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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1958年「大搬家」始末

1958年9月初,剛剛完成「人民公社化」運動;9月19日,便開展起「大煉鋼鐵」運動;緊接着10月「大辦民兵師,實行全民皆兵」,「縣辦民兵師、公社辦民兵團、大隊辦民兵營、生產隊辦民兵連」(《曲阜市志》第37頁,以下只注頁碼)。曲阜縣一直與全國保持步調一致,只是在「大辦民兵師」運動之後,插入了自己的地方運動:全縣22個鄉鎮406個自然村75998戶350484人「大搬家」。(第91頁)

「大搬家」基本是兩種形式:一是本村「互搬」,即本村人張家搬到李家、李家搬到王家。稍遠的東頭搬到西頭,最近的僅僅路南搬到路北。總之「挪挪窩」即可;二是「並村」,即整個村子併入另一個村子。

「並村」騰出的「空村」,主要用於駐紮成建制的民兵組織:如純女兵的「穆桂英營」、純男兵的「小羅成營」。有的作為公社事業單位,如陵城公社的何家村為學校:全公社1~6年級400多個小孩子在那裏集中吃住。

「搬家」規定:只允許攜帶床鋪、被褥、衣物、碗筷等,而嚴禁攜帶金屬器具,比如錘頭、鏊子、鐵鍋、菜刀、飯勺等。尤其是嚴禁帶糧食。為嚴格落實這一規定,村委統一安排黨、團員或青年民兵、積極分子負責監督。住戶前腳離開,監督者便隨即搜查:鐵器,送到曲阜城裏幫助完成上級下達的「大煉鋼鐵」指標;糧食,送到大隊倉庫。

不論「互搬」還是「並村」,都是幾家搬進一家,有的甚至是兩三家搬進一個三間堂屋或兩間偏屋。即沒有一家是獨門獨院的。可想而知,這對於千百年過慣獨門獨戶日子,思想意識又相當封建、保守的曲阜農民來說是多麼不習慣。我(筆者張樹亭)時年11歲。我們父子倆與曹家母女仨共住一個兩間廚屋:她們住裏間,我們住外間。白天黑夜出出進進共走一個門。試想,彼此都會是多麼彆扭!最難堪的是用廁所:那時農家都沒有專用廁所,一家人都是用豬圈(曲阜俗稱「茅子」)。現在幾家人共用一個「茅子」,那會是多麼不方便!

「大搬家」工作還未完全結束,10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辦好公共食堂》社論。於是,「全縣一哄而起,以生產隊(民兵連)為單位全部辦起公共食堂,實行『吃飯不要錢』。」(第37頁)

大約兩個月後,倉儲幾乎吃光,於是改為以稀飯(曲阜俗稱「糊塗」)與胡蘿蔔豆腐為主食。胡蘿蔔豆腐,絕不是「豆腐」,而是胡蘿蔔片摻上大豆碾碎的豆糝子蒸煮而成的一種食物。最初,豆糝子還較多,該食物還有點飯味、香味,人們還能下咽。不久,大豆吃光,改用豆餅,那飯就很難吃了。再後,豆餅也很少了,便幾乎成了一缸缸一盆盆的胡蘿蔔……人們為了多得到些豆糝、豆餅,每到開飯,都是拼命地搶盛,在缸里盆里翻上攪下,因此,輪到後邊盛的,缸里盆里就是一堆胡蘿蔔泥水。

各地公共食堂因搶飯、盜竊不斷出事,尤其是浪費嚴重又無良策解決。因此,到1959年3月,上級下達指示:所有公共食堂一律停辦,折騰了5個月,便宣告徹底失敗。

食堂停辦,社員就得各自起火。怎麼起?幾家搬在一起,棲身都很窩屈,哪裏還有廚房?即便幾家能合夥在院子角落處搭個「棚子廚房」共用,又上哪裏去弄鍋、盆、刀、勺……至此,各村委實在沒招了,便請示公社並轉呈再上級:讓社員各自搬回各自老家。至此,轟轟烈烈的「大搬家」也宣告徹底失敗。

自然,「並村」的社員也就搬回原籍。那些「穆桂英營」「小羅成營」等民兵組織也就自動宣告解體、解散。

各自回到家裏又怎麼辦?有的已是殘垣斷壁、破屋爛院;普遍的是家徒四壁空空如也:沒有風箱、鍋、盆、瓢、勺等最基本的廚具,而最嚴重的是沒有糧食。對於這些問題,村委、公社都毫無辦法,只能「相信人民群眾中蘊藏着無限的創造力」。

