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時任美國前副總統小約瑟夫·R·拜登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
貝拉克·奧巴馬總統面臨一個中國難題。他的國家安全團隊知道中共即將推舉一名新領導人，但他的顧問想要更好地了解這名預計將掌權的人——習近平。這似乎是一項適合副總統小約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的工作。
習近平時任中共國家副主席，與拜登級別相當，自然也是應當與之對話的人。除此之外，奧巴馬及其顧問還希望拜登的迷人魅力以及與外國領導人數十年來的互動經驗，能讓他穿透習近平官方照本宣科的表象。
據前美國官員表示，自2011年年初開始的18個月裏，兩人在美國和中國至少見了8次面。他們舉行正式會晤、一起散步、在一家中國鄉村學校投籃，在僅有翻譯陪同的情況下，私下共同進餐的時間超過了25個小時。曾多次出席會談的顧問丹尼爾·羅素(Daniel Russel)說，儘管有時候因為引用難以翻譯的愛爾蘭語詩句，讓他的普通話譯員十分狼狽，拜登仍然與這位中共領導人迅速建立起了「私人關係」。
「在立刻拉上私人關係、讓習近平敞開心扉方面，他非常在行，」羅素說。數名奧巴馬顧問接受採訪時表示，拜登得來的見解——尤其是他對習近平威權主義意圖的分析——為奧巴馬後來的舉措提供了依據。
川普在與世界打交道時採取了一種破壞性的方式，這讓許多人感到不安，對他們而言，拜登的賣點不僅是他的政策方針，還有他長期結交、說服外國領導人，有時會與他們對峙的經歷——他自己也許會稱之為非正式外交風格的力量。「我與目前世界上所有重要領導人都打過交道，他們都認識我，我也認識他們，」去年12月，他對支持者說。
負責打擊伊斯蘭國行動的前國務院高級官員布雷特·麥古爾克(Brett McGurk)說，通過採用「戰略上的同理心」，拜登一直在進行有效的外交。
拜登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個實用主義者，而非意識形態倡導者。他的看法一直跟着民主黨主流走。在伊拉克戰爭前的十年裏，他是出了名的鷹派，但近年來一改往日觀點，對外國干預抱有疑慮。據接受採訪的20多位現任和前任外交官稱，他沒有給出宏大的戰略，而是從他多年在參議院迎來送往的磋商氛圍中得出了一種極具個人色彩的外交。其根本信念是，了解別國的領導人，同了解其國家同樣重要，按照前拜登顧問、後來任職國務院發言人的詹姆斯·魯賓(James Rubin)的說法，這種了解就是「他們想要什麼，以及他們需要什麼」。
「這極具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的風格，」前巴基斯坦駐華盛頓大使、曾多次出席與拜登會談的侯賽因·哈卡尼(Husain Haqqani)說。
然而，習近平明顯在挑戰這種方法的極限。拜登的記錄中欠缺對這位中共領導人可能成為「惡棍」的公開警告，如今他作為假定的民主黨候選人，就是這樣形容習近平的。此外，隨着美國與中共關係愈發惡化，拜登正面臨着棘手問題：他為何沒有做更多的工作，讓奧巴馬政府制定強硬的對華策略？「戰略上的同理心」為何沒有配合更多的戰略眼光？
川普的競選團隊正是在利用這一點，把拜登與習近平的外交往來當成武器。在拜登熱情洋溢地談論與中共的友誼及合作的背景音下，一系列的川普競選廣告展示了拜登與習近平碰杯的場景。拜登的競選團隊稱，這種來自一名自己就多次讚揚習近平是朋友和「偉大領導人」的總統的批評很是荒謬。但這種攻擊屬於川普的整體策略的一部分，其目標是指責拜登是「中共傀儡」——一個誤讀了中共和習近平的華盛頓建制人物。
拜登的批評者堅稱他對私人關係的着重毫無效果，他們說這種做法掩蓋了判斷力和原則的缺乏。「他聲稱各國領導人告訴他，他們支持他的競選，這一點並不足為奇——他們希望能繼續吃美國的午餐，」川普競選發言人蒂姆·墨托(Tim Murtaugh)說。他指出拜登曾投票支持伊拉克戰爭授權，並且說他曾支持過對古巴採取「綏靖政策」。
