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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在1958年「拔白旗」運動中

作者:

顧頡剛

1958年5月,一個「拔白旗、插紅旗」的運動席捲神州大地。當時有一種說法是:紅旗就是我們的五星紅旗,世界上什麼地方都要插旗子,是插紅旗,還是插白旗?不是無產階級插紅旗,就是資產階級插白旗。我們要插紅旗,資產階級要插白旗。

這樣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大批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自然首當其衝。著名的歷史學家顧頡剛就是其中的一個。

顧頡剛1893年生於江蘇蘇州一個讀書人家。192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後留校工作,從此開始了他的學術研究生涯。

「五四」運動前後,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人們的思想得到了極大的解放。「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口號。新思想、新方法的廣泛傳播,為人們的學術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視野。1923年初,新文化運動中的猛將之一的錢玄同寫信給顧頡剛,希望讀到「離經叛道」、「非聖無法」方面的文章。這封信促使了顧頡剛在同年5月的《讀書雜誌》第9期上發表了《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這一在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假說。

「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是顧頡剛在研究實踐中對古史的思考與見解的理論總結和系統化的表述,也是他從事古史研究的重要指導思想。這種古史觀對舊的古史系統造成的經歷進行了無情的揭露,給長期以來處於凝固封閉狀態的古史研究領域帶來了一股新鮮的空氣,打破了史學界以往信奉聖賢,以經典所載的聖賢之言為研究標準的框框,推動了中國古史的研究。

1926年顧頡剛以《古史辨》第一冊為題結集出版了辨論古史方面的論文,後又組織一批志同道合的學人主持、編輯出版了《古史辨》第二至第七冊。這些著作的出版奠定了他在中國史學界的重要地位,1948年3月在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大會上,當選為人文組的院士。

新中國的誕生為千百萬知識分子的命運揭開了新的一頁。顧頡剛先在上海誠明文學院、上海學院和復旦大學等高校工作,後在北京有關方面多次邀請下於1954年8月離開上海赴京,任中國科學院歷史所第一所研究員。

1957年,顧頡剛約有9個月時間是在医院裏度過的。科學院的反右派鬥爭烈火如熾,療養院離反右派前線畢竟有了一段距離,「官不擾病人」,這也許是他能在反右派運動中沒蒙受多大苦難的原因之一。但是,1958年的「拔白旗、插紅旗」,顧頡剛是在劫難逃了。

從1958年2月起,顧頡剛參加整風運動,一是在任職單位的歷史所,一是在民進組織。在整風期間,大會小會接連不斷,逢會必須聯繫自己的歷史,挖掘思想根源。3月初,顧頡剛在民進北京市委全體委員自我改造與躍進大會上發言。3月10日,陳伯達在科學規劃會議上發表了《厚今薄古、邊干邊學》的講話。他說:「在全國解放後,有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想逃避現實,脫離實際,脫離社會生活,把自己藏到『三代』的角落中去,把『三代』當作『象牙之塔』。這當然不是無產階級的風氣,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風氣。」

顧頡剛在民進會議期間寫出的交心資料及檢討書約10萬言,這還並不包括在歷史所寫的大字報和檢討書。顧頡剛如此「推心置腹」,並非出於自願。因為,在「拔白旗」運動中,如果你不發言,則被認為是故作鎮靜,是用沉默掩飾不滿意,是對運動的抗拒,也是一種對抗運動的方式。這在顧頡剛4月14日日記中說得再明白不過了。他說:「我向少說話,自問一生謹慎,捫心無愧,而人家因我不說話而關係複雜,橫加猜測。今日決據日記,完全攤出,雖反共、反蘇者亦無顧慮。」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也說:「特我輩自舊社會來,不能無舊社會之習氣,非施改革則步伐不齊,是以不惜用嚴厲之手段以為教育。」

