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六一年初，最嚴酷的時刻來臨。
真餓呀！大家見面就聊定量，聊解餓之道，聊做飯的技巧，希望用二兩大米做出三斤乾飯；交換着哪個飯館饅頭個兒大，那個飯館麵條給得多的情報。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見一輛拉屍體的車，也看不見成群的要飯的，更沒有倒斃在鬧頭的餓殍……表面上看，遠沒有十月革命後那段困難年代恐怖。但飢餓感深深地籠罩在北京人頭上。
商店裏賣食物的櫃枱空空，幾乎沒有什麼吃的可賣，連糖塊都很少有。賣菜的地方更是空空蕩蕩，往日從沒人買的糠蘿蔔，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也全都消失。昔日堆積如山的大白菜，這年分配供應，每戶只幾棵，多爛的菜幫子都有人搶着揀。每人一個月憑本可以買二兩白糖，以補充熱量。另外，每人每月供應半兩糕點，憑點心票買。火柴、豬肉、細鹽、澱粉、鹼面、肥皂、芝麻醬、粉絲等，全都要購貨本，定量供應。過新年時，為體現黨的關懷，每人憑本可買三兩瓜子，不要糧票。花生根本見不着，據說全出口換外匯。
晚上七八點鐘，西單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無幾。（初一時，學校宿舍離西單很近）餓着肚子，誰有精神逛街？學校體育課停上，生產勞動課取消，老師什麼作業也不留，班裏取消一切課外活動，全校大會不再舉行，反修報告也聽不到了……每天下午只上一節課，連班會也很少開，務必讓學生們早早回家。據老師說這是市委指示：要勞逸結合。
我常常不到上第三節課，肚子就開始咕嚕嚕響，腦子裏全被食堂的饅頭、米飯、紅薯面窩窩頭所佔滿。到第四節課時，餓得根本聽不下去課，連有些女生也不例外，屁晃來晃去，坐不住，好象椅子上有釘子。上第四節課的老師都非常通情達理，下課鈴一打，準時下課，從不晚下一分鐘。不等老師離開教室，男女同學們都象一群小雞一樣飛快地朝食堂跑，快活地大喊大叫。
吃飯時，按每人報給伙食委員的兩數吃。有人三兩，有人四兩。我中午是四兩，早晚三兩。吃完後，仍覺得餓，要把碗裏的菜湯舔得乾乾淨淨，一粒米也不放過。離開飯廳好淒涼，看着別人還在吃着，無比的羨慕。飯廳里總瀰漫着一股霉爛味兒，但這霉味兒代表着食物，非常溫馨。我吃飯總是很快，狼吞虎咽，四兩飯五分鐘就吃完，這也是對付飢餓的一個技巧。吃得快，才有飽感。胃突然盛一堆食物肯定比漸漸填食物更有吃東西、裝東西的刺激。吃完趕快離開飯廳，省得看人家吃眼饞。回到教室，又得熬漫長的鐘點吃晚飯。
每天一斤糧食，三頓飯到底怎麼分配吃飢餓感覺最少，這是我和同學們經常思考的問題。我試過二四四（早二兩、午四兩、晚四兩），但上午要上課，早晨二兩不夠；又試過四三三，也不行，中午少吃一兩，那感覺就大不一樣，好象沒吃飯。一五四試過、三三四試過……最後，經過反覆實驗，還是採用了三四三的吃法，（早三兩、午四兩、晚三兩），覺得這最適合自己。為了解餓，我還試過早飯時，把一個饅頭換成兩碗粥。連喝三兩粥，當時是覺得飽了，但是尿幾泡尿後，照樣餓。
