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者，是賢於貴生。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老子》
誰說王朝去不還，遺風依舊襲人間。
可憐一紙陳情表，謫貶西南路八千。
——張愷帆《彭總罷官》
安徽官場本來不值得作為一個專題來記述研究的。因為在執政黨決定一切的極權體制下，一級地方政府是沒有什麼自主權的，都在按中央的統一部署辦事。很難想像安徽官場是一個樣，江蘇浙江等又是一個樣，說到底安徽官場其實也就是全國官場的一個縮影，所以不問是大躍進時期也好，文革時期也好，安徽或是其他省發生什麼事，都不能從一個省的角度去看，那是看不清道不明的，不是有一個比喻至今還在說嗎，就是全國一盤棋！
但是，儘管如此，作為一個幾千萬人的大省，畢竟還有相當的獨立自主權，各省之間面臨的實際問題也是千變萬化的。平常時期這些問題可能不會表現出重大差異，或者也就是先進一點落後一點；問題多一點少一點；領導幹部水平高一點低一點；百姓生活富一點窮一點之間的事。可是一旦遇到特殊時期，就說大躍進餓死人的事，省與省之間，就可能表現出巨大的差異。安徽1958～1962年，災前人口為3446萬人，非正常死亡633萬人，百分比為18.37%（據2007香港書作坊出版社出版的辛子陵著《紅太陽的隕落》一書，而據2004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張愷帆回憶錄》第369頁的注釋記載，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實際死亡人數應該是406.3萬＋141.7萬＝548萬人。除去正常死亡數、逃亡及失蹤人數等，張愷帆所說「安徽餓死約500萬人」，是接近事實的）。而鄰近的江蘇省，災前人口為5296.3萬人，非正常死亡152.7萬人，百分比為2.88%。另一鄰省浙江省，災前人口為2570.3萬人，非正常死亡14.1萬人（尙不及安徽無為縣一縣餓死人的一半），百分比只佔0.55%，和安徽省相差近二十倍！當然，即使是按比例全國餓死人倒數第二位的浙江省，也餓死了十四萬多人，每一個人生命價值都是等同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富饒的浙江，居然會餓死十幾萬人！除了中央的決策失誤之外，浙江省的主要領導也罪不可赦！但是鄰近浙江的安徽，雖說窮一點，自然條件差一點，大躍進之前，兩省百姓的生活，並無太大的差異，為何大躍進一來，在自然條件大體相同的情況下，安徽災難如此深重？餓死人的比例竟超過浙江近二十倍？！主要問題應該出在安徽官場！所以安徽人有權利追究這場空前大劫難罪魁禍首的責任，也如全體中國人有權追究由於執政者的倒行逆施，施行竭澤求魚的掠奪政策，導致全國被餓死三千七百多萬人禍首的責任一樣！
我們先說說安徽的官場。安徽那些年，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特大變故，竟然會有餓死五、六百萬人，按比例居全國之首的大災難發生呢？以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和安徽省長黃岩為首的安徽省委省政府，究竟幹了哪些狠事、惡事、傻事、蠢事，異想天開的事，勞而無功、有害無益，甚至自毀家園和殘害百姓草菅人命的種種壞事，才造成如此嚴重的惡果呢？我作為一個普通安徽人，也作為那場亘古未有大災難的經歷者和倖存者，一直想弄清這些事的真相，給那些枉死的亡靈一個交待。雖說當年枉死的幾百萬幽靈，已在地下沉睡了半個世紀了，但我相信這些幽靈一直在用我們聽不到的聲音，在呼喊着控訴着！他們櫛風沐雨胼手胝足，長年辛勞，養活這個國家和社會，都是善良的順民，為何不容於當世，大批大批地被搜刮剝奪乾淨，而悲慘地死去！直至今天不但冤情無處申訴，連一個說法也沒有！天理何在？
本來對於記述評論這樣重大題材，我是信心不足的，但近年有兩件事敦促我也幫助我可以做一點多年來想做又未做成的事。一是有幸讀到了安徽人民出版社經中央認可正式出版的《張愷帆回憶錄》，首次對半個世紀之前曾沸沸揚揚渲騰過的什麼張老愷無為放糧，案驚中央，毛澤東嚴詞批示的所謂「無為事件」，有了官方版本的確認。此事非同小可，因為中國58-62年餓死三千七百多萬人的大慘案，雖說開始於58年的大躍進大辦鋼鐵大折騰，但據己知材料，迄至59年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為五百二十二萬人，雖說數量巨大，也還不足三千七百多萬的零頭。如果59年秋的廬山會議能及時糾左，以後的人就可以少死或不死！可是鐵石心腸視人命如草芥的毛澤東，居然加大反右傾和大躍進的步伐，除了打倒敢於直言的彭德懷等人之外，對張愷帆無為放糧解散食堂等解民生於倒懸的救命措施，作了極嚴厲的視為反動的長篇批語，並下達全國，這就阻死了任何一級政府和每一個官員的憐憫之心和緩衝手段，也阻死了農民們最後一點的自救之路，這才有60年餓死一千一百五十五萬；61年餓死一千三百二十七萬；62年餓死七百五十一萬，總數達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被餓死的人類歷史上的空前大劫難。雖說這場大災難形成的因素很多，相關責任人從中央到地方，涉案的是一批龎大的人群，不能簡單的只追究一個人或幾個人，但從發動大躍進乃至反右等政治運動的全過程分析，這場大災難的第一責任人，非毛澤東莫屬！白紙黑字寫在那裏，豈能抵賴得了！從這一點看，弄清安徽大躍進中發生的事，其實也是解讀全國當時形勢的一把鑰匙，可以說《張愷帆回憶錄》的正式出版，是研究大躍進中的中國，一份極其珍貴的資料。
