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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舟:高考冒名頂替 人為造成的絕望

—人為造成的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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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冒名頂替上大學的事件,已延燒多日。這典型地折射出無權者在中國社會的生存困境,而他們所要對抗的,除了濫用權力的施害者,還有許多勸他們息事寧人的圍觀者,甚至包括他們自己——他們首先得擺脫那種「認命」的態度

社會學者袁長庚回憶說:

我高中的那個班,有一堆大小官員的子女,什麼鎮長的閨女行長的兒子之類的。高考那年一下子弄到四個加分名額,10-20分左右,都讓這幾個人分了。他們是什麼水平呢?加上分連二本都不到。我同桌考了年級第一,如果有這個分數,他就去北師大了。這事情我們當時都知道,但好像也沒人覺得有多大委屈。奴性並非天生,一定是跟具體環境的浸染有關係。這就是為什麼,身為山東人,我即使明白老家有萬般好處,但只要一想到人情-權力所織成的大網,還是覺得窒息。

在此值得辯駁一下的是:「奴性」應該是指對權力自發的、主動的認同,但我覺更普遍的,是權力結構造成一種「認命」的心態:人們未必站在權力一邊,但又覺無可奈何,不相信能改變什麼,也不抱任何希望。這種態度有時甚至以自詡更「成熟」的姿態出現,而斥責那些試圖改變的人是「不現實」

「認命」不是「認同」,而只是絕望之下的疏離。就像有人說的,「從小遇到不公正待遇爸媽都只是讓我忍,說『那你也沒辦法啊』」。這最終大抵就接近於多年後的「算了」——不是原諒,不是釋懷,只是算了。事實上,就算是這次站出來,處於風口浪尖的苟晶,雖然早在2003年就因讓女兒頂替的老師來函「道歉」而知道了真相,但很多年裏她也選擇了「認命」。

這是對權力的宿命論態度,正與我們這個社會瀰漫的無力感相輔相成,因為它意味着「說什麼、做什麼都沒用」,自己的努力和抗爭,最後都極有可能是徒勞,自己也無能為力。這其實正是權勢者試圖讓你接受的想法,是一種人為造成的絕望:他們可以通過反覆打擊你,來讓你相信自己是無助、無能、無力的。因而這雖然時常出於憤懣,但卻與權勢者的囂張不謀而合:「你鬧吧,鬧到聯合國都沒用!」

這樣的想法錯嗎?那取決於你怎麼看了。現實往往倒是一次次印證這預測對了,正如早有人發現的,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現存的權力和剝削模式意味着窮人幾乎沒有自我改善的前景,宿命論的態度或許是唯一合乎邏輯的態度」。但這也不一定只有無權者才這樣,倒不如說是價值取向較為傳統的社會中普遍的心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雖然處於權力結構金字塔的頂部,但他卻也是個「徹頭徹尾的宿命論者,堅信反抗命運是徒勞無益的」,而「這一切無疑把他身上積極反抗的可能性剝奪殆盡」(《拉斯普廷之死》)。

一個人只要相信自己的一切遭遇都是命中注定、無從反抗的,那麼他所表現出來的忍耐力幾乎是無限的。印度的社會不平等遠甚於中國,但各階層卻相安無事,因為按種姓制度的設定,你做什麼都無法改變現實,最多只能改變來世。1845-1850年的愛爾蘭大饑荒導致嚴重的政治後果,在愛爾蘭人心目中播撒了對英國政府不滿的火種,然而1866年的孟加拉饑荒餓死的人甚至更多,卻沒有發生騷動,那時「許多農村家庭里的人慢慢地餓死,沒有發出一聲怨言或作出怨恨的跡象」,因為當地人對此以一種宿命論的、有時被誤認為是淡漠或順從的態度加以接受。

這種態度合理化了現實,因為這意味着一切「本該如此」,哪怕是再荒誕的事,都是命,除了接受別無他法。在現實政治中,這本身就是權力自上而下的產物,又反過來強化了與權力相關的集體宿命論,以及一種普通人無法左右事態發展的意識。其結果,這進一步導致原有的權力結構固化,問題則久拖不決,甚至在試圖解決問題之前就已經放棄了。一如《蒙塔尤》中所說的,「貧窮之所以在那個時代是一個長久性的、長時段的問題,那時因為大家都知道,貧窮難以消滅。

這最終會反過來阻礙社會的發展。社會學家斯蒂文·瓦戈在《社會變遷》一書中指出,「宿命論是對變遷的一個重要阻礙」,因為它意味着人們對創新、變化沒有動力也沒有信心,「表現了對未來和環境缺乏控制感」。這並不會隨着現代化而消失,往往倒是轉化為一種「理性宿命論」(rationality of fatalism)——人們通過理性判斷發現,想要推動改變,超出了自己的能力。這也許應和了人們的現實經歷,但卻限制了自己行為潛力的發揮

其實在歷史上,古代中國的星占學都明顯地不是宿命論,因為人們相信「天意」也可以改變,只要你「修德」或依據風水作出調整,儒家也歷來強調「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所謂「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拼」。但與此同時,中國的社會規範又總是要人別多問,照做就是——只要習以為常,就很少人會質問反思。燕郊與北京只有一橋之隔,但進京要查身份證,很多人為此上班要花費3小時以上,但都乖乖排隊,無人質疑。這本身就與當下教育體制中培養不批判、不反思的「單向度的人」是一致的,這樣的社會文化自然不會鼓勵質疑、能動和創造性,因為那都需要顛覆性思維

