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故事FM播出了一個關於城市外來人口子女上學難的故事。故事的講述者是一位在杭州打拼十幾年的外地人，在她的孩子讀小學的那一年，因為杭州當地的政策變動，沒有杭州戶口的她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學。
那期故事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對於那些在大城市定居，卻拿不到戶口的外地人來說，總會有這樣一個時刻動搖他們對這個城市的歸屬感。
但平心而論，在中國的一線大城市中，杭州相對來說，已經算是落戶政策比較寬鬆的城市了。相比之下，一個外地人想要拿到北京戶口，才真的是難於上青天。
而且，從 2015 年開始，北京的落戶指標每年都在大幅度下降，這場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戰爭往後只會越來越難打。
本期故事中，我們就採訪製作了三個嘗試在北京落戶的故事。
小明30 歲，公司職員
其實我對戶口這個事很早就有概念了。我爺爺奶奶那輩是北京人，上世紀六十年代搬到了寧夏，而我也出生在這裏。因此，我家裏的口音和生活習慣都跟身邊的朋友們完全不一樣。逢年過節，還有回北京來的親戚朋友給我們捎來各種北京小吃，比如豆汁，還有稻香村的點心。這些都構成了我小時候對北京的獨特記憶。
我第一次來北京是 6 歲的時候。當時，我記得我爸還帶着我去看了以前胡同里的老房子。當然，那個時候已經不是胡同了，變成了一片還沒開始蓋新建築的瓦礫。
我依稀記得，那附近有棵楊樹。我爸指着那棵楊樹，對我說，那就是在咱們家院後的那棵樹。
上小學的時候，我就開始覺得，自己的祖籍不在寧夏。到了上初中以後，我就有了一個特別明確的想法——我要回北京。
於是，我開始做規劃，並一步一步按照這個規劃執行：首先，我要考上當地最好的高中，為高考做準備；然後我要考上一所北京的大學；最後，我要留在北京，拿到那個城市的戶口，在那裏定居。
大約在 2009 年左右，我考進了北京。那時候，我開始更多地了解戶籍政策，並決定考研，為自己爭取落戶做準備。
讀研究生後，我面臨了找工作的問題。於是，校招開始後，我便一直在明確地投簡歷給一些能提供落戶指標的單位。
值得一提的是，我所說的這些「能提供落戶指標的單位」並不意味着百分之百能保證落戶。這是因為，北京的落戶指標每年都在不斷縮緊，各個單位每年分到的指標也有可能發生大的變動。除此以外，一些政策傾斜也有可能會影響指標分配，比如某一年政策上鼓勵創業，那麼就會有更多的指標被分配給優秀創業者，分給其他行業的也就相應縮減了。
因此，這樣的求職過程就是一場賭博。在面臨選擇時，你能做的只有去參考往年的情況，或者去找在那個單位有過實習經歷的人打聽一下，有什么小道消息。
還有一個消息渠道，就是去結識那些和你一起參加面試的人。因為說實話，去應聘這些單位的人大多數抱的是相似的目的，大家之間的信息可以互通有無。
而到了面試的環節，聊到落戶的問題，一般情況下，面試官也從來不會給 100% 的保證。相反，他們只會明確告訴你：我們不承諾解決北京戶口。所以說，你只能通過自己了解到的信息，去賭一把。
最終，我在兩家差不多的單位的 offer 中，選擇了其中一家。後來，據我所知，在我放棄的那家單位中，那一年的應屆生沒有一個人拿到了落戶資格。
從我們拿到 offer 到畢業，還有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在這期間，單位會拿着今年校招的名單去申請落戶名額，如果申請下來了，他們就會電話通知你。
我還記得，發放通知的那天，我正在準備畢業設計。那天上午，我在群里聽說，有的人已經接到通知了。於是，我就很緊張，擔心自己拿不到。
大約在十一點半左右，我接到了單位的通知，告訴我，戶口解決了。
