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8年秋到1970年春，曲阜師範學院（現名曲阜師範大學）部分人員受命「開發孔林」，歷時年半左右。本文記下的，就是那年月那些人在那地方做的那些荒唐事。
譚厚蘭砸三孔，使得開發孔林成為可能
1968年10月，曲阜師範學院革命委員會制定了《關於創建抗大式五七大學的方案》，提出「開發孔林，創辦五七農場」的具體目標。11月，便組織教職員工輪流去「開發孔林」了。
方案中所說的「抗大」，是中共中央於1936年6月在陝北創辦的「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初名「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的簡稱。「五七」，指的是1966年5月7日。這一天，毛澤東主席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把「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兼起來，起更大的作用。「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1966年8月1日，《人民日報》在《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一文里，公開了信的主要內容。此後，被稱為五七指示。其中，關於教育的內容就成為各級各類學校辦學的大方向和指導思想。
五七指示就是學校革委會制定方案的理論武器。
孔林，則是為落實「學農」所尋找的一個具體場所。按設想，擬開墾林地1200畝。
孔林，又稱「至聖林」，坐落在曲阜城北3華里處。其北里許，便是自東向西流淌的泗水。孔林，它是孔子及其後裔的家族墓地，是國務院1961年3月4日立碑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怎麼能隨意「開發」呢？這就不能不說到北京師範大學的女學生譚厚蘭。
譚厚蘭是文革時期首都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1966年11月，她受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等人的指使，率領「北京師大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來曲阜討孔，砸了國務院保護文物的石碑，挖了孔子、孔鯉、孔伋祖孫三代及後兩代衍聖公孔祥珂、孔令貽等人的墓，拉倒了大量碑碣。此後，孔林里的很多古墓被挖，古木被伐。
譚厚蘭的破壞行為，打開了一個禁區，使曲師人「開發孔林」成為可能。
「孔林五七農場」的建制和組成人員
從文革的進展情況來說，「精簡機構」階段之後，學校要為精減下來的人員尋找一個暫時的安置場所。在孔林里「創辦五七農場」，這批人就有了去處。
那時的任務是：開墾已規劃的南北兩大地塊的林地，清理其中的墳墓；建造房舍；打機井。
進林的人按軍隊上的建制組織了起來，叫農場二連（一連在校內，主要在機械廠勞動），下轄農業排（含一個打井隊）和基建排。連、排幹部是由院革委直接任命的。連部有連長一人，文書一人；兩個排各有排長一人，副排長一人。正副班長是在排長主持下選舉產生的。所有人員，吃住都在孔林。這裏蓋有伙房，配備了炊事員、採購員。兩個排的人員，分住在舊有建築內和新蓋的房舍里。只星期六下午收工後方可回校，星期天晚飯前必須返回。假期里，也要有人值班。
參與開發孔林的是一個特殊的群體。除了身居管理崗位的幾個人之外，其他人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被批鬥、打倒的對象，如被稱為叛徒、特務、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及牛鬼蛇神的人；被戴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帽子的人；與掌權派觀點對立，被視為眼中釘的異己者和被停止組織生活的共產黨員；被精減的幹部、教師及其他閒散人員等。總共約有五六十人。誰在哪排哪班，是早就分配好了的。另外，還有跟隨家長來的十幾個孩子，不在編。