這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不妨參照一下1970年代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美國記者Hedric Smith在駐訪莫斯科多年後寫成的《俄國人》一書中說,蘇聯的權貴將特權「都視為天經地義的事,他們極端鄙視普通人,那種驕橫的態度,比起西方最高傲的富翁們,常常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很多人並不抱怨,而是「人人設法為自己撈一點」,「人們不想改變這一部分制度,而只是想沾它的光。他們不說蘇聯的制度不好,而是想自己也得到一點」。既然默認制度和權力結構無法改變,人們也就只能想法多賺錢享受生活,消費主義那種物質第一的情緒又銷蝕了他們謀求改革的精力,一位幻想破滅了的數學家說:「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在此,「穩定」其實與「停滯」、「僵化」是一體兩面的事,因為它勢必要將社會創造性的活力當作危險的苗頭加以壓制。從權勢者的角度來說,他們也很清楚,追隨者未必多,而那些不願屈就的人,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完全絕望,放棄抗爭,變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變革」,無權者被剝奪的不僅是權力與權利,還有自己的能動性。

但中國社會還有一種特殊的論調,它既是宿命論的(默認系統不可變更),又是反宿命論的(因為相信還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個體命運)。微博上「眸冷骨累的王馬丁」對高考被頂替一事提出六條看法,都是強調如何奮發爬到不可被替代的位置,每一條都以「你不夠好」結尾。末尾的總結是:「接受這個世界一切的不公平,這世界本來就不公平。如果你想遇到這世界的公平,你必須做到damn good。踩在門檻上隨時會被擠出去,你要踩在別人屍骨堆成的小山上。」

這條微博收到了4萬多點讚,足見很多人贊成,於此也可見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中國社會的深厚基底。這種論調指責受害者,不是去質疑、批判現有規則的不合理性,而默認它是無法改變的,因而與其費力抗爭或自怨自憐,不如冷酷無情地向上爬。這種人本身就崇拜權力與成功,將批評看作是弱者徒勞無益的抱怨,卻要求完美受害者,進而將對制度的不滿轉化為自我鞭策,他們缺乏變革的動力,自然也不善於創造出一個更好的新世界,但卻非常善於最大限度地利用現有體制和規則——當然只是為了他們自己。

雖然這看似以一種「冷靜」和「現實」的面目出現,但其內在的精神實質也是非常落後於時代的。英國歷史學家Keith Thomas在研究近代早期英格蘭的大眾信仰後指出,當時的人們篤信天命,對降臨到自己身上的所有事都逆來順受,「對於那部分被壞運氣所傷的信徒,正確的反應是探究他自己,以便發現是否存在道德上的缺陷而激起上帝的憤怒,或檢討自身是否去除了自身招致上帝有意試探的自滿。」換言之,這把對「命運」的抗爭轉向修身,但這或許適合於自省,用以苛責他人「你不夠好」,卻露出這一邏輯冷酷的一面。

應該說,這一論調並不是完全站在權力一邊,它擱置了善惡的判斷,對批判反思嗤之以鼻,覺得不如改變自己以「適者生存,優勝劣汰」。對現有的系統來說,這種人的危害性不亞於正面抗爭者,但最大的危險,則是連他們也有一天發現沒活路。不管他們如何善於往上爬,甚至「鑽空子」利用規則,都無法保證自己能始終勝出,儘管他們可能鄙視其他無權者的憤懣,但說到底,他們也是無權者,而在權力面前人人平等。

這樣的社會構造會帶來「超穩定」嗎?短期來看,是的,但長期而言卻蘊藏着更大的危險,因為不同的人群都意識到,不會有什麼真正的改變,改良是沒有出路的,到頭來唯一的辦法就是徹底推倒重來。當很多人說「沒用的,不會改變」時,未必是認同權力,有時恰恰相反,是一種極度反感權力的憤激。在此,被誤認為的馴順與激進是一體兩面,直到有一天「忍無可忍,無須再忍」就爆發了。這就是為什麼兩千年多年來的歷史上,底層的中國人不時在逆來順受的溫馴與無法無天的造反之間來回擺盪

如今,中國社會已經到了有望擺脫這種惡行循環的歷史性機遇關口了——在「告別革命」之後,社會的變遷應當在法治框架下逐步安穩過渡。現實中的很多事,並不是「挾泰山以超北海」那樣不可能,也不像命運那樣不可抗拒,而是事在人為的。看到有一句話說得很好:「人並不是依靠殘酷的真相和一成不變的規則活着,人活着,依靠的是,寄希望於他們堅信會到來的改變。

五個月前,在武漢封城不久的嚴峻時刻,我曾寫下一條筆記:

有朋友說,他已經非常灰心,覺得說什麼都無法帶來什麼改變。這我也知道,與二十年前那種「明天會更好」的普遍樂觀情緒不同,這幾年聽到的都是「不會變好的」。其實我也覺得現狀並不會因為自己說幾句話就能帶來什麼可見的變化,但之所以還在不斷地說,是因為我相信未來正是現在所孕育的,我們所參與的公共討論,也許在不經意間影響着這一代人的成長經歷。在這個意義上,不說就相當於放棄了未來,到時候「不會變好」就真的成了自動實現的預言。說到底,我不相信什麼都改變不了。

我到現在還是這麼想。也許有人覺得我理想主義,但是,我不相信什麼都改變不了。

責任編輯: 李廣松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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