足3年的時間裏,蘇聯人連續安葬了三任總書記、三任國家元首。放眼世界近現代史,可謂一大奇觀。回溯此種政治奇景之由來,可窺見蘇聯解體前的政治體制疲態。

勃列日涅夫成就「在冊權貴」

1964年,赫魯曉夫在蘇共黨內鬥爭中下台,由此開啟了長達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時代。按蘇聯學者布爾拉茨基的說法,勃氏之所以當上總書記,乃是因為「他的膚淺本身成了長處」,「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滿意」。

不獨布爾拉茨基如此認為,歷史學家羅·梅德韋傑夫,對勃氏也有相似評價:「在將近20年的時間裏,身居極為重要的政治職位……但是,作為一個大人物,他是那麼平庸;作為一個政治家,他是那麼缺乏才氣。」「他是個幾乎在各個方面都很弱的人,這正是他與所有前任的不同之處。」

為個人權位之鞏固計,「平庸」的勃氏,選擇以「穩定」為其施政方針。此種「穩定」,包括兩個層面:一是不再製造波及全社會的動盪,不再搞運動;二是竭力維持幹部體系的常態化、人情化。後者,是勃氏能夠安坐總書記之位至死的關鍵。

欲理解此一關鍵,須回溯至斯大林時代所打造的「官職等級名錄」制度。所謂「官職等級名錄」制度,簡言之,即只要能夠成為該「名錄」中相應等級中的一員,即能享受相應等級的特權生活,如免費佔有別墅、佔有專車、免費休療養、免費特供、免費子女特教培養等等。進入「名錄」的官員,構成了蘇聯幹部群體的核心。

「官職等級名錄」,實際上是一種特權腐敗。斯氏赤裸裸搞此種制度,其目的,乃在以權術控制黨內高幹:一方面,這些列名「官職等級名錄」的高幹們,享受着斯氏所賜予的奢靡物質生活;另一方面,他們又承受着斯氏的高壓秘密政治所帶來的恐怖,在斯氏的嚴密控制下,他們很難利用自己的權力謀求到任何「私有化」財產。換言之,高幹們若欲維繫其奢靡生活,除完全依附於斯大林之外,別無他途。

高爾基為例。為馴服此人,斯大林曾指示克格勃頭目亞戈達為高氏提供儘可能優越的物質生活——高氏不但有金碧輝煌的別墅,有多達四五十人的服務團隊,有出行的專列,乃至於連其所吸之煙、別墅周圍所種之花,亦系亞戈達投其所好,專門從歐洲訂購而來。作為回報,高氏曾一度在書信中稱呼斯大林為「主人」;而當高氏在1934年夏末表現得「不夠好」時,他申請前往意大利過冬的特權,即被駁回。

赫魯曉夫上台後,不但取消了高級幹部們的「紅色錢袋」——由斯大林每月用大信封秘密向高幹們發放巨額錢款的一種陋習——而且還施行新的「幹部輪換制」和「任期制」,由此開罪了列名「官職等級名錄」中的諸多黨內高級幹部。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充分吸取赫氏下台的歷史教訓,誠如布爾拉茨基所言:「他首先關心的是取消赫魯曉夫的一些激進的主張。幹部輪換的主張悄然無聲地消失了。他提出了求穩的口號——每個機關工作人員的美好理想。」勃氏在事實上恢復了蘇聯的「領導幹部終身制」。

此種「求穩」模式的結果,是將斯大林時代的「官職等級名錄」升級成了「在冊權貴」。斯氏的高壓控制已然消失,赫氏的「幹部輪換制」、「任期制」也形同廢除,列名「官職等級名錄」的高級幹部們,獲得了空前的「自由度」:既不必擔心丟掉職務即丟掉所有特權,更可以利用手中權力實現對物慾的「自我滿足」。

高幹們曾經必須牢牢地依附於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如今情形逆轉,「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必須選擇與「在冊權貴」互相依附。正如學者亞·維·菲利波夫所言:「勃列日涅夫掌握國家權柄,正是黨的官僚們的安排」,而「黨的官僚們」,正試圖從「服務階層」變成「完全控制這個政權的獨立的社會和政治力量」。

這一「獨立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即所謂的「在冊權貴」,其具體數量,據俄羅斯學者統計,至少有50萬-70萬人,加上他們的親屬,共計不少於300萬。這些人,構成了勃列日涅夫的統治基礎。

對這些「在冊權貴」們的奢靡生活,葉利欽在《我的自述》有長篇細緻的描述。葉利欽說:

