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12月29日，借着 大陸各省紛紛脫離清政府獨立的浪潮和俄國的策動支持，外蒙古也宣佈獨立，成立大蒙古國。但隨後在中國及各方壓力下，取消建國，改為自治。
然而，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沙俄走了，更加貪婪的蘇聯來了。
1921年，牧民蘇赫巴托爾、喬巴山等人在蘇聯的扶持下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黨，將蒙古最高活佛哲布尊丹巴扶上皇帝寶座，成立君主立憲政權。然而三年後，人民革命黨就把傀儡哲布尊丹巴下藥毒死，宣佈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首都庫倫改為烏蘭巴托，意即「紅色英雄城」，在把蒙古最高勳章「蘇赫巴托爾勳章」授予蘇聯大元帥斯大林的同時，開始了遭受蘇聯蹂躪的時代。
根據蘇蒙條約，蒙古憲法完全照抄蘇聯憲法，蘇聯向蒙古軍隊和政府派駐政委、顧問，建立由蘇聯控制的金融貨幣體系，驅逐所有第三國商業，甚至嚴禁第三國人員入境，也就是說，蒙古全面蘇化，成為蘇聯的附庸和衛星國。
蘇聯對蒙古的糟蹋從經濟、政治、文化到日常生活，是一種剜腦斷脊式的、粉碎性的糟蹋。
一、經濟方面
強行引入蘇聯模式，用血腥手段推行「牧改」和集體化。
1928年，在清除了「丹巴道爾吉右傾集團」、將1.8萬名黨員中的5306人開除出黨、蘇聯向蒙古發出限期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大改造的最後通牒之後，集體化牧改全面展開。
蒙古是畜牧經濟，百姓的生活完全依賴於畜養的牛羊，按當時的市價，一頭母羊的價格大概是50蒙圖（蒙古貨幣），一個牧民至少需要25頭羊才能維持生存，按此計算，一個5口之家，畜養125頭羊是赤貧下限。而草原上雪災、瘟疫、狼災頻繁，如遇災害，即使是所謂的大戶也有可能一夜之間一貧如洗。
然而，蘇俄可不管那許多，先是荒謬地進行階級劃分：所有家庭，財產值12頭羊的，貧牧；值12－48頭羊的，中牧；值48－60頭羊的，中富牧；值60頭羊以上的，富牧；而擁有500頭羊以上的，一律劃為封建主。
中富牧以上都是階級敵人，僥倖保住性命的，財產全部充公，如果使用水源和草場，政府要徵收懲罰性重稅，在政治上更是被打入只能「老老實實認罪」的最底層。而貧牧們也沒高興幾天，不久蘇聯的集體農莊模式在蒙古全面推廣，每個家庭只能留下6頭羊，其餘全部充公到集體牧場。
1930年，喬巴山給蘇聯的報告中說，經過第一階段的「充公戰役」，共沒收了520萬蒙圖的財產。但斯大林對此很不滿意，嚴厲批評人民革命黨，命令其發動更猛烈的第二次「充公戰役」。到1932年春，幾乎把蒙古大草原像用梳子梳颳了一遍的人民革命黨總共聚斂了1000萬蒙圖的財產，而這顯然還是不能令蘇聯滿意，於是他們把目光投向了最後一塊能夠擠出油水的地方——寺院。
寺院對蒙古人來說，是不可玷污的神聖之地，因此對寺院下手，終於引發了僧侶和牧民的武裝暴動和大逃亡，很多人民革命黨黨員和蒙古革命青年團團員也扔掉黨證團證加入暴動隊伍。這次暴動，幾乎摧毀紅色政權，人民革命黨無力平息，只好求救於蘇聯，蘇聯派出軍隊，並使用飛機、坦克等重武器，才將暴動鎮壓下去。
對於大約7千多個家庭3萬多名向中蒙邊境逃亡的手無寸鐵的牧民，蒙古軍隊無情地開槍阻止，其中5百多個家庭被殘酷射殺。