基建排有二十來個人，多是黨政等機關部門的一些工作人員，有處長、科長和普通幹事、秘書、科員等十幾人；另有總務處、機械廠的幾名工人。我原是黨委組織部的一名幹事，因與執掌權力的造反派觀點不同，便被停止了黨的組織生活，失去了工作機會。而今，又借「開發孔林」之機，被派到了孔林，成為基建排的一員。
幾十口子大活人，一下子湧進孔林，要在這裏長住下去，怎麼生活？
吃的米麵和菜蔬是從城區購進的。
喝的，就是剛剛打出的機井，穿過墓葬層，從地下抽出來的水。
住的呢？農業排的人，大都住在孔子墓區的享殿和子貢廬墓處。
子貢廬墓處，位於孔子墓右前方，為三間面東的磚瓦房。那是明朝嘉靖年間，為紀念子貢為孔子守墓所建。相傳，子貢為孔子服3年心喪（即不像孝子那樣穿孝服，只在心裏默默地哀悼）之後，又獨自在墓旁結廬，再守墓3年。現存的房子，系清朝康熙年間重修的。
享殿，在孔子墓前數十米處，是5間比較高大的建築，磚石結構的牆體，房頂上蓋着黃琉璃瓦，殿內有南北兩門，可直接穿行。這裏是祭祀孔子時排擺香壇、宣讀祭文的處所。
1950年10月3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九兵團曾在享殿前召開抗美援朝軍事動員大會，朱德總司令到場做了動員報告。
孔林享殿是多功能的。從1969年春天起，它又做了曲師人的宿舍，一年左右。
基建排的人住在「開發孔林」以來突擊建造的房舍里。房舍的牆體是用平墳時扒出的墓磚砌壘的。女宿舍和連部辦公室也在這座房子裏。
1969年春末，學校把五七農場改名叫五七幹校了。
以革命的名義挖掘墳墓，破壞文物
在孔林，上工幹活前和收工前，都要列隊背語錄，或者唱語錄歌，唱其他革命歌曲也行。背也好，唱也好，背什麼，唱什麼，全由主持人決定。主持人一般選取內容適宜而又比較短的。常背的語錄如「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抓革命，促生產……」；常唱的語錄歌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其他歌曲如「大海航行靠舵手」等。
吃飯也是如此。開飯前，必須列隊背語錄，或唱革命歌曲。不這樣，炊事員有權不賣給你飯菜。一般說來，來吃飯的，都是背而不唱。背什麼，列好隊，無論是誰，都可以領頭，只要先說一下，其他人知道背哪一條，就會一致地背起來。開飯語錄一般選更短的。常用的有：「要節約鬧革命」，「備戰、備荒，為人民」。
最初，學校給基建排定的任務就是蓋機井屋子。誰也沒有想到，夏天到來之後，又交給一個新活——建造防空洞。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突然提出建防空洞？與3月份的珍寶島事件有無關係？排長也說不清楚。反正任務已經下達了，叫干就干吧。
建個什麼樣的防空洞？既無圖紙，又無任何口頭上的規格要求。這樣，就是排長說什麼樣，就什麼樣啦。
排長指揮着，在連部門前不遠處，挖了一條南北走向的直溝，深近兩米，長約20米，寬約一米半。然後，在長溝的兩邊豎立起塊塊相靠的石板，頂部再東西壓上碑石，覆上一層土，就完事了。竣工後，也無人檢查驗收。
洞裏，任何有關設施都沒有，進出還得躬身。雖然簡陋，但構築者是以虔誠的態度，認真去乾的。
領導交代，蓋機井屋子所用梁木、門窗、灰瓦和水泥，由學校供給，砌牆體所用磚石，要就地取材。這樣，就不得不挖墳掘墓了。
有一次，在一座墓的磚砌腳室里發現了一套陶質茶具，計有：壺1把，杯子4隻。誰也沒有看看它是哪朝哪代的，誰也沒有想想它有什麼文物價值，只是當作一個物件取了出來。在場的炊事員老魏看了看，說：「給我吧，我用它沏茶喝。」排長同意了。
收工時，老魏把茶具拿回住處，清洗了一下，就用它沏茶了，替代了原來的搪瓷杯。
此後，經常可以看到，閒暇的時候，老魏和同在基建排的另外兩個炊事員老吳、老劉一起品茗、拉呱兒，用的就是剛出土的那套茶具。
為了找尋建築用磚，基建排扒墳時，曾清理出幾面銅鏡子、幾十枚制錢和一隻玉扳指等小物件。
當時認為，這不是些什麼值錢的東西，就沒有及時上繳學校，也沒有造冊登記，也沒有指定專人保管，只是把它們放在住處的一個條編筐子裏。
時間一天天過去了。漸漸地，那些出土之物好像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似的，在好長一段時間裏，沒有誰去念叨它們、理會它們。然而，當有人再記起它們時，卻發現統統都沒有了。