「你在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你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你若失去這些東西,便會感到痛苦、委屈……如果你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一切——你進入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一個單獨的國家裏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你)購買『克里姆林宮貢品』只需花它的一半價錢就行了,送到這兒來的都是精選過的商品。全莫斯科享受各類特供商品的人總共有4萬。……休假時,你可以挑選南方任何一個地方,那兒都有專門的別墅。……有趣的是,這一切都不是屬於他們自己的。所有最好的東西——別墅、特供物品、與外隔絕的特供場所——全都屬於這一制度。……大量的財富分配給職位,誰佔據這個職位便可享用財富。」

誠如葉利欽所言,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的勃列日涅夫,確實「進入了共產主義」,他「幾乎擁有世界上各種品牌的名車」。因勃氏個人在物慾上的奢靡,當時曾衍生出這樣一則廣為流傳的政治笑話:

勃列日涅夫去家鄉接他年邁的母親來莫斯科。豪華的轎車、柴可夫斯基的唱片,使他母親感到很驚訝。到克里姆林宮後,勃列日涅夫讓母親參觀自己寬敞的公寓——精美的家具、地毯、名畫、瓷器、銀器、晶質玻璃製品,這些大部分都是以前沙皇的珍藏。當勃列日涅夫問母親感覺如何時,他母親既驚訝又恐懼,不知所措。很長時間後,他母親流着眼淚說道:「孩子啊,共產黨來了,那你可怎麼辦呢?」

勃氏如此,上行下效之風可想而知。對泛濫成災的黨內貪腐,勃氏有自己獨特的「哲學」認知:「你們不懂得生活。誰也不能只靠工資過日子。我記得年輕時在中等技術學校學習,我們給車皮卸貨掙外快。我們當時是怎麼幹的呢?從車皮上卸下的東西中,每搬運三個麻袋或箱子,就自己留一個。國內所有的人都是這麼生活的。」

「在冊權貴」不許勃列日涅夫辭職

斯大林時代,高級幹部們既沒有生命安全,也沒有職務安全;赫魯曉夫時代,高級幹部們獲得了生命安全,但沒有職務安全;勃列日涅夫時代,高級幹部們終於既有生命安全,也有職務安全,「天堂」降臨了。

一如格·阿·阿爾巴托夫在他所撰寫的《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一書中所說:在勃列日涅夫時代,黨內幹部們「負責的崗位都成了終身的崗位,而官僚們成為不可代替的人。很多州委書記、部長、黨和蘇維埃機關的負責人佔據自己的職務達15-20年之久。」黨內高幹們還想出了「一套很高超的保護十分無能的官員的辦法」:

「如果發現州委書記在本州應屆選舉中有可能落選,就把他調回到蘇共屮央組織部擔任視察員職務,兩三年之後又推薦他(實際上是任命他)到另一個州去擔任州委書記。不稱職的部長從一個部調到另一個部,或者『為他』建立某個新的部。為完全垮掉的幹部尋找或建立清閒但待遇優厚的職務,往往派到某個國家當大使(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誰如遭失寵,往往派去擔任此種工作)。」

1982年,安德羅波夫曾調查過蘇聯邊疆區書記梅杜諾夫的貪腐問題。安德羅波夫建議「提起刑事起訴,將梅杜諾夫逮捕法辦」,但勃列日涅夫卻說:「尤拉,不能這樣做。他是一個那麼大的黨組織的領導人,人們信任他,跟隨他前進,而現在我們卻要將他法辦?他們邊疆區的事業也進展順利。我們會因一個不誠實的人而玷污整個好端端的邊疆區……暫且把他調動一下,在新單位看看他的表現,再做處理。」勃氏的建議是:「隨便什麼部門都可以,當個副部長什麼的。」

因貪戀此種生命與職務的雙重「安全感」,「在冊權貴」們願意勃列日涅夫在總書記寶座上呆得越久越好。早在1969年-1970年間,勃氏的健康已出現嚴重問題。1974年,蘇聯國外情報局局長克留奇科夫被勃氏首次召見,就發現他已是「一個十足的病人」,「當同我問候時,他好不容易才站起身來,並且好長一會兒都喘不過氣來,隨後便直接栽倒在沙發上。1976年初,甚至出現了臨床死亡現象。最後執政的6年裏,更是頻繁發生心肌梗塞以及中風,乃至於連最基本的念演講稿的能力都喪失了。」

但正如羅·梅德韋傑夫所言:即便勃列日涅夫病重到「連完成簡單的禮節性職責也越來越困難了,他已不能理解周圍發生的事了。他身邊那許多腐化透頂、貪污成性的權勢人物,仍然極力讓勃列日涅夫哪怕是只作為形式上的國家元首,不時地在人前露露面。他們簡直是牽着他走來走去。」