在「交心」會上,顧頡剛對自己的個人主義作了檢查,「予自謂平生謹小慎微,道德甚好,且盡量幫助別人,自己生活並不要求享受,亦說不上個人主義」,經過與會者的啟發,他思想發生鬥爭,內心非常痛苦。他在4月28日日記中說:「我想出我有甚大之名心,即不欲出小風頭而要出大風頭,不欲一時出風頭而要永久出風頭,成若干不朽著作。然謂予有利心,則尚未挖出。」他在交心材料《我和黨的關係》中又說:「說我個人主義,也對,因為我一生的工作目標是研究學問,而所以要這樣做是由於愛好,即是興趣主義。我要不受任何人的管束,藏在一處清靜的地方獨個兒干,或組織了一批同道的人一塊兒干。有人了解我,有人需要我,我是這樣做;沒有人了解我,沒有人需要我,我還是這樣做:因為我知道科學的範圍遠遠廣大於實際應用的需要。所以我從來不問我所工作的有沒有市場。為了有這樣的慾望,所以一生所希求的只是充裕的時間和最低限度的經濟力量。如果衣食不成問題,時間又可自由支配,那就一切滿足。」

這年10月,顧頡剛隨政協組織的全國政協委員到河南省信陽等地參觀考察,接着,又到河北的徐水縣參觀。這些地方都是當時被樹為大躍進、「放衛星」的典型單位,是全國的樣板。參觀回來後,他還在民進會議上作了《河南農業大躍進》的發言。

1958年8月《關於今冬明春在農村中普遍展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中,強調應該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統統拔掉,把紅旗普遍插起來。這一文件把全國的拔白旗運動推向新的高潮。在拔白旗的一派聲浪中,顧頡剛又成了眾矢之的。《歷史教學問題》第10期發表的文章中,提出歷史學界要拔掉顧頡剛這面白旗,認為:古史辨派「對當時的史學界起過重大的影響,這一影響一直到今天在史學界還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這些影響不清除,史學研究中的資產階級白旗不拔掉,無產階級歷史唯物主義的紅旗是無法插上的。」文章認為「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必須貫徹歷史研究的各個方面包括整理史料和考訂古書真偽在內,唯心主義歷史觀是不可能整理好資料的」。文章認為,抗日戰爭時期古史辨派發生了由「疑古」向「信古」的轉變,這「不是進步,而是一個倒退」。文章作出政治性結論,「曾在中國古史研究陣地上活躍一時的『古史辨派』,雖然也替當時的歷史研究做了一些整理史料的工作,但他們所宣揚的封建性的資產階級右派的史學思想,是極端反動的。」

在這裡需要提及的是,許多文章把顧頡剛與胡適聯繫在一起批判,目的是揭發胡適的影響,但也在政治上起到了把顧頡剛劃入白旗範圍的作用。當然,顧與胡適的關係非同一般,在顧頡剛的治學道路上,胡適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17年,胡適從美國歸來,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顧頡剛是哲學系學生。胡、顧兩人在年齡上相差不大,在討論學術問題時表現出一種教學相長的師友關係。顧頡剛從北大畢業後,生活比較困難,胡適曾給予接濟,使顧頡剛能夠集中精力研究學問。他在《〈古史辨〉·自序》中說:如不是親從適之先生受學,了解他的研究方法,我也不會認識自己最近情的學問乃是史學,如是適之、玄同兩先生不提起我的編集辨偽材料的興趣,獎勵我的大膽的假設,我對於研究古史的進行也不會這般的快速。1926年9月胡適在《介紹幾部新出的史學書》中,在論及顧頡剛的《古史辨》一書時說:「這是中國史學界的一部革命的書,又是一部討論史學方法的書。此書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學問的途徑,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實』的精神。治歷史的人,想整理國故的人,想真實地做學問的人,都應該讀這部有趣味的書」。(《現代評論》第4卷第92期)同樣,胡適在研究《紅樓夢》這一專題時,顧頡剛曾為胡適作考證去查找資料,奔波於北京、天津、上海各大圖書館,挖掘史料,摘抄文獻。《胡適口述自傳》中說:「在尋找作者身世這項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許多學生的幫助。這些學生後來在『紅學』研究上都頗有名氣,其中之一便是後來成名的史學家顧頡剛,另一位是俞平伯,平伯後來成為文學教授。」

