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視行業，新人編劇需要忍受無薪和職業傾軋，默默積累作品。行業寒冬下，他們原本脆弱的生計，搖搖欲墜。
故事地點：北京、廣州
一
我跟着老杜做事已經大半年了。他是編劇工作室的老大，野路子出身，入行近十年，積攢了不少圈內資源。朋友圈同行都感嘆如今行情不好、影視寒冬，老杜該接的活兒一個不少。
2017年，我剛從中傳編劇專業進修畢業，空有一肚子理論，急於找機會參與到實際項目中去。大影視公司用人標準基本是「有署名作品的編劇」。一些願意降低標準的小公司，讓我三天兩頭寫劇本策劃案，或者出大綱梗概給他們研討，覺得「合適了再簽合同付款」。
我寫了十幾個劇本大綱，分錢未拿。開始明白，這群人跟我一樣沒錢，不過是拿着我的東西到處圈錢，談演員、談資方，空手套白狼。混沌了半年，我摸不着門，合作過的出版社老師給我推薦了編劇老杜，並囑咐「這人待我是挺好的，但人品到底怎麼樣，你還得自己看。」
第一次約見面，老杜在電話里問：「明天早上八點到我樓下，能不能做到？」時值深冬，早晚溫度極低。我四點多起床，穿越大半個北京再換乘去往燕郊的大巴，打黑車到老杜樓下，剛好八點整。發信息給老杜，左右等不來回信，我在小區樓下凍得直跺腳呵氣。十一點半，老杜才帶着朋友開車出來，將我拉到藍調咖啡館開會。
一路上，老杜跟我聊天，我提起之前被坑的經歷。他說，「你會被騙，說明你還有被騙的價值，你能被騙，說明你不夠好，別人才會用騙的方式跟你合作。有這功夫訴苦，還不如升級自己。」這話讓我對他心生一些好感。
老杜又問了不少專業外的東西：房租多少？月收入多少？家底可厚？末了提了一嘴：「你們這些年輕人，死要面子活受罪，住燕郊多好。你住過來，房租也不用你出，偶爾幫我寫點東西就好了。」
我朝老杜笑笑，借着劇本轉移話題。前一晚，老杜發了個不完整的劇本給我，讓我快速看完。這一路他幾乎沒提劇本的事。快到咖啡館時提醒我，一會跟導演說我是他底下的人，一直都有參與這個項目，千萬別露餡。好在我提前做了一些功課，準備了幾個修改方案。會議結束後，老杜讓我兩天後給他一個新本子。
「能不能做到？」老杜直勾勾地看着我。
「能，一定能。」別說改劇本，重寫我都會答應。劇本經過四五番修改。很多次，老杜跟我聊定了大綱和分場，第二天又有新的主意。前面寫的全白費，只好重新再來。我稍提一些看法，便遭到老杜的嘲諷：「你學這麼多理論，有個屁用？」
老杜鄙視科班出身的那套理論，總叫我「統統忘掉它們」，並拿一位跟隨他學習多年的女博士編劇舉例，認為讀書多不是什麼優勢：「你看她那個蠢樣，到現在還寫不出像樣的本子來！」我看過女博士寫的東西，認同編劇需要最基本的邏輯思維，光靠勤奮不夠。
一個半月後終於定稿，我心力交瘁。但想到老杜跟導演親口向我許諾了署名權，心裏又覺得安慰。署名權對於新人編劇來說至關重要。一旦有了自己作品，出去談活就有底氣，身價也上來了。沒有署名作品的人很難接到活，接不到活就不可能有署名作品。這幾乎成了新人編劇的詛咒。
二
「要麼酬勞拿多點，沒署名，要麼少拿點錢，掙個署名權。你們也知道，編劇這行靠的就是名氣吃飯，你不能跟我說又要錢，又要署名。這世上哪有這麼好的事兒！」老杜一邊說，一邊忿忿地把煙灰彈到桌上，仿佛面試者提了多過分的要求。
年前，老杜跟北京某影視公司簽下這個電視劇項目，拖了大半年，最近才開始動工。這次顯然是收到錢了，才開始招兵買馬，是個工期短、量又大的行活。
