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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的蘇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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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最根本的轉變,可能那個曾經在西伯利亞忍辱偷生的理想主義青年的死去。在意識形態上,洞悉了彼此本質的他,從此再無迴轉的可能。1982年10月,蔣經國面對蘇俄時期的老同學拋來的和平統一橄欖枝,對美國《新聞周刊》記者決絕的說:「……中共毫無信用,任何期望統一後能保留單獨的社會經濟制度,是不切實際的……」

蔣經國與蔣方良、蔣孝文在贛南。

1927年4月,國共兩黨第一次蜜月結束,蔣介石開始清黨。遠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年僅17歲的尼古拉同志極為氣憤,在學校舉行的聲討蔣介石罪行的大會上,跳上主席台,激動地用俄語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蔣介石!」不僅如此,尼古拉還在蘇共的喉舌《消息報》上發表了一篇措辭激烈的聲明:「蔣介石是我的父親和革命友人,現在卻是我的敵人。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務,今後我不再認其為父。」

這個尼古拉同志,就是蔣經國。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和父親有矛盾極為常見,但是公開痛罵父親,與之決裂,這在百善孝為先的中國,不常見。

一、熱血少年

1917年12月,還在顛沛流離中跟着陳其美鬧革命、尚未起家的蔣介石,依然惦記着自己兒子的發矇事宜。和大部分中國父親一樣,他給兩個兒子分別取了「經國」「緯國」這種包含宏大願景、家國敘事的名字。他邀請自己兒時的私塾老師顧清廉教導蔣經國。老先生對蔣經國評語為:「天資與常人同,但頗好誦讀。」蔣介石雖然正規教育是在日本軍校所習,但骨子裡卻是箇舊式的人。他給兒子郵寄的必讀書籍,都是諸如四書五經、《說文解字》、《曾文正公家書》、《王陽明全集》之類的。

1922年,蔣介石把蔣經國接到上海入讀正規學校。在十里洋場的各種勢力的革命激蕩中,蔣經國卻未如父親所想。在後世所稱的「五卅運動」中,在浦東中學就讀的蔣經國並不安分,成為學生運動積極分子。他以領隊身份參加四次示威活動,還組織了抵制洋貨小組。在政府的壓力下,校方以「該生行為不檢」之罪名,開除了蔣經國學籍。

無奈之下,蔣介石只能將兒子託付給黨內元老吳稚暉,把蔣經國送到北京的「海外補習學校」學習。但少年蔣經國依舊不安分,他又參加了反對北洋政府示威活動,被當局判處兩個星期監禁。出來後,他從天津坐船跑到廣東見了正在和陳炯明作戰的父親,要求從軍。蔣介石把兒子帶在身邊顛沛流離的打了幾個月的仗,最終還是忍痛把他扔回了北京。

二、奔赴俄國

隨着蔣介石在國民黨 大陸位的節節上升,回到北京的蔣經國也變得奇貨可居,很快就進入了一些人的視野。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住在蘇聯大使館的李大釗奉命積極接觸蔣經國,未經世事的少年在革命激情的鼓動下,很快就被那個遙遠的革命的聖地所吸引,答應前往蘇俄專門為中國留俄人員開辦的中山大學求學。

當時正是國共合作的蜜月期,「聯俄聯共」方興未艾,國共兩黨皆以赴蘇聯留學為榮。蔣介石自己也曾在1923年奉孫中山之命去蘇俄考察了3個月,受到盛情款待。但考察歸來後蔣介石對蘇俄印象極為不佳,他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蘇聯的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俄黨對中國之惟一方針,乃在造成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儘管如此,他認為兒子年少多遊歷未嘗不是好事,所以准許了蔣經國的請求。1925年10月,在上海登船赴俄之前,15歲的蔣經國正式加入了父親的國民黨。

三、蘇俄噩夢

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後,蔣經國取俄文名「尼古拉」,並和一同赴俄的馮玉祥的女兒馮弗能互生情愫,陷入愛河。他的同學中,有諸多大名鼎鼎的人:鄧小平、廖承志、林祖涵、烏蘭夫……蔣經國所在共青團小組的組長就是鄧小平。