此外還有一份也應稱得上有很高歷史價值的資料，就是安徽無為縣農村工作者．炎黃文化研究會特約作家丁人卜先生的遺著《難忘的歲月——安徽省無為縣共產風史錄》一書的被披露。使我們知道在共產風肆虐期間，一個瀕臨長江的魚米之鄉，為何在沒有大的自然災害的情況下，主要是人禍，導致58～60三年（61年未統計），全縣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餓死了320422人，百分比為30.6。無論在絕對人數和按人口比例上，都可能是一縣全國之最的重要史實。丁人卜先生本着對歷史負責和對枉死百姓的悲憫情懷，用無可辯駁的事實，論證了資料的真實性，並用可貴的細部一一解讀，在這魚米之鄉，如何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和公社食堂化之中，是怎樣從烏托邦走向人間地獄的。特別是書中詳盡描述了農村怎樣在漂亮的言詞欺騙，和兇狠的行政措施配合下，掠奪了農村的幾乎全部財產的！最不堪的是通過所謂反瞞產私分，一步步把農民逼到死的絕境！
49年之後，安徽在幹什麼？中國在幹什麼？歸納起來，主要是兩件事，就是一切為政治思想一元化和經濟體制一體化忙碌着。政治思想要實現一元化，就得以階級鬥爭為綱，施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掃除一切執政者認為是異己的觀念和言論，貫徹到各個領域和城鄉每一個角落，目的就是用毛的思想或曰統率或曰鉗制幾億人的思想！為此不惜製造假想敵，預設鬥爭對象，打倒批臭殺關管一批又一批執政者認為是階級敵人的中國公民。從此中國再沒有敢說真話的人了，一切壞事惡事可以通行無阻了。所以有人說，反右是因，大躍進是果。
另一件大事，就是為實現經濟體制一元化，以消滅私有制為目的三大改造運動。把全國的資產都掌控或曰掠奪在執政者手中！當時中國的私營工業，商業、手工業力量都很薄弱，在集體化或曰收歸國有過程中，固然遇到過抵制和反對，但在強大的國家專政的機器面前，都不堪－擊，很快被壓碎了，甚至沒有掀起過像樣的風浪。
中國的問題在農村。和對農村的嚴密控制相比，前幾項改造措施，只能是前奏曲。而在農村廣袤的大地和數億農民中，如何實現執政者的既定目標，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最高執政者，確實傾注了大量心血，用盡了一切手段的。動用了強大的宣傳攻勢，配合以深入到每村每戶的嚴密組織形式，支部建到村，又培育了一大批效命於極權體制，時時揮舞專政大棒的各級管理幹部。再藉助於歷次政治運動的威懾力，終於完成了對農業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其標誌就是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從此執政者可以對農村對農民為所欲為了。
以上就是大躍進前後中國的現實，當然也是安徽省的現實。在全國一盤棋的中國，是不允許也不可能有一個地方，不按中央的部署辦事。如果說當時的左傾之風，或曰共產風籠罩中國之際，各地還有些差異，也只能是誰很左，誰更左，誰極左而已。
當時的安徽應該是極左的典型！
極左的安徽，當時是什麼樣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整人最凶，餓死人最多！就整人而言，安徽的肅反反右反右傾都是成就巨大碩果纍纍的。反右抓了以省委書記李世農為首的高中級幹部右派之外，有人言安徽抓的青年右派按比例佔全國之冠之說。反右傾則出了個毛澤東親自批示的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張愷帆，全國聞名。這一切厥功至偉的當然是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要不然怎能是曾霸王呢？曾希聖的兇狠，不僅表現在搞－言堂，整肅異己方面，更重要的是對安徽幾千萬百姓的戕害！安徽為什麼會餓死這麼多人，曾希聖當然是最大的惡主！共產風，浮誇風，高指標，高徵購，反瞞產私分，瘋狂逼糧，這些全國都有的惡事，安徽做得更兇狠已是不爭的事實。曾希聖等為了邀功請賞，毫無體恤百姓之心，無限量地役使安徽勞力，使百姓們尤其是農民體力耗盡，物質資源也耗盡，也是餓死人的主要原因。
可以舉兩個當時曾沸沸揚揚很熱鬧過一陣子，至今人們還不能忘卻的例子：