那一刻，我自然是開心的。我還給家人打了電話，他們聽說後也很開心。但說實話，那種開心的感覺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強烈。
其實，從小到大，我想像過無數次，拿到戶口的一刻自己會做什麼。印象特別深刻的是，讀研的時候，有一次，我跟一個朋友去東單吃飯。走在路上的時候，我突然有了一個衝動：如果我能達到北京戶口，回到這個城市，我會去親吻這片大地。
最終，當現實來臨時，這個幻想沒有發生。我似乎也只是長舒了一口氣而已。
其實，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對北京的戶籍政策都有着很強的負面情緒。為什麼我們要用戶口本上的幾個字符去決定，你是什麼地方的人，該享受什麼樣的政策，以及該怎樣生活呢？從我自己的感受來說，我對自己的認同就是，我本來就是一個北京孩子。但是，這種認同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
在爭取戶口的過程中，這種感覺特別強烈。我時常忍不住去想，為什麼我要為了這樣一個荒謬的規定去放棄那麼多有可能的人生選擇。但沒辦法，現實是如果你想要獲得這個身份，你就必須遵守這個規則。雖然你可能在理性上不認可它，但是，現實生活中，你確實又離不開他，比方說在購房和子女教育的問題上。所以說，這就是一件令人無奈的事情。
小肉餅27歲，國企財務人員
我是湖北人，在北京某高校讀會計專業。在大學的頭幾年，我給自己的規劃是畢業後進會計事務所做審計。至於是否要留在北京，我本來並沒有什麼執念。直到大三那一年，一次偶然的相親改變了我的人生走向。
那是 2016 年的一天，有個朋友說要給我介紹對象，男方剛好就住在我們學校附近。據介紹，他是 1990 年生的，工作剛三年左右。
當時，我找男朋友有幾個基本條件：首先，學歷要比我高，其次，收入一定不能比我低，最起碼不能少於我將來進四大會計事務所的收入。而那個男生剛好符合這個標準。他是中科大的，在互聯網大廠當程式設計師。於是，我覺得可以接觸一下。
第一次見面，我對他的印象就是一個典型的程式設計師：騎自行車，穿格子襯衫，背雙肩包，一臉木訥。因為我的性格比較內向，所以我不太喜歡太張揚的男生，程式設計師這種木木的男生會讓我比較自在。
後來，有一次，我們約了去散步。那天，我沒吃早飯，到了中午有點餓，就對他說，「我好餓，我要去吃飯」。那個時候，不知是出於什麼奇怪的腦迴路，他似乎覺得我當時的狀態很可憐，像是在示弱，就說，「我們要不就在一起吧」。
後來，我向介紹人打聽了一下才知道，原來，這個男生在介紹相親對象時，提出了一個基本的要求。他要求女方有北京戶口，或者至少，是將來有很大的希望能獲得北京戶口。這個男生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要求，是因為他希望能在北京買房、成家，並長久地在這個城市發展事業，而他自己卻沒有落戶的資質。
2016 年，正是北京房價瘋漲的一年。那段時間，他手裏拿着為買房存的錢，眼睜睜地看着房價瘋狂上漲，自己卻沒有購房資格，覺得特別無力。因此，他對這件事有很強的執念。
我這才意識到，這場相親從一開始就不是偶然，而是一次主動的相互篩選。我篩選了男方的學歷和收入，而男方顯然考量了我所學的專業，因為會計專業在應聘體制內工作時，具備很高的適配性，而我所在的這個學校在就業市場上也有着很不錯的口碑。
後來想起來，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他還特意問了我是哪一年出生的。我當時還以為他對我有興趣，後來才明白，他這樣問是因為在意我的年齡。
是這樣的，北京應屆生落戶是有年齡限制的，本科生不超過 24 歲，研究生不超過 27 歲。因為我高考復讀了一年，上大學的時候已經 20 歲了，本科畢業就是 24 歲，剛好踩在線上。
