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為反黨？
反黨，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反對黨組織」，而在中國的特殊語境下，又可以理解為「反對共產黨」。誰反對共產黨，是針對共產黨員還是非共產黨員，卻含糊不清。歷史上，「反黨」又常常跟「反黨集團」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個特定稱謂的反黨聯盟或者集團，比如「三家村反黨集團」、「高饒反黨聯盟」等等。實際上，按照中共黨校郭德宏老師的研究，對於什麼是「反黨集團」從來沒有一個明確的黨紀規定或法律的界定，對於什麼人、什麼機關才可以打成「反黨集團」，從來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和法律的界定，對於要不要經過法律機關的審判才可以打成「反黨集團」，從來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和法律的界定。
而在中共歷史上，曾經有無數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反黨集團」。這些人既有非共產黨人，但更多的是共產黨人，既有一般的幹部、黨員甚至群眾，也有中共中央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既有入黨不久的新黨員，也有20世紀20年代就入黨的老黨員，既有文化、教育界的人士，也有黨、政、軍、公安、政法等領域的人員，既有已經被平反的，也有結論至今未變的。
總的來說，反黨、反黨集團都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的現象，是在大講階級鬥爭年代出現的特殊現象。
二、反黨集團的五個時期
1、延安整風時期：「反黨集團」開始出現
從現有材料看，最早打成「反黨集團」的，應該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的王實味、潘方、宗錚、陳傳鋼、王汝琪「五人反黨集團」。
2、1955-1956年：反黨集團擴展到高層和其他領域
建國後最早被打成反黨集團的是高崗、饒漱石集團，也被稱作「反黨聯盟」。後來這個集團逐漸擴大，形成「彭德懷、高崗、習仲勛反黨集團」。這是第一個在中共中央高層打成的「反黨集團」。
在其他領域，還有一個「胡風反黨集團」，使2100餘人受到牽連，是建國後打成的第一個全國範圍的，牽連廣泛的「反黨集團」。
3、1957-1958：打「反黨集團」進入高潮，「反黨集團」遍及全國
此時打「反黨集團」進入高潮，是和全國開展的反右派鬥爭分不開的。一大批在「整風運動」中曾發言甚至根本沒有發言的人，不僅被打成右派分子，還被打成「反黨集團」。文藝界、教育界、新聞出版界、中央機關，都有一大批「反黨分子」，各個地方的反黨分子就更多了。
4、1959-1965年：在「反右傾」等運動中繼續打了很多「反黨集團」
在1958年8月於廬山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後，很多機關和地方也都打了很多「反黨集團」。
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後，「反黨集團」的罪名更多了。例如總政治部主任譚政被誣衊為「反毛澤東思想」，被打成「反黨宗派集團」，撤銷了他總政治部主任的職務；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等因小說《劉志丹》，被打成「習仲勛反黨集團」；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孫冶方、張聞天等因為提出預告尊重價值規律等問題，被打成「孫冶方、張聞天反黨集團」。
5、文革時期：打「反黨集團」進入第二個高潮
文革時期，打「反黨集團」進入第二個高潮。整個北京市委被打成「舊北京市反黨集團」。在這之後，各地打成「反黨集團」的就更多了。
到「文化大革命」中後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原來把無數人打成「反黨集團」的人，也被打成「反黨集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黨集團」和「江青反黨集團」。
三、反黨集團的結局
歷史上被打成的那些「反黨集團」，最後的結局大體上分為以下三類。
1、徹底平反：如「彭德懷反黨集團」、「習仲勛反黨集團」。
2、作為「反革命集團」已經平反，但對其中的主要分子沒有徹底平反。比如王實味、潘方、宗錚、陳傳鋼、王汝琪「五人反黨集團」，雖然認為「五人反黨集團」不存在，但是迴避了王實味的問題，仍然認為他是有政治錯誤的，平反並不徹底。
3、仍維持原結論。比如「高饒反黨集團」、「林彪反黨集團」。但是近些年，隨着歷史研究的深入，在史學界，對這兩個反黨集團的爭議都很大。
四、「反黨集團」與黨內鬥爭模式
發生於1955年的「高、饒反黨聯盟」，是第一個在中共中央高層打成的「反黨集團」，
「高饒反黨聯盟」開啟了黨內政治鬥爭的運作模式，此後的「反黨（或反革命）集團」幾乎都難逃此模式：
1、中央高層確定整肅對象時，先分別打招呼。打招呼，既是一種發動，也是一種試探。試探得到響應後，開會予以確認，然後再召開座談會予以揭發。
2、用假想的另一個「司令部」、「獨立王國」的帽子，不顧事實地株連，鞏固假想的結論。
3、向某個領導提意見就是反領導，而反領導就是反黨。
4、表態作為考核幹部思想政治水平的標準，導致兩個結果：批判者一哄而起，牆倒眾人推；被批判者不表態認錯，就罪上加罪。
「高、饒反黨聯盟」的定案，開啟了1949年中共建國後黨內鬥爭的一種範式，此後，「反黨（反革命）集團」層出不窮，而上述的鬥爭手段也被繼承並逐步發揚光大。1955年上半年，黨內繼「高、饒反黨聯盟」後有「潘、揚反黨集團」（後來加上饒漱石），黨外有「胡風反黨集團」（後來很快變成「反革命集團」了），相互映照。其後，借着肅反的形勢，「反黨小集團」開始多了起來，譬如文藝界有「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適時產生，甚至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個古典文學研究室，也是一個以聶紺弩為首的「反黨的獨立王國」。到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傾，抓「反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愈演愈烈，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則一發而不可收拾。這種錯誤的想法與做法，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有了根本的改變。
五、打「反黨集團」的經驗和教訓
1、「反黨集團」界定的模糊性
查遍中國共產黨的所有文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法律，從來沒有一個明確的關於「反黨集團」的規定或界定。既然沒有明確的規定或界定，那就沒有限制了，只要領導人認為什麼人與自己看法或行動不一致，就可以把他們打成「反黨集團」，從而把無數根本不是什麼「反黨集團」的人打成了「反黨集團」。
此外，對於什麼人、什麼機關才可以打「反黨集團」也沒有明確規定，從實際情況來看，歷史上的「反黨集團」是由各種各樣的人或機關打的。其中有中共中央委員會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部門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領導人打的，有中國共產黨的省委、縣委打的，有國家機關或黨組打的，有群眾團體的黨組打的，還有很多說不清是什麼人、什麼機關打的。既然什麼人、什麼機關都可以打「反黨集團」，那打成的「反黨集團」當然無法控制了。
2、尊重黨員真正的民主權利
中國共產黨打「反黨集團」，受到蘇聯共產黨的深刻影響，斯大林的「黨內鬥爭是階級鬥爭的反映」和「革命越深入，階級鬥爭越尖銳」的理論觀點曾在黨內風行一時，並寫入四中全會的團結決議中。
從「高饒事件」到「文化大革命」的黨內鬥爭，如果有什麼教訓值得記取的話，首先是黨內的政治生活要按照黨章辦事，遵守民主集中制，黨員有真正的民主權利，被認犯了錯誤的同志也擁為自己申辯的權利。其二是對人的問題做結論，一定要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不搞無限上綱，真正按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去做，而不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那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