莫斯科的中山大學名義上是為國共兩黨培養幹部,其實質是為共產國際培養幹部。因而中共旅歐支部來的同志格外受到青睞,這些人都分別擔任學校及各班、組的黨團幹部,而諸如蔣經國這樣的人,從出身上一開始就不被信任,但革命熱情高漲的蔣經國並不知道。他加入蘇共的要求也一再被否決。

年輕的蔣經國一如既往的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自己認為的神聖事業中,他很快就能以流利的俄語發表演說,因為自己特殊的身份,學校組織關於中國形勢的報告會,也總是會邀請他演講。聽眾對於這個熱誠的年輕人總是不吝惜掌聲,也讓蔣經國產生了被認同的諸多幻覺。

但是不諳政治的蔣經國很快就在蘇俄嚴酷的環境中被上了一課。斯大林上台後為了肅清異己,第一個目標就是打擊黨內的「托洛茨基」派,所謂托派。年輕的蔣經國原本對托洛茨基的著作非常感興趣,還多次發文頌揚。自然在政治清洗中沒有好果子吃。

即便在迅速認慫,發表了和托派的切割言論之後,蔣經國也未能脫身,生活處境急轉直下。不僅失去了愛情,也失去了前程。他不能想像的是,長達十年的苦旅才拉開了序幕。

四、父子決裂

孫中山過世之後,原本就對蘇俄存有戒心的蔣介石,對蘇俄利用國共合作控制分化國民黨的諸多動作極為不滿,和蘇俄漸行漸遠,貌合神離。

1927年3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佔據三分之二的絕對優勢,通過《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剝奪了正在北伐途中的蔣介石的職務,將其降為普通委員,甚至下達了逮捕蔣介石的秘密命令。而某些人按照蘇俄模式同時開展的「打土豪、分田地」、攻擊外僑等活動,引發諸多內外反彈,也讓蔣感到「黨中有黨」,難以控制。遂於4月開始著名的「清黨」。國共合作破裂。

這個消息對於萬里之外的尼古拉同志,可謂是晴天霹靂。此時自己的處境,猶如人質。但革命激情正在燃燒的尼古拉還是毫不猶豫按照組織的要求,不僅親自登台演講譴責自己的父親,還在蘇俄國家通訊社發表了和父親的決裂書。

蔣介石未必不知道自己清黨會給身處敵營的兒子帶來什麼樣的危險,但當時恐怕也由不得他多想了。這年夏天,蘇聯當局遣送莫斯科中山大學部分學生回國,蔣經國卻被強行留下。斯大林的如意算盤是,這是一顆將來一定用得上的棋子——事實也確實如此。

被斷了前程的蔣經國隨即被安排當了學生兵,加入在蘇聯紅軍第一師,隨後又轉往列寧格勒的軍校就讀。即便如此,日子過得也不清凈。1928年,中共派駐莫斯科代表團指控蔣經國組織一個反革命團體「江浙同鄉會」,雖然後來經查純屬子虛烏有,但也把蔣經國嚇得不輕,因為這種罪名,隨時可以槍斃。

為了讓自己更紅更專,洗清國民黨的身份,蔣經國矢志不渝多次申請入黨,最終於1929年12月,以第四類黨員(人民敵人的子女)的身份加入蘇共,成了一名預備黨員。

五、流放生涯

儘管已經入黨,又在紅軍中工作,但由於自己所為的「托派歷史」,蔣經國不僅沒有提干,反而被蘇方判定為「具有不可靠的政治傾向」,開始苦不堪言的流放生涯。

1930年10月,大病初癒的蔣經國被流放到莫斯科塔那馬電械工廠,擔任學徒,儘管他努力工作以期融入環境,但是因為出言不慎,閑談中批評了中共在共產國際的紅人王明,次年5月即被流放到莫斯科郊區的謝可夫村當農民。1932年10月,恨意未銷的王明再次把他流放西伯利亞,在一個不知名的小火車站當搬運工。蔣經國在此又大病一場。

1933年1月,大難不死的蔣經國被流放至西伯利亞到阿爾泰金礦,在這個冰天雪地鳥不拉屎的地方饑寒交迫生活了9個月。隨後又被調入烏拉重機器廠當苦力,起先背鐵條、修馬路、抬機器,畢竟是受過正規教育,後來終於能夠調整到技術崗位。