其實，我能理解他的這種做法。在感情問題上，我的觀念是，我不相信「真愛至上」。在我看來，一線城市的男生在擇偶時都是要看條件的，因為僅靠他們自己，是無法抵抗這個城市帶來的生活壓力的，這就意味着，他們需要伴侶為他們提供助力。
站在我的角度來說，既然我在擇偶時對男方有附加條件，那麼，他對我有附加條件也是很正常的。
我們確定關係後，他就開始給我灌輸北京戶口的重要性。當時，我基於自身情況也打聽了一下。如果我想拿戶口，畢業最好能進國企。但據我所知，國企是比較偏好男生的，而我作為一個本科畢業的外地女生，進國企的概率是很小的。
基於這樣的考量，我對男朋友提出，要麼，我就考個研究生吧。
聽到我的決定後，他似乎一下子被感動了，感動之餘，他竟然提出要娶我。可能在此之前，也沒有哪個女生為他做出過這麼大的犧牲吧。
後來，我對他有一些了解。他成長在一個重組家庭里，跟着母親和繼父生活。因此，他是一個比我還沒有安全感的人。
他是 2013 年來北京的。那個時候，他也談了一個畢業後能拿到北京戶口的女朋友。但是，那個女生以為他買不起房，最終離開他，去上海了。這件事給他的打擊很大，他好像一兩年都沒恢復過來。
做出了考研這個決定後，我做出了這樣的安排：因為我們學校的研究生學制是兩年，如果能在本科畢業的那一年直接考上，那麼，研究生畢業時我已經滿 26 歲了。所以說，為了避免畢業後超過 27 歲的年齡限制，我必須一次性考上。
為了能增加勝算，我最終沒有選擇學校最熱門的會計專業，而是報了一個冷門專業，並開始積極備考。
對了，在做出這個決定時，我其實已經拿到了普華永道的 offer。如果最終考上研究生，並爭取畢業後進入國企工作，那意味着我會走上和原本規劃中截然不同的職業道路，收入要也大打折扣。
正因為如此，在備考的過程中，我偶爾會忍不住懊惱，覺得自己下了一個很大的賭註：萬一沒考上研究生，我很難保證，男朋友會不會向我提出分手。畢竟，我們認識的時間也不長，感情也不見得牢固，更像是被結婚這個目標強行捆綁在一起的兩個人。我難免會覺得，如果我為對方做出了很大的犧牲，最終卻被拋棄了，這就算是沉沒成本了。
那一年的 9 月份左右，有一天，我們一起去天安門散步。那段時間，他也有點心煩意亂，想得很多。我們聊着聊着，他突然提出了一個很奇怪的思路：他很害怕以後等他經濟條件更好了，我卻沒拿到戶口，他會變心；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我們最好早點結婚。
聽了這番話，我感到十分憤怒，當眾和他大吵一架，還打了他一耳光。我的憤怒一部分在於，再過不久，我就要考研了，他竟然還在想這些事情；更大的一部分在於，我心裏清楚地知道，我手裏沒有足夠的砝碼去讓扭轉他的想法。
事情發展的到這，北京戶口對我來說，也已經變成一種執念了。
考研出成績的前一天，我特別緊張。我甚至緊張到逃離了北京，連夜坐火車去了上海。
那是一個周五的晚上，我在夜裏 11:53 抵達了虹橋火車站。當晚，我委託一個朋友幫我查分，還囑咐她說，如果分數太低，不要刺激我。
沒想到，她查完分後卻告訴我：你肯定能考上，這個分數遠遠超過歷年的分數線。
我長舒了一口氣，總算是過了第一關。
研一的暑假，大家紛紛開始找實習，為各大國企的校招做準備。我去了北汽實習，據說那裏 100% 能解決戶口，而且我很有可能爭取到留用機會。因此，我在校招開始後，沒怎麼花精力投別的單位。
沒想到，10 月的一天，領導突然把我喊進辦公室，透露說，由於種種原因，北汽當年我所在的分公司不準備校招，我也沒機會留用了。領導讓我趕緊去找工作，但問題是，那個時候，很多公司的筆試都已經結束了。
我一下子就慌了。擺在我面前的局面是，別說戶口了，我很有可能連工作都沒着落。
於是，我開始瘋狂投簡歷。不管能不能解決戶口，哪怕是外地的名不見經傳的公司我都投了。我不想失業。
當我告訴男朋友，我做了最壞的打算，可能要去外地工作，他立刻表示無法接受。