幾個科班出身的熟手在跟老杜談及酬勞跟合作方式時，產生了分歧。老杜很客氣地讓我將他們送出門，最後兩個女孩留了下來。一個是80後玲姐，新聞專業出身，已經在影視行業摸黑打滾好幾年，正在為買房籌錢。另一個是95後甜妞，英語專業出身，憑着「三萬閱片量」以及對這行業的熱愛，想找個前輩帶自己入門，她說「白幹活都行，只要能學到東西。」
這個臨時搭建的班底，正式開始幹活。幾次劇本會議後，我發現老杜根本不需要我們提供想法。大部分時候，他坐在沙發上一邊猛抽煙，或者不停往嘴裏塞零食，一邊將劇情往前推，我們只用快速記下來。偶爾他思路中斷了，停下來，轉過頭，一雙眼睛將我們挨個打量。這是我們表達自己觀點的最佳時機。
往往是安東先開口。這個90後男孩跟隨老杜時間最長，經驗最豐富，成了團隊的二把手。安東話不多，即使老杜指名讓他說話，他也只是指出某個劇情設置的紕漏。但交稿的時候，他的本子往往是質量最高的，是個很好的執行者。
玲姐擅長打太極。輪到她發言的時候，講得頭頭是道，細細一想，不過是把老杜的點子換一種方式說出來。既能不帶痕跡地捧一番老杜，又很巧妙地掩飾自己毫無建設性想法的缺陷。
甜妞每天開車從北京西邊過來，少不得遲到幾個小時。但她笑得極甜，又愛拎些水果零食過來，開會時筆記做得也很工整。這讓老杜對她的不滿淡了很多。
到了我，就有點不合氛圍了。幾個人當中，只有我學過系統理論，對老杜「即興創作、隨時修改」的工作模式存疑。我提出想法建議，老杜總是斜着眼睛問：「這樣就好看嗎？有意思嗎？」
他這麼問我能理解。製片人或者資方常說：太平了，要把矛盾擴大，最好打起來，能打就別好好說話。因此老杜的劇本看起來總是十分熱鬧，從頭吵到尾。我跟老杜講不清更高級一點的戲劇衝突，最後只能體現在人際衝突——吵架上。
我們往往爭得面紅耳赤，最後以老杜的「你是總編劇還是我是總編劇？誰說了算？」收尾。劇情無法推進時，回過頭來用了我的方法，又是一番爭論。
安東私下裏勸我，老杜不需要任何人的意見，他只需要別人很好地執行他的想法，在他腦子短路的時候給點思路就好了。我這樣「有主見」，在老杜看來是「沒情商，不懂得看臉色」。
我點頭，但不甘心徹底淪為一個打字機器，下次開會免不了又跟老杜嗆起來。回家後無比懊惱，不知道這樣的日子什麼是頭，什麼時候才能掙得自己第一個署名作品。
三
項目推進了一個多月後，玲姐忽然找我喝茶，有些憂心地問我：「這三十集大綱都做出來了，什麼時候給錢啊？」
我這才意識到，老杜從來沒跟我們談過錢。跟他做事半年多，我沒有一分錢收入，靠儲蓄和其他稿費支撐。一開始他說，得先看看大家寫得怎麼樣，要是能力不夠擔不起這活兒，那就體面點自己走。
可每次散會後都已經深夜，回北京只能打車，一次就上百塊錢。我提出報銷車費，老杜嫌我計較。我投入的車馬費、生活費、精力，快掏空自己所剩無幾的底氣了。考慮良久，我跟老杜說：「家裏電腦壞了，怕是要耽誤幹活了。」
圖|開會早出晚歸的地下通道
老杜看出了我的心思，抽了三支煙，才跟我們說錢的問題：「你們能力怎麼樣，自己心裏有數，不需要我說出來傷顏面。我老杜講情義，既然上了一條船，就絕沒有因為誰能力不夠就把他趕下去的道理。」
甜妞適時喊了一聲「謝謝師父。」我跟安東對視一眼，誰也沒吭聲。
「這世上沒有平白無故的好，我又不是你們父母。十三你去學校學東西還得交錢。我現在是免費教你們吃飯的本事，給你們機會，還要給你們錢。」老杜把煙灰彈滿沙發，玲姐走過去給他換了一個煙灰缸。
老杜說完錢，話鋒一轉：「這個電視劇，將來是要上央6的，我給大家爭取了三個署名權。你們四個，到底誰有機會署名，得看你們的努力了。」
