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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褲子」·「割尾巴」·「洗手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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褲子繫於腰間,附於雙腿之上,前遮後掩,為高人雅士所不齒。幾百年前的英國紳士們,在社交場上提到褲子的時候,常用indescriables(不能夠描寫的東西)、one-must-not-mention-'ems(決不可以提及的東西)或unspeakables(別說出來的東西)等委婉語來指代。陳原解釋說,「那時上流人等神經過于敏銳,或者說他們都是假道學之流。一提到褲子,就會想入非非,竟至於想到不道德行為。」如果某些中國人,像魯迅說的那樣,一看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那麼,這些英國紳士的想像力也不過爾爾,其特異處不過是用想像力跨越了一座大山——脫。

上世紀四十年代,這座大山被中國的現代「愚公」搬走了,「脫褲子」不但堂堂正正地上了報刊,騰於眾口且響徹會場,而且還向縱深發展——先是從「脫褲子」聯繫到「割尾巴」,後來又走向了全面化——「洗手洗澡」。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由胡喬木撰寫,經毛澤東修改的社論:《教條與褲子》。社論批評某些領導幹部和留蘇知識分子在整風運動中不能觸及自己:「他們高叫道,大家要洗澡啊,大家要學習游泳啊,但是有些什麼問題發生在他們的貴體下了,他們總是不肯下水,總是不肯脫掉褲子。」「有些好心的同志說,褲子是要脫,但是只能秘密地脫,在群眾面前脫不但有傷大雅,而且敵人和反共分子還會在旁邊拍手。」這裏的「褲子」和「脫褲子」都是比喻,「褲子」相當於遮羞布,「脫褲子」是把羞處露出來。羞處指的是教條主義。應該說,胡喬木很有想像力,這個比喻很大膽,很恰當,也很粗俗。

學者說,延安改變了文風,把五四時的現代白話改造成了革命白話。後者的功績之一,就是使「不登大雅之堂的村言土語,毫無阻攔地進入『高貴』的文學聖殿。原先令文化人有心理障礙和視覺障礙的字句,從此也不被忌諱地使用……過去目為粗下的語言,以『人民群眾』概念取得由政治保證的優勢。」「脫褲子」就是借着這個優勢升堂入室。

「脫褲子」之粗之俗,源於生活。魯迅說,他小時候聽女傭阿長講故事:長毛占城時「我們也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

王蒙的老爸北大哲學系畢業,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教育系留學三年,回國後一直從事教育,最高做到北京市立高級商業學校校長。王蒙說他小的時候,「父親與母親吵鬧,大打出手,姨媽順手拿起了煤球爐上坐着的一鍋綠豆湯,向父親潑去……而另一回當三個女人一起向父親衝去的時候,父親的最後一招是真正南皮潞灌龍堂的土特產:脫下褲子……」

從無知無識的女傭到北大畢業的海歸校長,都如此執迷於脫褲子的威力,可見其文化底蘊之深厚。如此深厚之文化勢必會在藝術中反映出來,也勢必會博得大多數人的欣賞。王若水講過這樣一件事:1949年開國前,共產黨解放軍進城後。有一天晚上,中共北平市委在東交民巷原德國大使館的禮堂舉行京劇晚會,毛澤東來看戲。那天晚上演的節目裏,有一個是兩個人打賭,「議定誰輸了誰脫褲子。輸者一輸再輸,褲子脫了一條還有一條,一直脫了六七條,終於不能再脫了。毛澤東似乎看得很開心。」王若水奇怪,「毛主席為什麼喜歡這種庸俗不堪的戲呢?」

儘管「脫褲子」只是一種比喻,也免不了讓人想入非非。王若水對這個詞就頗有腹誹:「那時,把一個幹部做檢查也叫做『脫褲子』。我很不習慣。心想還有女同志在場。啊,女同志做檢查也這麼叫嗎?」

王若水的擔心是多餘的。那些經過延安整風的知識女性,神經元早已粗硬如枯藤,臉皮也鍛煉成了樹皮,「脫褲子」一類的語言對她們來說,實在是小菜一碟。因此,當艾思奇的要求剛解放不久的知識分子:「脫褲子要徹底,把最後的遮羞布也要去掉」的時候,她們不但沒有一點反感,而且很樂於向未經此役的知識女性們傳授在延安「脫褲子」的經驗和心路歷程。

要說傳授經驗,還是首長現身說法效果更佳。1952年初,薄一波在北京大學的民主廣場上給全校師生做關於「三反」運動的報告。一個甲子過去了,還有人記得他那生動有趣的言傳身教。當時,薄一波除了講為什麼要開展這場運動之外,還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各個時期都有整肅革命隊伍的光榮傳統,說在延安常搞運動。運動一來,大家先把自己的問題講清楚,統統說出來,不來一點隱瞞,使自己能輕裝上陣。這叫「脫褲子」。他說,今天我們又得來這個,「他說着說着,就用手比劃解腰帶做脫褲子的動作,嘴裏還同時大喊:『脫褲子嘞!』」