每人都餓得頭昏眼花，每人都不夠吃，糧票等於是生命票，人人都象保護金子一樣，小心翼翼地保存。到哪兒吃飯都要交糧票是全國通行的規矩，沒糧票寸步難行。親戚朋友之間，在糧票面前，也公事公辦，算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啊！只有挨過餓的人才知道小小糧票的價值，丟一斤糧票可能比丟十塊錢還糟糕。真的，在大街上你要乞討錢，或許可能會要到一兩毛，你要乞討糧票，卻不會有人給你一兩。還記得有同學說她的鄰居因為丟了一個月糧票而自殺。同學間為二兩糧票而翻臉打架的時有發生。連買豆芽、豆漿、豆腐腦也要糧票。領糧票時，要一斤一兩地數清楚，比到銀行取錢還小心。這年頭，糧票太寶貴了，誰也不敢大意。
每星期六回家，家裏的保姆首先管我要糧票，吃兩頓飯給半斤，吃三頓飯給一斤。我跟這保姆的關係越來越不好，原因就是她只認糧票不認人。在家吃飯，每頓飯一人一碗米飯，我根本不夠吃，可又不好意思說。不敢在父母面前伸手要吃的，害怕碰釘子。
父母有錢，常常買些高級點心補養，但他們很少給我吃。父母發有高幹購貨本，可以買一些雞蛋、豆腐、黃豆、餅乾等。父親屋裏有個電爐子，每天早晨都自己煮牛奶雞蛋吃，從沒有給我嘗過一口。父親曾對我說：「你不要有任何特殊化的思想。我們吃，是因為我們有這個待遇，現在你回家吃飯，吃的很多東西都是對我的特殊照顧，不要不知足，要艱苦樸素，不要講吃講穿。」憑良心說，家裏吃的是比普通老百姓好一些。可我仍覺得肚子空空，老是饞得慌。父親說：「吃飯吃七成飽就行了，吃得太飽活不長。」可我只想吃飽飯，不想活得長。人挨餓的時候，最迷戀的是吃飯，顧不上長壽問題。
如果某月有節假日，能多退幾斤糧票，我自然想方設法少給家裏一點。比如，在家吃三天零一頓的飯只交三斤糧票。但保姆精明的很，她總會發現我少交了糧票而找我要，你欠她一頓的糧票，她一個月都忘不了。姐姐小胖也常為糧票的事和這保姆吵架，每逢發生了這樣的事，父母都堅決支持保姆，讓我們小孩必須遵守交糧票的規矩。父母從不想想我們為什麼不給家糧票，根本不管我們飢餓與否。說穿了，他們就怕自己的那點糧食被孩子多吃一口。父母和孩子之間被糧票劃出了深深的、冷酷的界限。起碼我們家是這樣。
這個保姆五十多歲，年輕時很漂亮，是一個大官兒的三太太，酷愛抽煙。她會奉承人，把父母拍得暈頭轉向，所以她有恃無恐，敢和我們孩子吵。她剛一見我面時，因為我不愛說話，她讚譽我是「貴人不出語」。把我誇得天花亂墜。現在，她說我是「剝削階級、吸血鬼、損人利己。老想方設法少給家裏糧票，剝削家裏的糧食。」她真是鐵面無情，無論誰來了，不給糧票就不給飯吃，毫不含糊，跟飯館收錢的一樣。記得白楊的小孩安美，那時常來我家。有時她沒給糧票，保姆就真的不給她飯吃。並且還把廚房鎖起來，象防賊一樣地防着她。
家裏吃飯，有幾個人，做幾碗飯，一點不多做。母親偶爾善心大發，指示保姆把家裏的一些剩菜給我裝到瓶瓶里，讓我帶到學校。但糧食卻絕對不多給，半個饅頭的便宜都占不到。我和父母的隔膜，這時可能更深了。在我飢餓的時候，父親從來沒有問過我一句「吃飽了嗎？」他不敢問。他知道，我要是告訴他餓，他也沒辦法。他不會把他自己的吃的給我。垃圾箱裏，常常看見父母吃過的食品包裝、高級糖塊紙、雞蛋殼……我知道，他們每天都躲在北屋裏偷吃高幹的特殊補助食品、高價點心、高價果脯。但小時奶奶教育過我，人窮要窮得有志氣。我再餓，也沒有向父母要過吃的。餓得實在受不了時，就到姑姑家吃頓飽飯。
姑姑家雖然窮，家具簡陋，碗是粗碗，筷子是大眾的筷子，廚房裏有股餿菜味兒，遠比不上父母家的高級、乾淨、寬敞。但這昏暗的兩間小屋，卻比父母的家更對自己有吸引力。因為飢餓的人，最想要的是吃飽飯。不是筆直精細的象牙筷子，不是細花瓷碗，不是古色古香的家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