拜登的外交風格的效力——以及在任總統期間能有怎樣的運用——是很難衡量的。作為一名參議員，他沒有帶來任何標誌性的外交政策立法，或是起到決定性作用的策略。作為副總統，他基本扮演的是推動政策和奧巴馬顧問的角色，無法與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和後來的約翰·克里(John Kerry)相提並論。
在一則採訪中，拜登被要求舉出其外交政策獲得成功的例子，他提出了自己在爭取國際社會支持巴黎氣候協定，以及反伊斯蘭國聯盟方面的工作，然而，在這些項目中，都是包括克里在內的其他人發揮了重大作用。
「老實說，我想不出在哪失敗過，」他說。
「比如，」他頓了一下後，接着說道。「我可以舉個例子，但我不覺得這對我有多大好處——尤其是如果我當選之後，那位領導人還在的話。」
從威明頓到莫斯科
2001年宣誓就任後，喬治·W·布殊(George W. Bush)總統邀請拜登前往橢圓形辦公室。作為一名外交政策方面的新手，布殊想對世界各國領導人有一個了解，他很快就要與這些人打交道了。拜登後來寫道，這位新任共和黨總統「有那麼多專門搞政策的人可以和他談，但他卻想和另外一個曾和這些領導人坐下來對話過、也許能解讀這些人性格和動機的政治人士聊聊。」
拜登的政治標誌是藍領普通人的風格，似乎更適合州博覽會而不是國宴。但從華盛頓職業生涯伊始，他就優先考慮外交政策——儘管他更喜歡個人關係，而不是資深外交官的那種書本智慧，後者有時會對他不以為然。拜登常說，「中國有句古話，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1979年，37歲的拜登在北京會見了中共領導人鄧小平，他後來回憶，親眼目睹鄧小平「對蘇聯非常真實的恐懼」是很有價值的。同年，他訪問莫斯科，與包括蘇聯領導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在內的克里姆林宮官員進行核武器談判。一名高級官員對蘇聯坦克數量閃爍其詞後，拜登說了一句粗俗的話作為反駁，被譯員做了淡化處理，翻譯成「別想煳弄老手」，他後來寫道。
1987年，宣佈競選總統後，拜登在特拉華州威爾明頓的火車上向人們招手。
1988年首次競選總統時，拜登認為自己是外交專家。「我對這個世界以及美國在其中地位的了解，比絕大多數政治人物都多，」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對「外交中的個人親密關係」驚嘆不已。
退出那場競選後，他利用自己在外交關係委員會日益增長的資歷，提高自己在全球問題中的地位。他曾反對1991年將伊拉克逐出科威特的戰爭，但幾年後，他又是少數敦促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在巴爾幹採取軍事行動的人之一。
拜登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與塞爾維亞領導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的會晤中形成的。拜登回憶說，1993年4月在貝爾格萊德的一次會議上，他對米洛舍維奇說：「我認為你是個該死的戰爭罪犯，你應該作為戰犯受到審判。」（當時的具體用詞一直存在爭議，不過在場的魯賓說那次會晤是「我見過的美國人對外國領導人最激烈的拷問」。）他認為米洛舍維奇是「惡魔」，他後來寫道，美國應該轟炸塞爾維亞部隊。
2008年，奧巴馬選擇拜登作為競選夥伴——部分原因是奧巴馬本人缺乏直接的外交政策經驗——這就和拜登的共和黨對手薩拉·佩林(Sarah Palin)拉開了巨大差距。為了說明這一點，拜登的辦公室公佈了一份「不完整」名單，列出了他在職業生涯中會見過的約60個國家、近150位世界領導人——包括9位以色列總理、6位俄羅斯領導人、5位德國總理，以及伊麗莎白二世女王、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和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