「脫褲子」只是開始,脫下來是為了「割尾巴」。在上述社論里,胡喬木告訴那些「紅色教授」:因為「他們的貴體下」「躲着一條尾巴,必須脫掉褲子才看得見」,而且每個人「尾巴的粗細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此只有先脫掉褲子,才談得上「用刀割」。「褲子上面出教條,這就是教條和褲子的有機聯繫,誰要是誠心誠意地想反對教條主義,那麼他第一着就得有脫褲子的決心和勇氣。」

顯而易見,這裏的尾巴,也是一種比喻。這個比喻很形象,很生動,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六七十年代,農村大搞「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把農民在房前房後種的莊稼蔬果,多養的雞鴨羊豬統統割掉。這個比喻還有很強的再生能力,「翹尾巴」、「夾着尾巴」、「露出尾巴」紛紛由「割尾巴」生發出來。

「褲子」聯想到的是人的私處,「尾巴」聯想到的是動物的肢體。「脫褲子」儘管帶有色情意味,但畢竟還是把人當人。「割尾巴」、「翹尾巴」、「夾着尾巴」、「露出尾巴」就不同了,它是把人當成了豬狗馬羊猴。

建國初,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來了,考慮到這些知識分子沒有延安整風的洗禮,神經還不夠粗,臉皮還不夠厚,於是把「脫褲子」改為「洗澡」。這裏的「洗澡」,其實是「洗腦」——在公眾場合,向領導、同事、學生交待自己的經歷和思想,做自我檢查和批判,由與會者進行幫助。如果上級想放過他,大家又沒有什麼意見,這「澡」就算是「洗」完了。對於一些需要教育的重點人物,運動的組織者則發動積極分子給他一洗再洗,並加大「水溫」和「搓澡」的力度。

如果被洗者表現不好,就把他「掛起來」。

從社會語言學上講,「洗澡」既是「脫褲子」的委婉表達,又是「割尾巴」的邏輯引申。

為了讓這個「澡」洗出效果,浴池的經理們想出了各種辦法,也就演繹出一連串巧妙而形象的比喻。首先是「水」的多少,洗大盆、中盆還是小盆。這裏的「水」,指的是群眾;盆,指的是會議;盆之大小,指的是會議的規模,參加者的多寡。一般說來,職位高的,如校長、院長之類,洗「大盆」;職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普通的教職員工雖然自己不洗,但也不能閒着,他們得給被洗的搓澡。在具體洗法上,各校有所不同,多數學校規定,沒有多大問題的教授洗個「小盆澡」即可。清華大學則把洗小盆的標準降低到了講師一級。其次是「水」的溫度。「冷水澡」是指交待和批判的都大大地不夠,「溫水澡」表明揭發批判的還不徹底,「熱水澡」是給那些問題大、態度惡的人準備的。比如北大的法學院的教授周炳琳,就洗了多次「熱水澡」。

「洗澡」的效果與被洗者的心理承受力有關,最壞的是把人「洗」死——清華大學化學系主任、著名的無機化學家高崇熙不堪大盆之洗,仰藥而死。北京大學有七個人自殺身亡。其次是把人「洗」得死去活來,如清華的華羅庚因保留了出國護照被扣上了懷念美帝的帽子,華不堪誣衊,決然赴死。復旦的劉大傑上課吹牛去過歐羅巴,「洗澡」時被揭穿,面子過不去,跳了黃浦江。北大的沈從文屢次過不了關,先割喉後切腕。值得慶幸的是,這些人都獲救未死。周炳琳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強,但總過不了關也不是事,後來毛澤東替他說了話,才出了浴盆。極少數的頑固分子因為不好好「洗澡」,在運動後期被「掛起來」——這個詞表明,在主辦者眼裏,他們成了衣帽一類東西。

越十年,四清來了,因為有個清賬目、清倉庫一類的反貪內容,而貪污又是伸手的結果,因此「洗澡」之外又加了個「洗手」。又過了兩年,「洗手洗澡」進了北京市委的文件:「採取集訓辦法的好處:……便於教師洗手洗澡,坦白交代,有利於工作組做到胸中有數。」這其間,有多少人因「洗」而亡,不得而知。我們知道的是,漢語的粗鄙化由腠理而入膏肓。

再到後來,「脫褲子」、「洗澡」就成了黨內鬥爭的常用語。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常委會上大講「防止政變」,弄得與會者人人自危,不得不跟着林彪大批彭羅陸楊。「多年賦閒在家的元老如朱德不明底里,在發言中走了題,被責訟『脫褲子』檢討。」周恩來則在隨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發言中,不斷地檢查自己,「不斷地洗澡。」這種澡,他一直洗到了生命的終點。

有人問我,大陸語言為什麼會如此粗俗粗卑粗魯?為什麼台灣就不像大陸這樣?我初步的看法是:這與彼此尊奉的文化有關。大陸高揚工農文化,城市向農村看齊,知識分子向工農學習。工農化深入大陸的各個角落。而大陸的政權又是戰爭中奪來的,戰爭所不可須臾相失的遊民文化、流氓無產者文化,在建政後登堂入室,占居主流。台灣重傳統,崇儒學,四德八維,為民立極。作為社會中堅的中產階級,在繼承了老祖宗的士紳文化傳統的同時,又從西方吸收了資產階級的主流文化。一下一上,一土一洋,兩岸文化殊途。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記憶》2015年1月31日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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