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照片：在上海街頭,巨幅宣傳畫像上的習近平注釋着戴口罩的行人們。(2020年2月10日)
從巴黎到坎培拉，從亞洲到非洲，中共的一些駐外使節以好鬥甚至出格的語言為北京的政策與立場進行辯護，在中共病毒疫情的問題上更是鋒芒畢露。他們的這些言行在不少國家的首都掀起了一場場外交風暴。昔日一向低調行事的中共駐外使節現在為什麼不顧外交風範，甚至變身為「戰狼」？這種現象的背後有什麼深層的文化和社會原因？
中共駐外大使的言行引發外交風暴
4月14日，法國外長勒德里昂召見中共駐法大使盧沙野，向他表達抗議。此舉及其罕見。早在1964年，法國不顧當時的冷戰氛圍與中共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作為第一個同中共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國，法國政府很少緊急召見中共駐法大使。用評論人士的話說，這次的行動本身「已足以顯示法國無法按捺的憤怒。」
法國的憤怒源自中共駐法大使館網站和社交媒體上刊登的一系列文章，指稱包括法國在內的西方政府應對疫情緩慢而且錯誤的指責中共對疫情的爆發負有責任。一些文章指控歐洲帶有種族主義。4月12日刊出的題為《把顛倒的事實再顛倒過來—一名中共駐法使館外交官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觀察》一文，更是指稱法國養老院的員工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間不顧這些老年人的死活，擅離職守，而法國政府未能控制局面。中共駐法大使館的發言人還幾次發表聲明，對法國媒體在中共病毒疫情上有關中共政府的報道提出批評。
引發外交事端的並不只是中共駐法大使。
今年的1月21日，瑞典外交部召見了中共駐瑞典大使桂從友。這位大使此前接受瑞典電視台（SVT）專訪時批評瑞典媒體對中共的報道。他形容瑞典媒體有如48公斤輕量級拳擊手想挑釁86公斤的中國重量級拳擊手，後者出於禮貌和善意要前者少管閒事。
瑞典外交部長林德認為，桂從友的言論是「令人無法接受的威脅」。
中共駐外大使因為其言論而引發外交風暴的最新案例發生在坎培拉。
中共駐澳大利亞大使成競業日前在接受《澳大利亞金融評論》（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採訪時暗示，如果澳大利亞政府繼續推動調查中共病毒起源，中國公眾日後也許會抵制澳大利亞產品或不來澳大利亞旅遊。這個言論被澳大利亞政府視為「經濟脅迫威脅」。
在英語詞彙里，人們經常用"外交"(diplomatic)一詞來形容某人善解人意，精於周旋，能夠平和地解決問題或促進討論，這些中共外交官卻讓人們想起因為一部中國民族主義大片而時興的新詞「戰狼」。
澳大利亞任職時間最長的外長唐納表示，冷戰以來，他還從未見過一位大使的行為像中共駐澳大使那樣「魯莽」(reckless)和「不外交」(undiplomatic)。
芮效儉：對外表現是為投北京所好
擔任過美國駐新加坡、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大使的美國資深外交官芮效儉表示，大使是一國政府向另一國政府派駐的代表。對於大使來說，除了其它職責外，最重要的是獲得本國政府以及駐在國政府的信任。他認為，在正常情況下，獲得駐在國政府的信任更為困難，但是這些中共大使之所以惹起風波，是因為他們在中共病毒疫情的問題上竭力為中共當局反擊，這種赤膊上陣是為了獲得北京的首肯。
他說：「我認為，有些大使正在做他們認為能獲得北京垂青的事情。在他們看來，這一點更為重要，而不是被當地政府視為按正常外交風範行事。因為目前這些表現怪異的人，在中國的不同環境下，他們不會表現怪異。所以，導致他們這樣表現的因素是中國的國情。」
文革時期有過類似現象
擁有45年外交經驗並獲得「職業大使」這個外交官最高頭銜的芮效儉說，中共外交官這種做給中國國內看的事情以前也發生過。
他說：「要看本國政府的情況，大使可能會受到壓力，去做一些通常情況下被外國政府視為不合適的事情。我看到過這種情況的發生。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大使不得不做出一些怪異的事情，以反映他們預計可能會從北京那裏得到的指示。我認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這種現象的重演。」
芮效儉大使不認為北京會明令指示這些駐外大使發表那些具體的激進言論，但是他們自己認為，北京指望他們這樣做。
資料照片:紅衛兵在蘇聯大使館前面示威，有人擂鼓，有人揮舞毛主席語錄。（1966年8月29日）
目前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傑出研究員的包道格也認為，中共外交官目前的這種表現與國內政治有關，讓他想起文革時代。
他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那個時期，一些大使的立場很荒謬。但這一切都是關於中國的國內的革命，而不是外面的世界。」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熟悉中共官場的一些中國觀察人士也持這種看法。
一位長期駐外並與中共外交官有很多接觸的中國資深記者在被問到如何看待中國這些大使的表現時做出了言簡意賅的回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北京的歷史學者、時評人士章立凡也對美國之音表示，這些外交官是在「揣摩聖意」，竭力迎合強調「鬥爭」的習近平外交思想。
儘管中國大使的「戰狼」外交備受非議並引起國際反彈，然而，鑑於中國國內的這種政治環境，觀察人士認為，戰狼式的呼嚎只會更加猛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