至此,全縣大饑荒開始。人們爭采樹葉。最先是較為好吃的榆樹葉;榆樹葉採光了,就采洋槐葉;洋槐葉採光了,就采家槐葉……直至吃臭椿葉、金針苗。曲阜城北石門山一帶有不少人吃橡子面、觀音土……就在吃家槐葉時,已有人出現中毒腫臉症狀,到吃臭椿葉時,中毒腫臉的就不少見了。一些吃橡子面、觀音土的,主要是大便不暢。

「4月,全縣社員中因營養缺乏,患水腫病者達15124人,有400多名青壯年外流東北。」

為遏制水腫病的蔓延與死亡,「縣委確定每人每天安排7.5兩(市兩)糧食,在全縣發放34.8萬元,並採取措施控制人口外流」(第38頁)。7.5兩,即不到半斤。起初是地瓜干與大豆,後改為地瓜干與麥麩餅,再後又改為全是地瓜干。

極其嚴重的大饑荒持續到1960年夏的麥季才得到初步緩解:收成最好的城關公社有的村每人能分到60斤小麥;收成最差的尼山公社的最差的村也能分到6斤。那年的收成,整個曲阜都是不錯的,但因上繳「愛國糧」任務太重,不敢多分。到1961年年底,由於大多村偷偷分了些「自留地」才得以解除。這就是說,曲阜地區也和全國一樣,是「三年大饑荒」。

曲阜有句俗語:大旱三年,聖人(孔子)門前收三分。曲阜,地處山東丘陵與魯西大平原的過渡地帶,這個極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就使得它即使遇上大旱、大澇,也能有不錯的收成。而1958年與其後的幾年,皆風調雨順。之所以會發生「三年大饑荒」,主要原因是3點:

一是1958年的嚴重「失收」:為完成「大煉鋼鐵」任務,「農業生產實行大兵團作戰,由公社統一指揮。晚秋收穫,要求限期報捷。地瓜、花生大部爛在地里。」(第37頁)

二是「大搬家」。本來,那年上半年麥季都還分了些小麥,加上曲阜人有攢陳糧的習慣,因此,在正常情況下,即使下半年一米不進,家家戶戶也能撐過一年半載的生活。但「大搬家」特別規定「不准帶糧食」,就使得家家戶戶沒有一米一豆的「內存」了。

三是「公共食堂」浪費太嚴重,使得「大搬家」搜刮的糧食很快用光。

多年來,令筆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1958年的「大搬家」,是何人創意?又是何目的?這些《曲阜市志》均無記載。當時從大隊到公社層層級級開全民大會動員此事時,說得最多的是:為了「實現軍事化」「集體化」「三年超英趕美」「五年進入共產主義」「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但這些說辭,似乎難以作為「大搬家」的充分理由:不「大搬家」,就不能實現那些偉大的宏偉目標嗎?唯一可做解釋的是:為吃「公共食堂」籌措糧食、為完成「大煉鋼鐵」指標籌集鋼鐵、為駐紮建制民兵組織準備營地,但這些事情,全國各地也都面臨,為何人家就沒「大搬家」而唯獨曲阜呢?且,若細考多項事情發生的時間先後,更有多處難以圓說:比如9月19日開展「大煉鋼鐵」,曲阜城東很快建起「500餘座韶陽煉鋼高爐」(第37頁)。怎麼高爐剛點火就能預見到這些高爐肯定完不成上級下達的煉鋼指標,而需「大搬家」收集社員的鐵鍋鐵勺來幫助?莫非曲阜縣某領導有未卜先知的「特異功能」?再,10月中旬「大搬家」,怎麼能預知下旬《人民日報》準會發表《辦好公共食堂》社論,而需提前做好糧食準備?莫非中央給各下級提前開了「吹風會」。

不言而喻,1958年的「大搬家」對曲阜民眾可說是一場空前劫難。對此,群眾不可能沒有絲毫不滿、牴觸情緒。為保證這一「新生事物」的實施,曲阜縣委主要採用兩種政治手段進行思想控制。對階級敵人,經常召開批鬥會;對其他成分的「思想落後分子」,一經發現,便召開批判會。比如有一中年婦女對「大搬家」不滿,說:「這過的是什麼日子?」村里便派4個民兵把她從家中架到會場「批評教育」:架時四肢朝上,猶如四腿桌子四腿朝天,拖行近200米;一中年婦女在「大搬家」中偷藏糧食,開完批判會後命她掛牌遊街,自敲小鑼自喊「都別跟我學,我是壞蛋,我偷……」一中年男子對吃食堂不滿,說「人多沒好飯,豬多沒好食」,村里便召開大會對他「拔白旗」:令其赤背跪在雪地上接受批評。

2006年,胡錦濤總書記執政伊始便提出「不折騰」的治國理念,他可能多就文革而言。但曲阜百姓,早就深刻體會到了「瞎折騰」「胡折騰」「亂折騰」的滋味了。

炎黃春秋》2015年第8期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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