1955年春,由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引起的批判唯心主義運動,再次把批判胡適運動引向深入。3月初,顧頡剛在中科院歷史組會議上發了言。他在這一天的日記中說:「近來批判胡適歷史學、考據學的文字中,常常牽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會上說個明白。」但他認為,考據學是一門中國土生土長的學問,它以書籍為主體,要徹底明白許多書籍的文字意義和社會意義,要幫助人們了解歷史,離不開考據學。考據的目的在於求真,縱使從事這種工作的人無反封建之主觀願望,而其工作之客觀效果必使封建統治者篡改歷史的目的暴露出來,無以實現。因而可以說考據學是反封建的。早在1951年,顧頡剛在《自傳》中就說:我們所做的考證工作是唯物史觀者建設理論的基礎,然而唯物史觀的理論又正是我們考證工作的基本概念。彼此所信的「真古」是同的,只是工作一偏於理論,一偏於事實,這原是分工合作所應有的界域。近人常常揚彼抑此,其實,只要大家心平氣和地想一想,自能彼此釋然。但是,在這次歷史組會議上,與會者認為考據學是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顧頡剛因為發言不當,會後,他被迫作了檢討。同時,還因這樣的觀點,在3月的另一次會議上他再一次受到更為激烈的批判。

報刊發表文章公開筆伐與歷史所的口誅是相互配合的。前者在於造社會輿論,將拔顧頡剛的白旗運動推到社會上去,擴大影響範圍,造成一種逼人的聲勢;後者為具體的解剖分析,讓顧頡剛檢討交代。這種內外夾攻的陣勢,整得顧頡剛坐立不安,心身交瘁。

1958年秋天,歷史所集中火力批判顧頡剛的資產階級史學觀時,他無論如何都不能理解這是怎麼一回事?為此,他忿忿不平地去找所里的負責人,提出質詢:「我之學術思想悉由宋、清兩代學人來,不過將其零碎文章組織成一系統而已。要批判我,是否先須批判宋、清兩代之疑古思想?」(《顧頡剛年譜》第364頁)

1958年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顧頡剛出席民進四屆三中全會及第三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他不得不作大會發言。現實的形勢就擺在面前,他為自己的發言內容頗為躊躇。他在12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一篇發言稿寫了4次,今日略定,甚矣江郎之才盡也。」顧頡剛在大會上發言摘要,於12月18日在《光明日報》上以《從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為題發表。在這份檢討里,可以讀到下面的話:

「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舊知識分子,說我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實是高看了我,應該稱我為『封建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才合適。我生在一個陳舊的家庭,又進了十幾年的私塾,規行矩步,四書五經,封建思想的根基打得既深且透。後來讀了梁啟超的《新民叢報》才孕育了改良主義的政治思想;進了北京大學,又接受了胡適的所謂『科學方法』(實際是達爾文進化論的庸俗化)來整理國故;於是我才部分轉化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以我現在分析我自己的思想,封建主義表現在我的立身行事上,資本主義表現在我的學術研究上。幾十年來老是以為學術工作和政治工作必當分之,否則一手畫圓,一手畫方,結果方和圓都畫不好。我自省絕沒有政治的才能而卻有極高的學術興趣,所以自己訂了計劃,集中精力向脫離實際的紙上學問鑽研進去。人家笑我是『書獃子』,『鑽牛角尖』,我一點不動心。」

這一年,顧頡剛66歲。一位年近古稀的學人不得不寫出這樣的自我檢討,並公諸於眾,其心中的痛楚是可以想像的。

作為一個以學術為生命的歷史學家,即使在被「拔白旗」的時候,顧頡剛也不忘自己的使命,堅持研究學術問題,為繁榮中國的文化事業獻出自己的力量。據資料記載,他1月下旬,作《〈史記〉校證工作提綱》。8月下旬,作《標點〈史記〉凡例》,12月底,校點畢。他在12月29日的日記中高興地寫道:「今日《史記》三家注校點畢工。四年工作,一旦完成,肩負為之一輕。」他從學術研究中獲得了一份樂趣,在強大的政治批判的陰影下,使那顆顫抖的心靈得到了一點快慰。

炎黃春秋》2001年第9期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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