奧巴馬的這個選擇無視了他的競選夥伴在2002年伊拉克戰爭中的態度，而當時已成為民主黨主要的強硬外交支持者的拜登，現在卻說他後悔了。在那之後，新任總統讓拜登負責監督戰後的伊拉克，他對助手說，「他了解那裏的各方勢力。」
奧巴馬的外交官
拜登和奧巴馬是一對奇怪的外交搭檔。一些外國領導人認為總統過於冷淡、不可親近，而拜登——他在烏克蘭和拉丁美洲也發揮了領導作用——充當了一種解藥。
「拜登在打電話時，會像個參議員那樣，在頭幾分鐘裏只談論對方的生活，他們過得怎麼樣，他們的家庭怎麼樣，」前奧巴馬外交政策高級助理本·羅茲(Ben Rhodes)說。「為了說明這一點，他誇耀自己知道馬蘇德·巴爾扎尼(Masoud Barzani)每一個孫輩的名字，」巴爾扎尼是一位有很大勢力的伊拉克庫爾德領導人。「他的意思是：因為我知道他所有孫輩的名字，我就可以讓他做一些困難的事情。」
「順便說一句，這和奧巴馬正好相反，」羅茲補充說。「他一般都是想馬上開始說正事。」
曾擔任反伊斯蘭國聯盟特使的麥格克回憶說，在土耳其領導人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一度陷入癌症恐慌時，拜登經常問候他的健康狀況。麥格克說，這種方式讓拜登可以更輕鬆地駕馭困難的對話。麥格克曾在川普政府任職，但在總統從敘利亞撤軍後辭職。
2016年在伊斯坦布爾舉行的一場會議上，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與拜登交談。
對於拜登來說，這不僅是個人風格，而且是一種哲學——這曾經「讓正牌外交官抓狂不已」，他在接受採訪時說。
在現任外國領導人中，與拜登交情最老的朋友之一是以色列總理本傑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兩人相識幾十年，從未停止過爭論。根據拜登的一位助手所說，有段時間，內塔尼亞胡在辦公室里擺放了拜登的照片，上面寫着：「比比：我不同意你說的一切，但我愛你——喬·拜登」。
拜登在2010年3月訪問以色列時得知，內塔尼亞胡的政府為巴勒斯坦地區的以色列人批准了1600套新住房單位，公然違反美國政策，這讓兩人的關係面臨考驗。白宮官員大為惱火，有人認為副總統應於當晚在參加預先安排的內塔尼亞胡家宴之前離開該國。
拜登留了下來，認為他可以與以色列領導人理論，並在晚餐時譴責了內塔尼亞胡，後者把責任推給了一名擅自行事的住房官員。「比比找了各種說辭，」同行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助手丹尼斯·羅斯(Dennis Ross)說。「拜登只是翻了個白眼，說了幾句話，大概意思是，『比比，拜託——我是喬。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內塔尼亞胡同意推遲住房建設，眼前的危機就這樣過去了。
羅斯說，拜登的方法「建立了信任，然後在需要的時候你就可以說些強硬的話——而不是建起一堵牆」。
「直率而不失禮」
從很久以前他與米洛舍維奇的過招就可以看出，拜登也可以針鋒相對。
這一點在川普的彈劾期間被以一種令人不適的方式利用。2015年，拜登威嚇烏克蘭領導人解僱一名腐敗的聯邦檢察官，以此作為獲得10億美元美國貸款擔保的條件。拜登在2018年公開露面時說：「我看着他們說：『還有六個小時我就要走了。如果檢察官沒有被解僱，你就拿不到錢。』」川普在未提供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利用這些言論來暗示拜登的行為不當。
拜登與維拉基米爾·V·普京在2011年在莫斯科的一次會晤。
