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病毒全球爆發引發西方社會審視與中共的關係。美國學者表示，隨着經濟全球化，中共正在輸出國內專制統治，用「變換、強制或腐敗」方式破壞西方民主。
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6月3日在接受Newsmax TV主持人、前白宮新聞發言人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的獨家專訪時表示，全球化組織在允許中國（中共）成為世界經濟大國的同謀中，損害了其它國家，特別是美國。總統提到中共掠奪美國長達30年。
他說：「世界貿易組織（WTO）在（處理）中國（中共）問題上是一場災難。世界衛生組織也是如此，我們現在已經正式退出該組織。」
2018年10月，《大紀元時報》發表了系列評論《魔鬼在統治着我們的世界》，其中有一節評論就專門提到了川普總統提到的全球化問題。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開始研究中共，以及中共給世界帶來的種種問題。
馬特·施拉德（Matt Schrader）是國會山（Capitol Hill）的研究員，也是最新的研究報告《朋友與敵人：了解中國（中共）在民主國家政治干預的框架》（Friends and Enemies: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hinese Political Interference in Democratic Countries.）的作者。
6月5日，《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發表了由施拉德撰寫的評論文章，他在文章中分析了中共干預西方民主的特點，並指出中共對民主國家的干預有五個相互促進的因素。他同時呼籲，民主國家必須聯合起來，阻止中共利用全球化來干擾民主進程。
1.武器化中國經濟逼人低頭
施拉德在文章中表示，金錢是中共吸引和利誘順從者的最強大工具，如果沒有中國在全球商品和服務流動中的中心地位，中共改變其它國家政治的任何方式都是不可能的。
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研究人員發現，2001年，與美國貿易量大於與中國貿易量的國家超過80%。但是到了2018年，這一數字縮水到只有30%。2001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一年。
隨着中共經濟發展，中共用經濟手段逼迫西方政府低頭的實例屢見不鮮。2010年，中共不滿挪威委員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選擇，將挪威三文魚進口中斷了7年。施拉德分析指出，諾貝爾委員會不是政府機構，但挪威政府和企業卻因此受到中共懲罰。這種集體懲罰形式是中共對其所謂敵人進行攻擊的一個共同特徵，旨在鼓勵集體自我審查。
施拉德寫道：「現在，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公司都知道，如果它們的步調背離中共，那麼中共就會打到他們的痛處：他們的賬本底線。而沉默和順從將得到回報。」
2.「講好中國故事」中共支配話語權減少異己
施拉德認為，中共利用經濟武器逼迫西方民主社會低頭，並讓目標機構以特定的方式談論中國（中共）。當一個世界關於中國（中共）的敘述反映了中共的喜好時，那麼這個世界中積極反共的分子就會減少。
施拉德指出，反映中共喜好的一個突出例子是荷里活。1997年，美國電影製片廠發行了三部對中共形象不利的電影，其中包括《西藏七年》。中共隨後制止了這些製片廠所有電影在中國的發行，並表示進一步發行此類電影將危害該公司在中國的業務，包括計劃中的上海迪士尼主題公園。
雖然最後美國搬出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來解決問題，但是自那以後，美國沒有哪部電影主要負面描寫中國。電影《紅色黎明》被改寫，將其它國家作為假定的潛在敵人。許多電影甚至花了很多心思來「積極」描述中國（中共）。
3.拉攏非共產黨精英魔爪伸向全球
施拉德發現，中共通過培養、吸收和強迫非黨派精英來維持對超過13億人的一黨統治，用中共的話來說，這些「朋友」或「老朋友」是服從黨的領導的非黨派精英，而「敵人」則是挑戰黨統治權的人。中共試圖通過團結其朋友來分裂敵人，並迫使目標精英群體中的潛在異議者重新考慮抵抗的代價。
施拉德指出，中共專門針對領先的私人公司、商人、知識分子和學者來培養和吸收精英。在全球化背景下，這些中共精英走向西方民主國家，以利於北京的方式干涉其它國家內政，華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中共還獎勵友好的外國精英。外國商人和政客會發現，當他們幫助中共深化商業聯繫時可得到可觀的商機，甚至在中國公司董事會中獲得有利可圖的職位。
4.利用海外華僑和華裔
中共還竭盡全力利用海外華僑、華裔。施拉德指出，中共的這種政策以種族主義為中心，並不是真心考慮一個國民對國家與生俱來的忠誠度，也不考慮對其它國家社會凝聚力的潛在影響。
他舉例說，一個中共將領曾對一名美國武裝部隊的華裔成員說，「血濃於水！你身上流淌着中國人的血。你了解我們，並且知道無論你肩頭戴着什麼標誌，你首先是中國人。」
另一個負責散居海外華人事務的中共高官寫道：「……使用（海外華人）的優勢在於利用他們的資金、技術和人力資源。有些人在他們的國家擁有很好的關係，並在本地、本區乃至全球都擁有強大的商業網絡。」
施拉德認為，中共鼓勵華裔雙重「忠誠」的政策，使華裔群體面臨更大的風險，他們必須每天應對他們所在社區的反亞裔種族主義後果。
5.嵌入威權主義規範扶持專制政府
中國經濟的全球化導致中共及其代理人在全球的數量不斷增加，他們的存在正在鼓勵其它國家的精英以公認的專制方式行事。
施拉德提到，2016年中共批准中資銀行提供數十億美元資金，以幫助馬來西亞的一馬公司（1MDB）貪腐案擺脫困境。該案涉及任馬來西亞總理的納吉布·拉扎克。
作為對中共這種援助的回報，當時的馬來西亞政府準備簽署價值數百億美元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為中國承包商提供「高於市場的盈利能力」。儘管民主聯盟在馬來西亞選舉中的意外勝利，以及隨後對納吉布等人的起訴讓協議破產，但擬議中的交易規模和毫無掩飾的性質，清楚表明了中共式全球化對世界各地潛在獨裁者的誘惑。
應對中共民主國家需聯合制定政策
基於對中共全球擴張的分析，施拉德提出世界各國在制定對華政策時所應該考慮到：中共認為全球化和中共崛起是緊密相連的，中共領導的秩序將是全球秩序，卻並非一定是自由秩序；中共在國內掌權和在全球崛起的手段極為相似，而在中共主導的全球秩序中，背後操縱和原始的國家權力手段將比現在發揮更大的作用。
施拉德最後指出，中共利用全球化干涉西方民主制度，正是現任美國政府中的部分人士努力推動與中國（中共）經濟脫鈎的原因。
他同時指出，想要確保自由的福祉和全球化的利益，世界民主國家的決策者需要共同努力。他認為，為了讓全球化不被中共利用，民主國家必須在跨政府、企業、學術、科學和技術界的共同努力下聯合起來。
他寫道：「這樣的共享項目越早開始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