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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民的原罪?還是中共的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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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嬰兒,呱呱墜地的那一刻,降生在鄉村和降生在城鎮,他們在中國,就註定了命運之迥異。

一切開始於1949年。

土地改革之後,農民曾經短暫地實現過均田地的夢想,旋即又被合作社消滅。而為這個類似「天朝田畝制度」的土地承諾,讓他們交出的是自己人身自由和後代的自由。在中國土地上前所未有、移植於前蘇聯的戶籍制度,將一個國度里的人,分為了天然的兩種:農民和居民。

農民被固定於以公社、生產隊為營地的集體農莊中,成為不能自由遷徙、不能自由擇業的一個特定人群,他們和他們的子孫後代,都將世代為農莊效力,耕種不屬於自己的田地,按照勞力的付出和收成的好壞,領取聊以維生的口糧。就實際擁有的人身權利來說,並不優於俄羅斯莊園主隸下的農奴。——只是,他們屬於中共。

1959年起,三年大饑荒中,大批的農民死去,並不是因為傳說的自然災害,亦不是因為真的沒有糧食,而是為大躍進和放衛星買單,農民被徵收了過頭糧,為了湊足征斂數額,連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奪去。他們餓死的時候,很多縣城和生產隊的糧倉,是滿的。而農莊的人身依附條款,禁止他們自由流動,在過去,人在饑荒中還可以外出逃荒,但在那恐怖的年代,死神藉助嚴格的人口監控制度編織成無所遁形的羅網,大批的農民和他們的孩子們活活餓死在自己的村莊里。村莊周圍的樹皮草根皆已剝空,再也沒有地方可以覓食,飢餓的母親煮食自己的孩子,人們甚至將下葬的死者挖出來割食。僅僅河南信陽一區,就餓死100萬人。

身為農民,剝奪了自由就業的權利,政策制定的剪刀差,讓他們註定在醫療、教育、交通、資訊等一切社會福利上,都幾近於無。

一張城鎮戶口,曾經可以決定多少人的一生?婚姻、上學、就業、疾病、甚至死亡......

在漫長的時間裏,農民子弟改變命運的唯一方式,就是考取中專以上學歷——轉戶口。而這樣可憐的機會,隨着教育產業化的實施,農民子弟越來越上不起學,而那昂貴的大學裏,真正能夠給孩子們提供真才實學、就業技能的空間是如此狹小,和真實的社會又如此錯位,使得讀書不僅僅成本高昂,還成了一項只有投入而回報渺茫的投資。

高漲的房價,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也截斷了故土在遙遠的鄉村的農民工和農村大學生,在城市居留和生存的最後希望。

鄉村,已經淪陷,城市,如此陌生。

生育不能自由,亦無養老保障,是農民付出的另一個代價。

強制計劃生育從80年代初開始,在中國農村至少製造了3000多萬的流產、引產。城鎮人口的節育,當時有國家養老政策的保障(現今也終於明白:養老不能靠政府),而對農民來說,無論是傳統還是現實,沒有兒子,他們在農村就是無法實現養老。

迄今為止,農村女性人口一旦出嫁,她名下的土地就會被收回。這樣現實而殘酷的政策擺在這裡,他們怎麼能不千方百計地要一個男孩?對女性胎兒、女童的歧視,在這之後,上升到了頂峰。層層壓力遞到最弱勢的群體身上,中國女性的自殺率居世界第一位,而其他國家,普遍是男性自殺率居高。多少農村女性一頭受着計生政策強制墮胎的威脅,另一頭又受着家庭必須要求生出男嬰的催逼。

隨着人口出生中性別比上升到男女比例在2011年高達118.06/100,預計到2020年,中國將產生3700多萬的單身男性人口,註定找不到適齡配偶。

改革之後,當現代工業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人口時,農民被從土地上釋放出來。他們獲得了一個新的身分:農民工。在城市的各種角落裡,他們透支健康、青春、安全、體力,創造出帶血的GDP,創造了高額的稅收,但這城市的繁榮和福利,與他們無關。最初的那些年,他們還需要向城市的一些臨時工管理者們,繳納近乎訛詐的各種費用,接受各種屈辱的盤查、驅逐、和囚禁。若非一個叫孫志剛的大學生,悍不畏死挑戰整個收容制度,最終以生命的代價,促成了該惡法的廢除,城市裡的民工們還要為自己是一個農民的原罪,付出隨時可能被拘禁的代價。——你是農民,這不是你的土地,你只是暫住。