一是土法上馬大辦鋼鐵；當然全國都在辦，但安徽為此事引起毛澤東的特別關注，不能不說。1958年9月，毛曾來安徽視察，當毛從安慶乘汽車到合肥後，9月16日曾給曾希聖寫了一封信，信里說「沿途一望，生機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是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驕傲……」毛澤東看到了什麼，使他這麼高興呢？當時省內報紙紛紛報道，原來毛澤東沿途看到的，各地都在大煉鋼鐵，密密麻麻的全是爐火沖天地在用土高爐煉鐵！現在看來這種看起來熱鬧，實質是多麼荒唐野蠻毫無人性！試想一想，到處夜以繼日的燃燒，不僅燒光了山上幾乎全部的樹木，甚至燒光了農民家裏的門窗床板，而煉鐵的原料竟然有的是百姓賴以生存活命的鍋盆等用具。結果煉出什麼來呢？只是毫無用處的廢渣，又燒焦了的農田，也耗盡百姓的體力。上有好者，下必甚之。毛澤東對曾希聖這麼一誇獎，曾希聖在安徽更加有恃無恐，大片大片森林被砍伐，大量資源被消耗浪費掉，老百姓在繁重的勞役中一天天被拖垮！
第二個例子是盲目興修水利；安徽省委一班人，曾經津津樂道過的，什麼八億八億再八億，也是得到了毛澤東關注的。1958年12月9日在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曾在會上說；「學習曾希聖的機會主義：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工作中，開始計劃搞8億土石方，曾變成16億，8億是機會主義，16億是馬克思主義。可是沒幾天，又到了32億了，16億就有點『機會主義』了。最後到了64億，我們把改變全國面貌的時間說長一點無非是當『機會主義者』，這樣的機會主義，我願意當，當了有味道……」八億什麼？八億八億再八億什麼？64億又是什麼？原來指的都是大躍進中興修水利所挑土石方的總量。記得發表於59年初某期紅旗雜誌上的數字，還是八億八億再八億。報刊上曾大吹大擂過一陣子，說是這些土石方，如果要鋪成多寬多厚的路，可以從地球一直鋪到月球！說是天文數字真是名至實歸。就說24億吧，這是個什麼概念呢？為什麼能把安徽幾百萬農民累死餓死？需要算算細帳的。1958年安徽人口是3446萬，農村人口應是三千萬左右，青壯年總數也就六七百萬人吧，總不能全上挑水庫工地吧，還有大辦鋼鐵那一檔子事哩。就算他有四百萬人去挑水庫，那二十四億土石方，攤到每個人頭上就是每個人要負擔六十立方土石方，我上過挑土方的工地，那是很累很累的活，差一步也到不了位的，不像干農活，還能磨磨洋工。一立方土一般勞力大約要挑七八十擔，濕土要挑上百擔，隨着水庫挖的愈深，挑土的路也愈長，行走更艱難。當時修水庫施行機械化作業的地區，安徽除了國家投資的佛子岺水庫梅山水庫等之外，農村人民公社興修水庫，基本上都是土法上馬，是人挖人挑的。挑水庫一般在農閒水位低的季節，就算三個月吧，除去陰雨天，和各種雜事，實際挑土方的日子也就兩個來月。不能都去挑土，要有人挖土，有人開山，有人修路，有人做後勤，生病的乃至死亡的，尤其是到後期愈來愈多。實際挑土人至多也就一半左右，那每人負擔的土石方就在一百立方之上。兩個月一個人總量要挑一百立方土石，按每立方八十擔計算，就是八、九千近萬擔，那每天就得挑上近二百擔土石，這是個什麼概念，即使是一天幹上12個小時，也干不完！不要忘了，當時農民手中早已家無餘糧，靠公社食堂清湯寡水，都在半飢餓之中，大批人患了營養不良的浮腫病和乾瘦症，把這樣的饑民和病號，趕到如此繁重體力活的水庫工地上，無異於催促農民們早死，事實也是很多社員，特別是擔負重體力活的青壯年，受害最深，很多人猝死在水庫工地上。我劃右後被送到皖南廣德縣門口塘農場監督勞動，常去當地的新杭水庫工地挑肥，就親眼見到一些飢餓力竭的社員，倒斃在工地和路邊。更值得一說的是，這些耗盡農民體力乃至生命的水庫工程，由於是土法上馬，既無科學設計，又無鋼筋水泥支撐，大部分皆毀於第二年春汛，形成次生災害。
當年執政者，為了自身獲得最大利益，在搜颳了百姓的幾乎全體物質財富之後，又無限度的役使百姓的勞力，終於釀成亘古未有的大災難，也喪盡了民心。使人不能不想起兩千多年前老子所說過的幾句話：「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官府盤剝太多，百姓能不挨餓嗎？官府把百姓當牲口一樣驅使，百姓能那麼聽話嗎？官員們一個個盡情享受，老百姓還有活路嗎？胡適先生曾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老子》一節中說到：「讀者試把〈伐檀〉、〈碩鼠〉兩篇詩記在心裏，便知老子所說『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和『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的話，乃是當時社會的實在情形。」（大綱37頁）原來千古暴政，都是－個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