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黑人相關的所有社會問題都可以被裝進「種族歧視」「奴隸制創傷」之類的大籮筐里，以至於涉及任何種族議題時，政治家和媒體都化身高中歷史老師，煞有介事地談論着一兩百年前的陳年往事，反而是近五十年來的公共政策很少被審視和討論。
這似乎是理所應當的，《1964年民權法案》和《1965年選舉權利法案》摧毀了種族隔離之後，美國政府推行了大量向黑人傾斜的福利制政策。對這些善意滿滿、投入大量政府資源的「德政」，唯一被輿論容許的批評就是「做得還不夠」。然而，正如過高的糖分攝入導致疾病，福利制的「甜毒」正在摧毀底層黑人。
受衝擊最為嚴重的無疑是底層少數族裔的家庭結構。2015年美國本土77%的黑人嬰兒出生於單親媽媽家庭，黑人族群的家庭結構已經分崩離析。
毫無疑問，奴隸製造成了很多罪惡，但是並不包括破壞黑人家庭結構。因為莊園主出於減少反抗、維護秩序的目的，傾向於維護並鞏固奴隸家庭的穩定，而黑奴珍視家庭組織對生存環境的支持。因此，南方種植園中，黑奴大家庭是普遍存在的。絕大多數情況下，奴隸交易是以整個家庭為單位。即使單獨被交易的奴隸，也大多到了可以正常離開家庭的年齡。
在種族隔離時期，黑人群體總體上繼承了過去的家庭觀念，甚至比二十世紀一代又一代離經叛道的白人青年更為保守。「黑人老祖母」和「猶太祖母」一樣，都是大家庭緊密聯繫的象徵。嚴父慈母、父慈子孝在很長時期內都是家庭倫理的核心。即便是少女單親母親，也懷抱着健康積極的未來憧憬，直到六十年代平權運動後，情況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1960年代末，黑人社會學家喬伊斯·拉德納到聖路易斯的黑人貧民窟訪問了一批十幾歲的母親。她後來的成名作《明天的明天》就是基於這些訪問寫成的。在書里，她描述了這些已經為人之母的少女為子女設計的夢想：她們希望孩子長大之後能夠好好讀書，找到穩定的工作，或者是經商從政。從而得出結論說，黑人與白人的夢想其實沒有什麼區別。
二十年之後，她再次回到同一個社區，重訪少女母親們。結果令她大吃一驚。拉德納發現，在種族平權運動過去了一代人之後，少女母親們的夢想變了——她們中許多人覺得，孩子長大以後，和自己一樣不工作、吃社會福利並沒有什麼不好。拉德納哀嘆道，平權運動與國家福利看來還是有許多負面效果的。
遺憾的是，拉德納的哀嘆並沒有引起重視。福利制度還在不斷出台，到奧巴馬時代達到了高潮，老祖母的黑人家庭挺過了奴隸制、挺過了種族隔離，卻在濃稠的福利糖漿中溶解得無影無蹤。
由於多年來層累疊加的福利政策，沒人能夠對單身母親福利做出準確的計算。根據BBC的估算，這些林林總總福利收入大體是美國平均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照此計算一位無業單親母親在2019年可以獲得22500美元。按照美國貧困人口標準，四口人的貧困家庭稅前的年現金收入大致與此相當，而兩口之家的貧困標準為稅前年度收入14000美元左右。顯然無業的單身母親靠福利收入，日子過得比很多貧困家庭更滋潤。無業單身母親的福利主要由下列項目構成：
貧困家庭臨時援助（TANF）、補助營養援助計劃(SNAP)和失業補助金（UnemploymentCompensation），大體可以提供每月一千美元左右的現金收入。其中TANF尤為值得一提，其前身AFDC無條件提供給任何貧困單親無業家庭。1996年TANF取而代之，限定了「正在工作、正在尋找工作或接受工作培訓」的條件，並且設最高受益年限。然而，實際執行中有很多方式規避各項條件限制，並沒有起到促進就業的作用。全美TANF平均為每月418美元，而SNAP為每月318美元，再加失業補助金，合計約為每月1000美元左右。像加州這樣的「福利天堂」，每月可以達到1500美元。
類似的按月計算發放的現金補助還有母嬰兒童為對象的生育補助WIC，其中的現金部分為每人每月40美元。
還有按年度計算的現金補助如每年200到1000美元的能源補助、最高可達實際支付房租70%的房租補助等等。
除了現金方式的補助，很多福利項目不是以現金形式發放，所以不能直接計算金額。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奧巴馬醫保改革增加了免費的聯邦醫療保險，以及WIC等項目還提供了很多內容龐雜的免費公共服務。
這些還不是全部，一些看上去和單身母親沒有直接關係的福利項目，也可以通過「操作」獲得。最為典型的莫過於對貧困大學生的福利資助。大量享受政府補貼的社區大學幾乎不設門檻，年度費用在1500美元以下，非常親民。低成本獲取「貧困大學生」資質後，就可以申請相應的福利補貼，在一些「福利州」最高可能達到每年6000美元。
因此，單身母親的實際福利收入可能比BBC的估算更高。考慮到早早生娃的黑人單身母親大都缺乏教育基礎和職業技能，按照美國各州平均每小時10美元左右的最低工資標準收入，她們就業的稅前年收入僅為16000-18000美元,「吃福利」每年獲得兩三萬美元的待遇明顯優於辛苦工作。
這種「優厚待遇」之下，黑人群體的工作意願還能有多高呢？既然單身母親們的經濟需求可以依賴福利系統，那麼只管生不管養的男性也不必辛苦承擔丈夫、父親的責任。對感情關係厭倦之後，「出去買包煙就消失了」，切換成街頭「悠閒度日模式」。沒有長期目標和家庭責任的得過且過，黑人男性的犯罪率畸高並不意外。而他們的後代，父親缺席的孩子，缺乏對社會秩序的敬畏，沒有健全的倫理觀念和家庭責任感，大概率延續父親的足跡，開啟新的循環。
黑人的這些問題不是因為他們的膚色，也不是他們的種族，而是作為經濟地位較低的群體，更容易受到福利制度的致命誘惑。至於奴隸制之類的歷史問題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強化黑人群體「歷史受害者」的政治自覺，驅使他們凝聚在政客們的身邊。政客們分發更多的福利，黑人繁衍更多的鐵票。至於福利制的長期副作用，政客們並不關心——奧巴馬醫保制度分發給單身母親的醫療保險大單，代價是消滅大量全日制的低端工作，傷害無疑集中在更多從事低端工作的少數族裔。但是，這種傷害是曲折隱蔽的，可以由僱主背鍋，而補貼的「蜜糖」就在眼前……
喬伊斯·拉德納在1980年代看到了福利制「甜毒」發作的開頭，看到了「和白人一樣的夢想」是如何消逝的，看到了平權運動帶來的政治地位改善被濫用。三十多年後，著名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黑人）看到了「甜毒」發作的晚期，潰爛的社區、崩潰的家庭、失去自立能力的失敗者群體，以及更為深刻的種族隔閡。種族問題？一言以蔽之，種族問題的表象之下是政治問題，不是福利制度「做得還不夠」，而是「做得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