用血腥手段推行的蘇聯經濟模式，在極短的時間內，把蒙古的經濟就糟蹋到了崩潰的邊緣。雖然在那次暴動之後，「充公戰役」有所緩解，但完全依賴蘇聯，將其他國家的商業都趕盡殺絕，使得蒙古就像高原上緩慢行走的駱駝一樣，幾十年來步履蹣跚，發展遠遠落後於時代。
也許你不相信，1980年代，你走進蒙古的商店，裏面除了白酒、鹽和蠟燭，空空如也。而直到十幾年前，蒙古竟然還生產不出一張供報刊使用的新聞紙！
二、政治方面
早在斯大林在蘇聯開展肅反運動（大清洗）之前，蒙古就已經在蘇聯契卡的操刀下開始了殘酷的清洗，隨着斯大林大清洗的展開，血雨腥風更加在蒙古的上空肆虐。
1922年8月，人民革命黨創黨元老、政府首任和繼任總理查格達爾扎布和鮑陀以及40多名幹部被以「反革命集團」罪逮捕並被處決。
1923年2月，人民革命黨領袖蘇赫巴托爾離奇暴斃，人民革命黨立即藉此掀起一股席捲整個蒙古的「反右鬥爭」浪潮，一大批德高望重的王公、僧侶和學者遭到逮捕和槍殺。
1924年8月，接替蘇赫巴托爾的丹增由於在內外政策上同蘇聯和共產國際的代表發生了一點兒分歧，共產國際代表竟然命令人民革命黨將其領袖逮捕並立即槍斃，隨後又把贊同丹增觀點的一批人打成「反革命集團」悉數處決。
1930年，因「財產充公」政策造成全國範圍內的饑荒，「強迫僧侶還俗」更是火上澆油，引發人們的普遍憤怒，於是幾十名活佛和王公聯名給中華民國政府寫信請求幫助，結果因為此事5千多人被逮捕，那些聯名寫信的人一個不剩全部處死。
共產國際駐蒙古代表這樣訓導人民革命黨：「我們殺的反動派和資產階級越多，就越有利於我們的革命事業。」
不過，和1933年以後配合蘇聯開始的大清洗相比，以上只能算是毛毛雨和序曲。
翻開蒙古國歷史，你會驚訝地發現，人口稀少的蒙古，「反革命集團」卻多如羊毛。
由於上述僧侶和牧民暴動，蒙古「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的步伐被迫暫緩，按照慣例，出現重大悲劇，必須找出替罪羊，這一替罪羊不是帝國主義封鎖圍堵，就是反革命分子混入黨內，於是，時任總理吉格吉徳扎布被悲催地選中。
1933年，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吉格吉徳扎布在家中被亂槍打死（蒙古的總理好像是最找死的角色），然後憑空冒出一個以中央委員會書記魯渾貝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此案317人被捕，56人被槍決，被槍決的人中竟然還有一名孕婦，這開創了蒙古處死孕婦的先例，以後處死孕婦就不足為奇了。
1934年，斯大林召見人民革命黨主席根登，要求他儘快完成消滅10萬僧侶的任務。這觸動了緊跟斯大林、素有「小斯大林」之稱的根登的宗教和情感底線。
在再一次受斯大林召見的招待會上，斯大林又當眾訓斥根登不能忠實地執行莫斯科的指令，根登終於借着酒勁大罵斯大林：「你這個血腥的格魯吉亞人，你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個紅沙皇！」然後奪過斯大林的烟斗，狠狠地摔碎在地上。在場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他們知道，根登死定了。
於是，一個「根登反革命集團」順理成章地誕生，根登被解除一切職務並被槍決。和根登一起前往莫斯科的人民軍總司令德米德被逮捕並在押解途中離奇死亡，德米德的父親、兄弟甚至懷孕的妻子娜察也被殺死。只有1萬多人的蒙古軍隊中，187名旅以上軍官被捕，51名中央委員有36人被處決，1000多名為了活命而主動承認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的軍人，只有6人得到赦免，其餘全部槍斃。