老杜的允諾，成了每個人頭頂懸掛的胡蘿蔔。不久後，老杜給每個人轉了幾千塊定金，還簽了合作協議，等於給大家吃了定心丸。這還不夠我前期墊付的成本，但好歹是我作為編劇拿到的第一筆錢。
這是三年來，老杜第一次跟安東簽協議。他告訴我，這個項目是以一集八萬的價格拿下來的，扣掉稅錢、回扣跟各種好處費，到老杜手裏大概五萬一集。再分到我們手裏，酬勞變成五千到一萬一集，最終評定人則是老杜。
跟隨老杜之前，安東已經在互聯網行業工作了好幾年，薪資不低。他心裏頭有個影視夢，在日日夜夜的失眠中愈養愈大，最後終於衝破了理性。只用了一個禮拜，安東遞了辭職書，交接完工作，通過網上的信息找到老杜編劇工作室，成了他的學徒。
那時候老杜的工作室剛經歷了一輪重大的變動，底下幹活的六個編劇集體辭職了。
「不念師徒情的人，跟畜生有什麼兩樣。師父有活就嘴甜，沒活時候就跑出去接私活，這樣的人留着有什麼用？」在他連連追問下，安東才會開口表態：「老師說得對。」
安東領着老杜每個月補貼的一千八百塊錢熬下來，有時候跑腿買東西，還得倒貼錢。三年來，他跟了很多劇組，一分錢都沒拿過。但還是強調，很感激老杜教會他這行的基礎知識。
四
自從老杜說了署名權的事，這個團隊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甜妞的交稿速度明顯快了。按流程，劇本應該先交給二把手安東審核一遍，調整得沒大問題了再轉給老杜。甜妞跳過了安東這一關，直接半夜發給老杜。這種行為被老杜拿到群里指名誇讚，並質問我們：「你們什麼時候交稿？看看人家，開完會當天晚上就交給我八千字的分場。」我們都隱在群里裝啞巴。
跟老杜合作過的導演、資方都會夸老杜「手快」，這誇讚在我們看來有點滑稽甚至諷刺。寫得快不等於寫得好，但在影視市場上算是一個吃得開的優點。老杜十分樂意保持並放大這個優點，壓力轉移到我們身上來。
編劇的工作，到最後往往是拼體力。我們得保持每天七千字左右的工作量，同時查閱大量的資料和書籍。四個人全是單身，沒有感情生活，連睡覺的時間都不夠。時不時開會到凌晨三四點，生物鐘被打亂。有段時間我嚴重失眠，肩頸炎犯了，手腕疼得抬不起來，連筷子都握不住。
「哪個編劇沒有肩周炎？」老杜對我的嬌氣不屑，我吸多了二手煙後嗓子失聲，他以為我是在故意使性子。
玲姐私下跟我們一起叫嚷工作量太大，當着老杜的面卻什麼都不說。她寫的劇本經常出問題，修改工作壓到安東身上。安東提出意見，玲姐委屈：「這麼短時間，還要保證質量，這不是為難人嘛！」但對着老杜，她沒有半點異議。
圖|在咖啡廳寫劇本
劇本往往還要面臨一些非自身原因的修改。混跡影視圈十多年，老杜跟資方和導演開會時，也說不上話。對方提出的修改意見往往無關劇情好壞：原本定好的演員檔期出問題了，要刪減某個角色的戲份，人設都得改了；有時候得為硬塞進來的誰的「女朋友」寫個新角色；又或者政策變了，不許穿越/成妖了；要植入廣告了；甚至乾脆連之前拍板的人都換了，重寫吧。
這都可能成為老杜推翻整個劇本重新寫的理由。作為一個專注於「定製劇」的商業編劇，老杜在合作者面前非常低姿態。他的處事方式是：任何意見我都接受，哪怕對方之間意見相左，也照聽不誤，誰都不得罪。
我私下查過老杜的資料，發現他的署名作品也是屈指可數，幾部作品在豆瓣上連個評分都沒有。這大概是很多編劇的真實現狀：態度好，成了無名編劇的競爭力。
但老杜的生存狀態已經好過太多人。為了找活，我曾加入過不少影視群，看到一些混得不好的編劇，天天發求活信息。但群里一半以上是編劇，自身難保。硬氣拒絕資方的要求，立馬就有報價更低的編劇頂替。