是誰把它們拿走了？是一人還是幾人？是獨自還是合夥？是內部的還是外人？什麼時候？是一次還是幾次？
丟就丟了。全排的人，誰也沒有當回事，沒有人問一聲哪兒去了，沒有人說該查查，就像壓根兒就沒有那些東西一樣，平靜極了。
1968年秋冬，在開墾平整南北兩大塊林地時，清除了一些墳墓。1969年春夏，在建蓋三座機井屋子時，又挖過封土塌陷、露出砌磚的墓。這些墓，無人修補，大概年代比較久遠。建防空洞的石材，也全是林中之物。
伙房做飯，為解決燒鍋引火柴，也伐過古木。
在一年半左右的時間裏，曲師人究竟開了多少林地？挖了多少墳墓？拉倒了多少石碑？伐了多少古木？這是說不清楚的。在當時，誰也沒有去統計。
曲阜市的有關資料指出，文革期間，孔林遭到的破壞是很嚴重的。
孔林，有墓10萬餘座，被挖2000餘座；歷代栽植的樹木42000餘株（不含民國晚期以來的），被毀古樹萬餘株；墓碑4000餘通，被拉倒的近千塊。
毫無疑問，曲師人的「成績」，定然也在其中，只是不知佔到幾多份。曲師人的作為，雖然不同於譚厚蘭出於政治目的挖墓拉碑，不同於農民懷着發財夢而「進軍」孔林，但其後果是一樣的，都是對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破壞，都在政治上產生了很壞的影響。
有一本反映文革期間曲阜文物遭劫的書，提及了曲阜師院「向孔林要糧」之事。它指出，曲阜師院在孔林開荒200多畝，伐樹500多棵，平墳1000多座，砸毀石碑400多通，拆掉古建築廳殿9間，就地伐樹建房41間，還隨意砍樹做飯、取暖。
這些數字是如何得來的，和曲阜市的統計是否吻合，我們不得而知。現將其記錄於此，以備參考。
我忙裡偷閒長知識
作為單身，我的星期天大都是在林中度過的。若有幹校「同學」在，便一起拉呱兒，或漫步林中。而更多的時候因無人做伴，我只能獨自一人，懷着難以言表的心緒，無奈地置身在這古木森森、雜草叢生、墓冢累累、令人生怖的世界裏，走東串西，去尋求一點樂趣。
我感到更有興趣的是去看碑文。這是不受春秋冬夏時令影響的活動，它不僅更能消磨日月，而且還能增廣見識。
林里，墓前有石碑者，以明、清兩朝為多。明墓集中在西部、西北部，清墓集中在東部、北部。明之前的，因所存碑碣較少，單憑墳堆，是難說準的。
聽守林戶說，在孔子墓周邊，有種「油簍墓」，是秦朝時期的。說是秦始皇規定，如果人活到六十歲還不死，就得活埋。世上，有誰能殘忍地活埋自己的親人？於是，就修了「油簍墓」，讓老人住進去，留個洞口，可以送吃的，送用的。還聽到一種說法，說是送100天飯之後，就不管了。
在孔子墓區的東面，有座用磚砌成的拱形墓，地面上露出部分頗似半個油簍，北壁近地處陷出一個大洞。體育教師虞明蔚膽子大，曾帶着手電筒，下去探視過。他說，墓室很大，但什麼東西也沒有，好像已被清理過。人們議論，這座墓不會是秦朝的。如果是，早就徹底塌落了。所謂「油簍墓」，很可能就是這種用磚發券的拱形墓。作為一種墓型，在殯葬史上曾存在過一個時期。扯上秦始皇，那就是編故事了。
在東北部，有孔子第72代孫、襲封衍聖公孔憲培的墓。因其原配夫人于氏傳為乾隆皇帝之女，墓前有清道光五年（1825年）建造的木雕「鸞音褒德」坊（俗稱「于氏坊」），便名氣大增。據傳，乾隆之女臉上有主災的黑痣，是為破災而嫁到孔府的。因有滿漢不通婚的規定，便認漢族官員戶部尚書于敏中為義父，然後以于敏中女兒的名義出嫁。坊上，有道光皇帝寫的祭文。
由此往東不遠處，便是《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墓，其西北邊有被挖開的洞口。
而今，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所寫「牧兒打碎龍碑帽」的慘景，在孔林再現了，而且，遠比那時嚴重得多。他怎麼也不會想到，他自己的冥屋也被人鑿出盜洞，入室掠取了器物。
看墓碑，我完整地排出了從60代的「承」字輩到77代的「德」字輩，共18代的孔氏譜系之名。
1952年10月28日，毛澤東主席視察曲阜時，在孔府前堂樓，曾向在場的曲阜縣委書記孔子玉問過「孔子後裔的行輩是怎麼排的」。孔做了介紹，背出了從66代到85代的20個輩字，並寫了出來。
有關資料介紹，孔氏族人是從45代開始定行輩的，但尚未推行全族。至51代，開始取統一的輩字：元、之、水、思、克。自56代起，全國的孔氏族人採用統一的輩字。