拜登顯然很喜歡講述這些故事：他經常說起2009年在莫斯科與弗拉基米爾·V·普京(Vladimir V. Putin)會晤的情景，當時普京任總理。在會晤中，他把手放在了俄羅斯領導人的肩膀上，說：總理先生，我望向你的眼睛，我認為你沒有靈魂。」或者是2004年在利比亞與獨裁者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ar el-Qaddafi)的會面（拜登如今回憶說他是「我對付過的最奇怪的傢伙」），當面稱他是「恐怖分子」。
巴基斯坦外交官哈卡尼回顧了2009年在伊斯蘭堡舉行的一次會議，當時巴基斯坦總統阿西夫·阿里·扎爾達里(Asif Ali Zardari)暗示美國將會放棄阿富汗，因為美國人不敢在那裏作戰。哈卡尼說，這一言論使拜登「大為惱火」。他大發雷霆：「別以為我們怕過！」。據哈卡尼稱，扎爾達里對此印象深刻，但沒有感到被冒犯。
哈卡尼現在是華盛頓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一名高級研究員。他說：「他可以直率而不失禮，這在外交上是一個巨大的優勢。」
但是，布殊白宮的國家安全助手、同在哈德遜研究所任職的米高·多蘭(Michael Doran)表示，拜登曾以他出了名的失態舉動觸犯盟友，許多外國領導人認為他不可靠。
多蘭說：「將拜登的人際關係和經驗宣傳為其優勢的一部分，已經成為他多年來的標準說辭，但如果人們不信任他，那將毫無意義。」
另一位保守派共和黨人約翰·P·漢納(John P. Hannah)更願意往好了看，他曾在三任總統的政府中任職，並擔任前副總統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國家安全顧問。
「我發現，大多數總統上任都是通過以純粹的個人魅力或個人歷史來誇大自己的能力，以確保獲得更好的外交結果，」漢納說。「但是根據我的經驗，總的來說，如果已經與其他領導者建立了這種關係，是完全可以帶來積極的影響的。」
對習近平的新見解
拜登說，與2013年成為中共國家主席的習近平的會晤，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個聰明人，」拜登說。「他會問非常有啟發性的問題。」
拜登說，習近平詢問了美國的政治體系如何運作，州長的權力，以及美國總統對軍事和情報機構擁有多少權力。他說：「因此，我的結論是，他非常想做自鄧小平以來從未有人做過的事情，那就是實際控制政府，而不僅僅是政黨。」此後，習近平漸漸露出一名嚴酷的威權主義者的面目。
在最初的交往過程中，拜登稱讚習近平是一個以「開放和坦率」打動了他的朋友。
民主黨在2月份的初選辯論中就外交政策展開辯論。
如今，隨着中共領導人的全球聲譽惡化，加之川普施加了政治壓力，拜登在談論他時使用了較負面的口吻。
拜登在2月的民主黨辯論中怒斥這位昔日與他對話的領導人：「這是一個身上全然沒有任何民主意識的人。」他說。「這人是一個惡棍，實際上他在『再教育營』——就是集中營——里關押了100萬維吾爾人。」
儘管如此，在接受採訪被問及他現在如何看待習近平時，拜登似乎在走外交鋼絲。起初，他說回個人軼事，回想起他在2013年曾告訴習近平，美國的轟炸機將「直接飛過」被中國宣稱為軍事空域的太平洋爭議水域。習近平問奧巴馬政府官員為何總是將美國稱為「太平洋大國」，這一措辭在中國被認為是一種冒犯。他回顧了當時的回答，作為自己的威風氣概的展示。
拜登說：「因為我們就是。」
拜登說：「然後他看着我說，『好吧。』就這麼看着。『你說對了。』」
拜登繼續表示，對於1月在武漢暴發的新冠病毒，習近平對中國最初的掩蓋反應負有重大責任，許多專家稱，這浪費了全世界寶貴的時間。拜登說：「我一點都不感到驚訝。」
所有這些都可能預示着兩個男人之間的敵對關係。不過拜登不願再說更多。
他說：「上帝保佑，我有可能不得不要跟他打交道，我需要留一些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