這個反應我是能預料到的。我男朋友的擇偶觀念是很明確的，他在心裏畫了一條線，你必須要達到那條線，他才能接受你。但與此同時，他也明白，我已經做出了很大的犧牲，所以，他也不能說服自己拋棄我。於是，我們的關係就這樣左右搖擺。
11 月份的時候，有一次，我在他的家裏一不小心燙傷了腳，燙得挺嚴重的。那天，他出門幫我買藥，第二天就沒再回來了。他似乎不知道該怎麼面對我的情緒，便住在公司附近的酒店裏，躲着不回家。
那段時間，他家裏出了變故。他的繼父去世了，給他留下了兩個還在上學的同母異父的弟弟妹妹。他的壓力陡然增大，如果我拿不到戶口的話，對他來說，又是一重拖累。他一時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複雜的局面，只能逃避。
他躲在外面的那幾天，我感到格外的心寒。大約四五天後，他回了一趟家，站在樓底下給我打電話。我很惱火，便說，「你來幹嘛？不是想分手嗎？你走吧。」
我們的關係就這樣陷入了僵局。就在那一年的年底，事情突然又有了轉機。我發現，其實有一部分國企是在那一年的 11 月份才開始啟動校招流程。所以，我抱着試試看的心態，開始爭取新一輪的機會。
第二年的一月，我收到了現在所在的單位的終面通知。面試結束後一個星期，我被通知去實習。實習兩三天後，公司就給我 offer 了。
我向一些學長和學姐打聽過，這家單位解決戶口的概率是非常大的。於是，我去跟男朋友談了一下。我向他陳述了現狀，告訴他，走到這一步，我能做的都做了，如果最終戶口還是解決不了，我也沒有別的辦法了，你如果不能接受，想分手就分手吧。
他一下子就慌了，急忙向我保證，即便沒有戶口，他也不會提分手。
那一年的四月份，公司跟我簽了三方協議。五月份，我拿到了落戶函，總算是塵埃落定了。
去年，我和我的男友結婚了。我們擁有了北京的房產，也背上了房貸。
我曾經在網絡上分享過自己獲得北京戶口的艱難歷程，卻遭遇了很多網友的不理解，有人認為我的男友太過功利，有人認為我在這段關係里過於卑微。但我認為，我和男友本質上是同一類人。我們在尋找伴侶時，都有着一定的附加條件，只有條件匹配時，才有可能彼此接受，結伴對抗生活的壓力。
這裏畢竟是一線城市，生活壓力很大。現實情況是，我不可能讓我的伴侶去獨自對抗壓力，我必須把我能努力的那一份扛起來，兩個人才能一直走下去。
CC 80 後，公司職員
我是東北人，在北京讀的本科和研究生，學的是體育專業。讀研期間，我母親眼看着房價上漲，就提出趁早在北京給我買一套房。
做下這個決定後，我們一家人賣了老家的房子，東拼西湊出了首付，然後沿着北京的五環物色房產。但是，因為我沒有北京戶口，當時的房產銷售就給我們出了一個主意：我們可以先把房子買下來，但必須保證能在第二年拿到房產證之前，解決戶口問題，否則，就只能獲得房子的居住權。
就這樣，我的面前只剩下了一條路，那就是在畢業前找到一份能解決戶口的工作。
我們專業的畢業後如果不考慮戶口問題，一般會做體能訓練方面的工作，比如去一些職業運動隊，或者去一些健康方面的公司做事情。但為了解決戶口，我能走的路就很有限了。那時候，我報考過村官，公安和公務員，還應聘過好幾家公立學校。
後來，我投了一家還不錯的公立小學，去應聘體育老師。
面試的時候，校長對我很滿意。看完我的簡歷後，他特意問我，「你確定你要來一個小學當體育老師」？
我說，「我確定」。
但那一刻，我心裏想的是，「我只是想拿個戶口而已」。
然後，校長提醒我，「我把話說清楚，你可不要拿我們學校當跳板」。
就這樣，我通過了面試，很快就辦妥了入職。在我入職的頭一年裏，我的戶口被簽到了我們教委的集體戶口上，這下就可以回頭辦房產證的事情了。房產證辦妥後，我又把戶口從集體戶口遷到了房產上，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了。
我在學校的工作總體上挺順利的。大約是因為我比較隨和，小朋友們都很喜歡我。那個時候，每學期末學校都會給學生搞匿名的教師喜愛度投票，我每次都排第一。