在一些大墓之前，當發現李東陽、嚴嵩、翁方綱、何紹基、康有為等歷史名人題寫的碑文時，不禁駐足，多看幾眼。
民間有「八百里內不做官」和「千里去做官，為的吃和穿」的說法。這從某個角度反映出封建社會裏所存在的異地為官現象。有無明確規定，本文說不清。不過，從孔林里的碑文上卻可以找到許多例證。孔姓的為官者，大都遠在他鄉，就是一個小知縣，也有不少遠離本土的，甚至遠達雲貴地區，去做支邊幹部。
就這樣，東南西北，轉來轉去，次數多了，時間長了，對圍牆15華里、佔地3000畝的孔林，就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在了解的過程中，也得到了一種滿足和快樂。設若不來「開發孔林」，或雖來「開發孔林」卻不是單身人，或雖為「開發孔林」的單身但對林中事無興趣，哪得此等意外收穫。
沒有任何說法，我們就從孔林撤出了
夏天到了。人們越來越明顯地感到，山東的政治氣候開始變化了。從濟南寄來的傳單中看出，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王效禹受批判了，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得志」了。「山東大地坑連坑，黃河兩岸鐵壺聲」（王效禹，麻臉；省革委副主任韓金海原是打造鐵壺的）的順口溜，已在社會上到處流傳了。在黃河兩岸，在山東大地，誰都敢公開以「王二麻子」來稱呼王效禹了。
孔林五七幹校的人大都有些高興了。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自己的命運如何，也是受王效禹的政治前途影響的。自然，就整個學校來說，不高興的，為自己的未來擔憂的，也是大有人在的。
不久，聽說進駐學校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按照上級的部署，正在採取措施，協助院革命委員會貫徹落實中央關於解決山東問題的「批示」和「十條」。
在此期間，孔林五七幹校中一些關心學校局勢的人也自發地行動了起來。他們湊在一起開了幾次座談會。大家叫我記錄，把曲師文革的一些有關情況匯集起來，形成書面材料，托人轉給工人、解放軍宣傳隊。
幾天後，從學校傳出了反饋信息，說是工人、解放軍宣傳隊負責人孫光才政委看了那份材料，給予了肯定。他在一次會議上說：「在孔林勞動的同志整理了一份材料，我看他們反映的情況是客觀的。」
應當說，向工人、解放軍宣傳隊如實地反映情況，這也算是孔林五七幹校的同志在落實「批示」和「十條」，解決學校所存在的問題的過程中，所做出的努力和貢獻。
1970年元旦前後，工人、解放軍宣傳隊和院革命委員會在落實中央的「批示」和「十條」方面，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並對院革命委員會進行調整充實，增補了幾名原來的中層領導幹部。同時，讓在機關部門工作的那些學生回到了系科。
這時，根據落實政策的需要和工作安排，學校陸續從孔林往回撤人了。我們三四個原在黨委、團委等機關部門工作的年輕幹部接到回校通知後，提出了要求，指名要院革委會主要負責人來孔林，給個說法，弄個是非，藉以出出肚子裏的窩囊氣。
此時的院革委會主要負責人，原是黨委的一個部長。文革前，對我們幾個年輕人還是不錯的。誰能想得到，他執掌大權之後，非得把我們發配孔林不可呢？文革中有句話，叫作「親不親，路線上分」。如此看來，還果真是那麼回事。
主要負責人沒出面，倒是剛補台進入院革委會、擔任常委的張明同志到了孔林。他似乎猜透了我們的心思，見面就說，大體意思是：聽說你們提了要求，想找這個找那個？找什麼找？拿什麼架？這點委屈就受不了啦？誰給你說清楚？你們還沒待夠嗎？什麼也不要說了，趕快收拾收拾，先回去上班吧。
張明同志原是院黨委委員、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在文革中多次受到造反派的批判衝擊，並被誣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他的話，雖只三言兩語，但在我們這幾個年輕人的心裏，還是有一定分量的。
我們老老實實地回校了，也沒有再提什麼要求。
《炎黃春秋》2015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