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川Bambi的新書《年收100萬日元度日—來自貧富差距城市東京的呼聲》
前幾天，我去我家附近的商店街買西瓜，那邊有蔬果批發商經營的水果批發店，水果相對便宜點。可是，看到一隻西瓜居然要2600多日元（約合人民幣170元，下同），只好嘆口氣，放棄了買瓜的念頭。順便看了一下白菜的價格，一顆中不溜秋的白菜也要300多日元（19元多），於是再嘆一口氣，掃興地空手返回。
在這樣物價昂貴居大不易的東京，居然有一批日本人靠着區區100萬日元（約6萬5000元）的年收在東京過着他們的日子，實在叫我無法想像他們是怎麼度日的。畢竟折成月收只有5000元人民幣啊。
所以，當我拿到一位名叫吉川Bambi的90後女作家寫的新書《年收100萬日元度日—來自貧富差距城市東京的呼聲》後，當即放下正在閱讀的其他書籍，先睹為快了。
作為關心社會問題的媒體人，我以前採訪過不少日本的低收入者，對東京打短工度日的勞工集聚的山谷一帶也曾多次深入採訪過。所以，對日本社會出現的貧困化現象以及貧困的固定化、階級化現象，應該說是有實際認識和體會的。但是，翻開《年收100萬日元度日》這本書後，我還是被書中的內容所震撼。
比如，在東京都豐島區的一棟大樓里，狹窄得一台小推車剛能通過的走廊兩邊，密密麻麻地間隔出50間儲藏室一般大小的房間，大的房間有18平方米，小的只有3平方米。所有的房間都沒窗子，牆壁是薄薄的一層鐵皮。
吉川採訪到的一位44歲的男子住在大約6平方米的格子間裏，晚上睡覺必須捲縮着身子，腿都無法伸直。房租為每月1萬5000日元（約980元）。他說：「找工作必須要有具體的居住地址，我能這麼便宜地找到這樣的住所，起先還是很滿足的呢。」
1996年我剛移居到東京時，就居住在這一帶。破舊的建築物交織出迷宮般的小路，走進簡易出租房，一股霉味和下水道氣味直衝鼻子。晚上，一大群老鼠像是在發威一樣，在薄薄的天花板上來回奔跑。出租房沒有空調，一到悶熱的夏夜，只能打開窗戶睡覺，從相隔不到50厘米的對面出租房裏傳來年輕男女做愛的聲音，真實得就像在現場直播。每次我都被弄得心煩意亂睡不着覺，只好打開電視，耐心地等待着鄰居們忙活完畢後才能睡下。由於是一樓，陽光照射不到房間裏面，所以被子總是又濕又冷。
作為留學生，當時的我還算奢侈地租下了6張榻榻米即18平方米的房間。但我沒有抱怨。2萬5000日元（約1600元）房租還算便宜，簡易出租屋裏還住着不少正在讀大學的日本年輕人。我們有時開車一起去兜風，偶爾也聚在一起喝點小酒。每個人都相信年輕時的貧窮是人生的養料，一定會迎來有光明的明天的。正因為理解這是人生雄飛之前的暫居之地，所以大家都能夠忍受住那種貧窮的生活。
2007年女兒要去美國留學。在不知生活艱辛的女兒即將啟程之前，我為了傳授艱苦求學的精神，帶女兒重訪了池袋附近的簡易出租房。當女兒了解了我當年曾經經歷過的生活狀態後，顯然很受衝擊，但也受到激勵。女兒連連表示自己一定不怕艱苦，肯定圓滿完成學業。
可是，我自己看到當年的簡易出租房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地出現在眼前時，卻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了。我看到當年和我喝過小酒的那位日本大學生住過的房間的窗戶外，晾着洗過的大人和小孩的衣物以及大大小小的幾雙童鞋，說明現在住在裏面的是成年人的一家，而不是期待明天會更好的年輕人住客。
儘管只是窗前一瞥，卻使我仿佛看到了日本貧富差距在擴大的社會一端。吉川的這本書則使我看到了這種現象的延續、蔓延和深化。
靠100日元一隻的漢堡包和免費提供的白水在24小時營業的麥當勞店裏過夜的「麥當勞難民」、以及近日我在報紙上看到的2個月的收入只有2萬日元（約1300元）的「單親媽媽」等日本低收入者的出現，使人感到了日本社會的相對貧窮化現象正在迅速蔓延。
日本長期來是貧富差距問題解決得較好的國家之一，大多數國民也都認可「1億人皆中產化」的說法。可是，2015年厚生勞動省所作的《國民生活基礎調查》卻表明日本的相對貧困率已經達到15.7%，即6個人中有1人已經陷入了相對貧困狀態。
1992年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已經經歷了2個「失去的10年」，現在好像也沒有看到可以逃脫第3個「失去的10年」的可能性。2019年，有「日本經濟首相」之稱的經團聯（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的中西宏明會長公開發言說：「以終身僱傭為前提來考慮企業經營和事業活動的做法已經到臨界點了。」言下之意，要放棄日本長期以來引以為豪的終身僱傭制度了。
對此，吉川發出了近乎絕望的悲鳴：「貧富差距已經固化，靠個人努力及經濟活動已經無法顛覆這個貧富差距。」
她指出，出生於貧窮家庭的人缺乏擺脫貧困所需的教育等「知識資本」、由學歷和教養形成的「文化資本」、人際關系所構成的「社會資本」。所以，窮人實質上已經不可能擺脫貧窮，或者即使能擺脫也需要極其漫長的歲月了。
她舉例說，比如東京大學2018年作過一個有關「學生生活實際狀態」的調查，其中有一項談及「家庭的收入支持者（多指父親）的年收分佈」，父親年收在950萬日元（約62萬元）以上的東大學生占學生總數的62.7%。而日本總務省2017年發表的「45～54歲男性的年收分佈」表明，年收為950萬日元以上者只佔整體的12.2%。由此可見，東大學生的父親們是個高收入群體，而窮人家的孩子一出生就輸在起跑線上了。
我捫心自問：「如果我年收只有100萬日元即人民幣6萬元，我敢在東京居住麼？」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於是，感到不寒而慄。打開的《年收100萬日元度日》一書，我都沒有勇氣繼續讀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