在各方勢力的指手畫腳下，老杜帶着我們將整個劇本從人設階段開始重寫。過去兩個月，劇本推翻重建六輪。錢，還是最初給的那幾千塊。署名權遙不可及，真實的飢餓跟貧困卻在提醒我，快撐不下去了。
五
2018年6月，老杜給我跟安東安排了新項目，去廣州出差三個月，修改一個電影劇本。玲姐和甜妞留在北京，開發另一個新項目，之前的電視劇劇本暫時擱置。
出發前一天，老杜囑咐我：「安東嘴笨，不擅交際，這個項目就以你為主，到時給你署名，一定會兌現。你可別跟她們幾個說。」老杜給的項目是個三百萬投資的小電影，好歹是院線。我感激涕零，對老杜的種種不滿煙消雲散，甚至因他把機會給了我而自責。
到了廣州開會，才發現原來的劇本根本不能用，需要推翻重做。劇組已經建了，每天一大筆開支，時間緊迫，只能一邊寫劇本一邊拍。
更讓我苦惱的是，年齡與父輩相近的導演，熱衷於跟我聊他人生各個階段所取得的成就。有時候凌晨三點，以溝通劇本為由把我喊出來，卻不叫上安東。
幾次這樣之後，我忍無可忍，跟老杜反映了情況。老杜表示我想多了，並以「有個大項目等着你們回來做」安撫我。
「這個有署名嗎？咱們合同也沒簽。」我最擔憂的還是署名，老杜跟我打包票一定有。我在心理衡量，已經堅持快一年了，要是就此放棄，損失實在太大。加上這個電影題材我很喜歡，我決定留下來。
之後我留了個心眼，每次開會都拉着安東一起，聊完就各自回房間。這段時間，導演對我的態度正常，我猜測是老杜跟他說了什麼，也懷疑是自己想多了，不再過多防備。
劇本快進入收尾階段，一天下午，導演叫我過去，說「本子出了很嚴重的問題。大家一起開會商討一下。」我趕過去，發現導演一個人坐在沙發上，示意我坐他旁邊。
「劇本有什麼問題嗎？」我猶豫了一下，站在離門口近的地方。
「一會兒再說。站那麼遠幹嘛，怕我吃了你？」他笑了一聲，起身給我倒水，夠着身子遠遠遞過來。我走過去接住水杯，坐在沙發一角。導演走到窗前，刷地一下拉上窗簾，房間頓時暗了。我剛剛放鬆下來的脊背立馬繃直了。
「我幾天沒休息好了，外面太亮，刺激我眼睛，頭疼。」導演笑得很自信，向我發出邀請：「你跟老杜干多久了？他給你多少錢？要不跟我干，等咱們這片子弄完了，我帶你去巴黎參賽。」
老杜提醒過我，要是有人想跳過他直接找我寫劇本，千萬別答應。我對老杜的信譽抱着幾分信任，立馬對導演表態：「您是杜老師的朋友，您有事只管說，我和安東都會盡力的。」
導演對我的答案不滿意，不說話，露出不耐煩的表情。他點了支煙，半晌後坐過來，把手搭我肩上。我被煙嗆得咳嗽起來，假裝要開窗，起身想走。他用力把我拽回來，把煙往我手裏塞，說道：「你這樣不行啊，幹這行來靈感最好的方法就是抽煙，你試試。」
他用兩支胳膊鉗住我，對着我吐了一口濃煙，我幾乎嘔出聲，將臉別過去。我為了體面，反抗的態度不夠堅決，被他誤以為是調情。他一隻手扶上我背，隔着衣服勾住我的胸衣帶子，提出讓我寫他的下一個戲，署名和錢都給我。
導演的話讓我想起老杜的允諾。一直以來，署名權誘着我不停地往前跑。它成了我的執念，我以為再努力一點，再忍一忍，終會出頭。此刻的噁心與長久積壓的憤怒一下達到頂峰。我低頭朝他下巴撞過去，他毫無防備地摔在沙發一側。我撈起電腦包轉身就跑。
我跑出了酒店，刺目的陽光透過高樓，如碎冰般兜頭澆下。我發抖着掏出手機，跟老杜說「我不幹了」，老杜氣急敗壞地拿出「署名權」說教。沒等說完，我拉黑了他和導演，放棄了這次虛無縹緲的署名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