此案也牽扯到知識分子。門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一個，這位老兄為了保命，把所有認識的人都咬成反革命同謀，因此受到格外「優待」，小命得以殘喘到1941年，才被送到莫斯科處死。
不過，如索贊尼辛所言，不要向那些在酷刑下「招供」的人扔石頭，因為幾乎沒有人能夠挺得過克格勃的酷刑，這些酷刑包括坐火椅、拔指甲、扯光頭髮、不讓睡覺等，只要你不「招供」，這些酷刑就沒完沒了，因此，沒有一個例外，所有人都在「招供狀」上簽了字。
為了大清洗的順利展開，斯大林調派3萬蘇聯野戰軍進駐蒙古，蒙古負責大清洗的內務部，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員是經驗豐富的蘇聯克格勃。同時，斯大林點名喬巴山為內務部部長，並給他送去4支步槍和3萬發子彈作為禮物，其中含義不言自明：你必須大開殺戒，否則這些子彈就是送給你的！
每次槍決「反革命」時，黨政軍成員必須前往陪殺觀看。新任總理阿瑪爾比較敦厚，眼看着自己昔日的戰友被一個個殺掉，觀看時經常會眼含淚水。這一切被蘇聯專家看在眼裏，感覺到阿瑪爾以後會成為一個障礙。於是，「阿瑪爾反革命集團」應運而生。
1939年，阿瑪爾被捕，與他一起被捕的，還有名義上的蒙古國家元首、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多格桑木。
阿瑪爾被押送到蘇聯受審，在那裏，他受盡了各種非人的酷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獄中，他遇到了負責清洗他的人——蒙古中央委員會書記魯布桑扎布，不過，魯布桑扎布不是來審問他的，而是他的獄友——他被清洗後不久，魯布桑扎布又被喬巴山清洗。
斯大林並沒有立即處死阿瑪爾，而是特意選在兩年後的1941年7月10日，蒙古人民革命黨建黨日那天將其槍斃。
在對政界進行大清洗的同時，對宗教界的清洗同時展開，而且規模更加龐大和血腥，「喇嘛反革命集團」遍地開花。1938年8月，指導大清洗的蘇聯總顧問向斯大林報告說：「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座變成廢墟，8.5萬名喇嘛僅留下17338人，對中高層喇嘛我們將在下一階段戰役中全部解決。」
一名內務部成員在1962年回憶說，由於逮捕的僧侶太多，導致監獄擁擠不堪，因此每周都要有一兩次集體處決，屍體用卡車一車車拉出去。
大清洗中究竟有多少人被處決，已經很難得到準確數字。1939年末，已經被扶持為黨和國家元首的喬巴山在筆記本上寫道：「到11月，共處決喇嘛20356人。」歷史學家根據留下來的不完整的檔案估計，大清洗遇難人數應該在10萬左右，相當於每6個人中就有一個人被殺（那時的蒙古總人口才60多萬，按照人口比例，蒙古甚至比老大哥蘇聯的「成就」還輝煌）。
三、文化方面
有道是「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
成吉思汗，蒙古人的祖先和驕傲，他去世以後，對他的崇拜就成了蒙古人的一種和佛教並行的信仰。這種宗教信仰和祖先崇拜，往往是一個民族反抗外來者的心靈依託，這是外來征服者所不能容忍的——更何況這個外來者是曾經被成吉思汗征服並被他的子孫統治了幾百年的俄羅斯。
於是，在處死了上萬名僧侶，搶劫和搗毀了幾百座寺廟，把宗教用品、藏書室、經卷等洗劫一空之後，成吉思汗就成了下一個必須去除的目標。