1976年,神情常現呆滯、記憶嚴重喪失,連說話都感困難的勃氏,不堪重負,曾試圖辭職,「但是他周圍的人都要扶着他,哪怕他已不能思考,也不讓他從總書記的位置上退下來,因為這是一種共同的需要。」

因是之故,神智不清的勃氏,晚年在外交場合頻出洋相。如1980年6月,勃氏訪問哈薩克斯坦,因神志不清,在招待會上「忘記自己到了什麼地方,為什麼來到這裏」,剛落座就離開,留下諸多哈薩克斯坦政要面面相覷——如果了解至1981年年底的時候,勃氏的親朋好友在蘇共中央已大約佔據了100個左右的席位,則更不難理解,為何神智不清的勃氏,必須將蘇共總書記的位子坐到死為止。

克里姆林宮:老人之家

勃列日涅夫「十八年穩定」的結果,是造就了一架無比蒼老的統治機器。到1980年,蘇聯關鍵機構的大部分幹部都已超過了70歲,「政治局70歲以上的人比60歲和60歲以下的人多六倍,部長會議主席團則多四倍。」1981年蘇共二十六大後產生的14名政治局委員,平均年齡70歲;8名政治局候補委員,平均年齡66歲;10名中央書記,平均年齡近69歲。故而,蘇聯民間當時,廣泛流傳着許多諷刺老人治國的政治笑話。譬如:

問:世界上最有趣的老人之家在哪裏?

答:克里姆林宮。

問:有40顆牙齒和4條腿的是什麼?

答:鱷魚

問:那有4顆牙齒和40條腿的是什麼?

答:蘇共政治局。

勃列日涅夫在1982年11月去世,接替他的,是老態龍鍾、病入膏肓、69歲的安德羅波夫。較之勃列日涅夫,出身克格勃的安氏有一些變革的欲望,如取消「克林姆林宮津貼」,所以迄今仍有俄國學者堅持認為,安氏之死系被利益集團「操縱死亡」。但不可否認的是,早在接任蘇共總書記之前,安氏就已經重病纏身。對於自己的時日無多,安氏本人亦有預感,他曾在孔采沃醫院裏作詩慶生,如此寫道:

「哦!至高無上的神用手/為我指定了悲哀的道路起點/起點就在這裏,在醫院裏,/它簡短的稱呼就是心肌梗塞。//這是一條每走一步都不知去向的路/在這條路上心臟受着考驗/引導我們『通過荊棘走向勝利』/也許一下子就可去見祖宗。」

此詩猶如預言。安氏在總書記之位上僅一年有餘,即於1984年2月去世。接替安氏的,是更加老態龍鍾、病入膏肓、73歲的契爾年科。據政治局委員烏斯季諾夫對克里姆林宮醫生葉·伊·恰佐夫披露,他之所以提名契爾年科,是因為契氏有着「體弱多病,而且性格軟弱、容易妥協和不堅持原則」等諸多「優點」。這些「優點」決定了他不可能採取任何不利於「在冊權貴」的改革措施。正如恰佐夫所理解的那般:

「(契爾年科)未必能和掌管軍事工業集團的、不屈不撓和堅定強硬的烏斯季諾夫相對抗。此外,參與這場交易的其他人也都清楚,在多病的契爾年科之下,他們不僅能繼續鞏固自己的地位,而且會獲得安德羅波夫領導時期不曾有過的更大的獨立性,對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來說尤其如此。」

而就契爾年科本人而言,早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為謀求坐上總書記之位,一直在試圖努力掩飾自己的病情,P·A·梅德維傑夫說:

「他早就有嚴重的健康問題,不過他一直精心地隱瞞着罷了。他常常受到令他窒息的咳嗽的折磨,他極容易感冒。早在70年代,契爾年科就在上衣口袋裏帶着裝有醫用煙霧劑的進口微型吸入器,他不時地在人們不注意的時候拿到嘴邊吸幾下。……1982年3月初,契爾年科主持了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的一次重要全會,可是到了3月中旬他就病倒了,……他的病久拖不愈,因此1982年4月22日為紀念列寧誕辰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慶祝大會上,代表蘇共中央作報告的已經不是契爾年科,而是安德羅波夫。」

但在安德羅波夫去世後,契爾年科的「衰老多病」,反倒成了他問鼎總書記寶座的「優勢」。1985年3月,契氏去世。而在即將到來的蘇聯解體之命運中,「在冊權貴」們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鳳凰周刊》2014年第9期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鳳凰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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