但你要說職業體驗的話，那些年裏，我沒有哪一刻覺得自己是屬於這個行業的。我總覺得，自己是要走的。
我記得很清楚，剛入職那會兒，校長搞了一個活動，就是讓每個員工給五年後的自己寫一封信，封在一個密碼箱裏。我當時也比較天真，就寫了心裏話：我來這兒就是為了北京戶口，五年後，我可能就不在這兒了。
我也不知道，校長有沒有看我的「匿名信」。
我倒不是對這個職業有什麼負面情趣，只不過我來到這個學校的初衷就是不是在這個行業奮鬥下去。
其實，在入職的時候，我簽訂了一份協議，協議上要求我在學校至少工作滿五年，否則就需要支付違約金，違約金是違約的月數乘以月工資。
其實現在很多單位都類似的協議。因為，確實有一些求職者在取得了北京戶口後，很快就提出離職。為了防止出現這樣的狀況，用人單位就會想方設法，給入職的新人設置限制條件，防止人員頻繁流動。
我簽訂的協議中有一項條款是，如果職工繼續深造，是不屬於違約的。因此，入職的第三年，我決定考博，走合理途徑離開這家學校。
我的計劃是自己先報名，考上之後再向學校提離職。但倒霉的是，有個同事說漏了嘴，這件事就被副校長知道了。因此，學校給我安排了很多額外的工作，讓我沒有精力複習。最終，我差八分，沒考上。
校長便勸我，你看，沒考上吧，還想考嗎？但我還是堅持想走。
校長又嚇唬我說，如果你走了，可能會影響學校第二年招人的指標，我們就只能走法律途徑了。但我早就從一位去教委開過會的朋友那裏得知，我們區在這方面的政策是，如果學校每年流失的老師人數超過一定限額，就會影響學校第二年找人的名額。我這一個人的辭職根本不會有那麼大的影響，教委也不會過問。
在僵持了好幾個月後，我和校方不歡而散，也沒有在違約金的數額上達成一致意見。最終，我沒有向學校支付違約金，學校也沒有為我辦正式的離職手續。
離開這家學校後，我先是去了一家國際學校做了一段時間的兼職老師，後來，我答應了朋友的邀請，開始創業。
我的檔案就一直在學校還在那放着，反正我也不進體制內了，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但我的心裏一直懸着，總擔心學校真的會走法律途徑，把我戶口收回去。直到今年七月，三年的訴訟時效過了之後，我才完完全全把心放下。
其實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對手裏的北京戶口都沒什麼實際感受。直到前些年，我的一個特別好的朋友突然在愚人節那天告訴我，他要離開北京了。其實，他的事業很成功，但沒有戶口，總讓他有一種漂着的感覺。於是，他選擇回到了南京老家。
離開體制內的這兩年，我的創業項目失敗了。後來，我進入了一家企業工作。總體來說，我還是很享受這樣的狀態，覺得不管怎麼樣，這都比在學校里那種一眼望得到頭的生活好太多了。
直到去年，我的孩子出生後，我才開始認真考量，之前這些年為了戶口作出的一系列選擇最終給我帶來了什麼。有的時候，我也忍不住想，將來，到了孩子該上學的年紀，我僅僅靠着手裏的戶口，就能讓孩子進入理想的學校嗎？顯然不能，我們一家人要面對的難關還有很多。
網上曾經有一個段子是這樣說的：北京戶口就像一張蘭博基尼的代金券，滿三百萬減一百萬。但如果你拿不出兩百萬，它等同於一張廢紙。包括今天接受採訪的三位講述者也承認，在拿到戶口後，他們的生活並沒有發生本質上的改變，依然壓力重重，依然覺得喘不過氣來。
從 2017 年開始，北京的常住外來人口從 800 多萬人逐年遞減，去年的人數是不到 750 萬人。
當然，這個變化背後的原因有很多。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有非常多的人才，是像 CC 的那位同學一樣，因為拿不到一紙北京戶口，而不得不選擇離開這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