此時的蔣經國,初來蘇俄時候的革命熱情和理想,已經被西伯利亞冷酷的現實消磨殆盡。他不再敢隨便說話,寫信,夾起尾巴低調謀生。他在官方的要求下,此間還曾經在《真理報》上三度發表批評蔣介石的文章。其中一篇《給母親的公開信》中寫道:「昨天我是一個軍閥的兒子,今天我成了一個共產黨員。有人也許會覺得奇怪,但是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一點都不動搖。」

這是不是他的真心話、他對父親還有沒有恨意很難說,但是寄人籬下,命如浮萍,恐怕也由不得他選擇。即便他當上了副廠長,他也無數次表達過想要回國的意願,卻沒有一次獲批。慢慢的,當明白自己被蘇俄當做人質之後,連他自己都已然絕望。1936年9月,陝北戰事正緊的時候,蘇俄為了威懾蔣介石,不僅撤了蔣經國的副廠長,連他的預備黨員都一併擼了。

六、命運轉折

蔣經國在蘇俄最大的收穫,可能就是他的夫人,蔣方良。這個原名法伊娜·瓦赫列娃的白俄姑娘,自幼孤兒,和蔣同在機械廠工作,兩個孤苦無依的人在困境中走在一起,從此演繹了終生的情意。年少時逆境中歷盡患難的感情,換個角度說是很多人一生難以企望的福分。

蔣經國的命運轉折,來自於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國的命運轉折——西安事變。1932年12月12日事變爆發,僅僅在5天後,心懷鬼胎的蘇俄方面突然火速批註已經當了8年預備黨員的蔣經國轉正。此時不明就裡的他並不知道自己已經成為這場三方談判中的重要籌碼——當然是不會寫在教科書中的籌碼。

被扣押蔣介石對於把自己的兒子當做籌碼談判的招數剛開始極為憤怒,他在日記中寫道「為了我兒,犧牲國家利益,並不值得。」斷然拒絕周公提出以蔣經國交換戰俘的談判,甚至擺明了「若要我犧牲國家利益,我寧可無後」的態度。和小弟們想置蔣於死地的心態不同,斯大林這個老滑頭深知蔣對於當時中國的重要性,力主和平談判,隨後經過反覆拉扯勾兌,最終達成一致。蔣經國這個滯留蘇俄12年的籌碼終於被放歸。

此時的蔣經國,長期的蘇俄摸爬滾打,母語已經不利索,自言會寫的中國字不超過一百個。1937年3月,他終於帶着俄國妻兒,回到中國。

七、紅藍人生

蔣經國將留蘇12年經過,寫成兩部報告,一是《去國十二年》,交給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克萊恩夫婦,在他逝世後公開發表。另一部是《冰天雪地》(留蘇日記十三篇),詳述留蘇艱苦,作為和父親和解的禮物。後來,蔣介石對兒子在蘇聯發表的言論並不介懷,他專門安排民國初年著名法律人士徐道鄰擔任蔣經國秘書,讓蔣經國得以適應剛返回中國的生活並且重新學習讀寫中文的能力。

蘇俄的生活給蔣經國造成了哪些影響,可能只有他心裏清楚。但毋庸置疑的是,在他初試牛刀,1939年在江西贛南地區主政的過程中,很明顯借鑒了蘇俄的很多治理模式但同時又不乏自己的改進。比如他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訓練班,這明顯是共青團的翻版;但同時禁賭、禁煙、禁娼,針對政府管理、經濟增長和社會變化進行有效研究又展示了他因地而變的某些特點。蘇俄生涯,對於他其後親自參加《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談判,面會斯大林商談外蒙問題,接收東北等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當然最根本的轉變,可能那個曾經在西伯利亞忍辱偷生的理想主義青年的死去。在意識形態上,洞悉了彼此本質的他,從此再無迴轉的可能。1982年10月,蔣經國面對蘇俄時期的老同學拋來的和平統一橄欖枝,對美國《新聞周刊》記者決絕的說:「……中共毫無信用,任何期望統一後能保留單獨的社會經濟制度,是不切實際的……」

作為為數不多的參加過兩種意識形態政黨的領導人,他後來為何在人才濟濟的情況下選擇了李登輝——一個同樣有過紅藍人生的人,箇中玄機,可能和他的自己的認知轉變也不無關係。1986年10月,他在台灣變革的前夜,對自己的同志喊話「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

如今,這樣的聲音依然難得。

2020/6/9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臉書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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