家鄉,已經淪陷,漂泊,如此蒼涼。

原罪遠遠沒有救贖。農民們為這個人口制度付出了5800萬的留守兒童。這些孩子註定和父母分離,無法享受父母庇護下的親情、安全和教育。

與此同時,在城市中無法立足的高污染項目,紛紛向鄉村轉移,舉目華夏大地,已無法見到清澈的河流、乾淨的池塘,翠綠的山嶺被砍伐拋荒,挖礦煉礦,癌症村和化工園區應運同生,若一一標註,長三角和珠三角在地圖上,將不忍目睹。涸澤而漁的大小採礦業毀滅了山嶺、河流、甚至草原。我在年初回到我父親成長的鄉村,那是江蘇一個富庶的村莊,村民們滿足於富裕起來的生活,但沒有人留意,村莊周圍的河流漂浮着令人作嘔的垃圾,工業污染將水變得漆黑,而他們的飲用水,就是附近的鄉村水廠,在這樣的河流里取水加工,流入他們的生活。

沒有人向為此透支了家園、環境、健康和未來的農民們付出補償,白血病、先心病、各種畸形的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兒,每年以驚人的數字在中國增長,農民家庭居多。誰,為他們買單?而這些孩子們的父母們,因為從事各種幾乎沒有任何勞動保障的高危工作,與粉塵、與苯、與油漆、與高空、與煤窯,與各種註定要短壽的職業搏命,熬苦掙扎,淘取微薄的血酬。

土地啊,亘古洪荒不變的土地,是當初他們成為中國的農民,中共寫給他們的賣身契約中最重要的條款。

土地——這不能自由流轉的土地,僅僅是虛握在手的土地,讓六十年的農業人口付出三代人命運的土地,在當下,成了炙手可熱的資源。他們的土地,以公有制的名義,在多少個縣城和鄉村,被暗箱交易?自己、父輩、祖輩一生的農民,賴以為生的最後的憑依,三文不值二文地被強迫變賣,拿到手裡的補償款,遠遠無法支持他們能在城市的邊緣安身立命。

為了對抗隆隆開來的工程車,2011年12月25日,樂清一個誓死保衛村莊的村長——錢雲會,因」車禍「身首異處,死不瞑目。

而就在9月21日,同樣是為了捍衛土地,另一個家庭,遼寧盤錦的一個家庭家破人亡。是什麼原因,讓王樹傑這戶四口之家,能夠在自己身上澆上汽油,要去和拆遷者同歸於盡?警察來了,據說是為了制止糾紛,而王某一家襲警,警察為了保障自己人身安全,開槍了。

為什麼每一次拆遷衝突中,警方都是和被拆方起衝突而不是和強拆方衝突呢?而公安部不是有文件下發,明文禁止警察參與地方拆遷么?如果真的施工方需要強制拆遷,為何不去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而是自己強推然後警察到場,對着反抗的那一方開槍呢?

土地,已經淪陷,劫奪,如此殘酷。

一個農民的原罪,真的只是他們自己救贖嗎?

在近十年中,城市文化和涌流而來的農業人口發生劇烈的碰撞,大到社會治安,小到家庭婚姻,裂隙如查林傑海溝一般深廣。城市文化中最典型的」鳳凰男「小說,就是反映農業人口出身的農民子弟,和城市女性婚姻中不可調和的差異與傷害。但有沒有人想過,這一切,有一個原罪,原罪始於最初的戶籍差異制度。城市人口毫無疑問地享受了政策的傾斜,鄉村人口被隔絕在現代文明福利之外,當他們有機會進入城市生活時,欠下的債,會在一個一個個體身上,以不同的悲劇或喜劇的方式來討還。

而5800萬留守兒童,他們失學、失學之後是流蕩鄉村城鎮,再之後是失業。那些赤貧、沒有教育機會、也沒有改變人生機會的年輕人,還註定找不到配偶,數量如此巨大,當城市的流民增加到一個數量,城市勢必為此付出犯罪率高升的代價。我的一個80後朋友春節回到四川的家鄉,驚訝地發現,一個村子裏,就有至少兩個同齡人,犯下了殺人重罪。

最終,整個社會都將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也許在GDP和地方財政收入上,我們看到的是一連串光彩的數字,而社會為此付出的其他層面的成本,將是這些數字遠遠無法買單的。城市人口和外來人口之間的地域歧視、文化衝突,人心之間的猜忌、戾氣、惡意,陌生人社會中的無序、冷漠、自私,在無序和不義的環境中,越來越強烈的叢林法則和原始復仇慾望,都在重創這個社會,也在重創未來。

須知,在這個荊棘遍地的世界上,沒有人是單獨一個人。居住在高樓里也好,流浪在橋洞下也好,千絲萬縷的社會聯繫,鏈接着每一個人的命運,或偶然、或必然,沒有人能夠逃離。

故鄉,已經淪陷,世界,如此絕望。

這條鴻溝若不填平,所有人都將為原罪,付出沉重代價。

中國的農民,是他們本身就有原罪,還是中共強加的罪惡?

(本文有刪改)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網文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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