成吉思汗死後的遺物被保存在尚赫寺，由虔誠的喇嘛護衛了幾個世紀。當尚赫寺被搗毀時，幾個喇嘛冒死將成吉思汗的靈魂的化身「精神之旗」——他生前的軍旗「蘇魯錠」——偷偷帶出寺院保護起來。然而，隨着清洗的逐步擴大，蘇魯錠最終還是難逃被焚毀的厄運。
從1933年開始，人民革命黨在全國禁止崇拜和祭祀成吉思汗，任何場所不准懸掛成吉思汗畫像，被稱為「蒙古人聖經」的《蒙古秘史》也被打為禁書。
1936年，學者扎姆蘭諾出版了《十七世紀蒙古編年史》，書中涉及到成吉思汗，這位只是如實記述蒙古歷史的學者立即被逮捕並被送往蘇聯古拉格集中營。
甚至到了斯大林死後多年的1962年，成吉思汗八百周年誕辰，人們以為時日已久的控制可能會有所鬆動，於是一名工程師大膽地設計了一座紀念碑，將其矗立在成吉思汗的出生地。
這一舉動得到了蒙古中央委員會書記奧其爾的支持，奧其爾還下令發行了一套繪有「蘇魯錠」圖案的紀念郵票。對此，蘇聯《真理報》立即刊文，警告蒙古政府，怒責奧其爾犯下了「嚴重的不忠罪行」。這位書記立即被蘇聯解除一切職務，判處終身流放，並最終被一個據說是「精神不正常的人」用斧頭砍死。
隨後，紀念碑的設計者馬赫巴爾、秘密研究禁書《蒙古秘史》的考古學家珀理和參與紀念活動的一大批學者、作家、詩人、歌手被逮捕、流放和秘密處決。
蘇聯對蒙古文化的糟蹋，當然不會僅限於對這個民族的信仰的根除。
1941年3月25日，蒙古政府在莫斯科的操縱下，做出了一個幾乎要把這個國家的文化連根拔起的決議：廢除蒙古文，改用俄文！
決議同時規定，孩子們從小學起，必須學習俄文。學校的教材和參考書，必須使用蘇聯出版的俄文書籍，講授課程，必須用俄語。
文字，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文化的最主要的載體，這個載體一旦被廢棄，如果時間足夠久遠，那麼這個文化必定消亡——比如我國的契丹、西夏等文化，早已經湮沒在了歷史的長河中。
當然，文化的傳承不可能是單一的，除了宗教信仰和語言文字，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傳承途徑，那就是血緣傳承。對此，蘇聯老大哥採取的是古老的長線策略——姻親。
澤登巴爾，青年時期在蘇聯留學時經人推薦，得到斯大林的賞識，回國後立即扶搖直上，入黨僅一年就被任命為中央委員，三年後進入政治局，並很快成為國家元首——黨中央第一書記。澤登巴爾之所以得到蘇聯的如此重用，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娶了莫斯科衛戍司令費拉托夫的女兒為妻。
讓蒙古領導人娶蘇聯女子為妻，是蘇聯政府積極推行的一項控制蒙古的策略，他們稱之為「入室控制」，按我們的話說，叫「垂簾聽政」，這不僅能夠在血緣上給蒙古文化融入蘇俄基因，也能夠監視蒙古領導人的一舉一動，迫使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對蘇聯忠心耿耿。
為了表示對蘇聯的忠心，澤登巴爾當政以後，對蘇聯的血緣入侵推波助瀾，甚至將鼓勵領導幹部娶蘇聯女子為妻當成一項治國的國策。
於是，為了升官，娶蘇聯女人之風開始在蒙古盛行，不僅包括政治局委員在內的高層領導紛紛把蘇聯女人迎娶回家，中低層幹部也上行下效，迎娶蘇聯女人的比例高達20%之多。而娶了蘇聯女人的人，仕途大多如安裝了火箭。以阿勒坦格爾勒為例，26歲娶妻入黨，立即被任命為食品工業部部長，27歲成為中央委員，29歲擔任烏蘭巴托市委第一書記。
那些嫁給了蒙古人的蘇聯女人，包括澤登巴爾的妻子，都仍然保留蘇聯國籍，定期到蘇聯駐蒙古大使館「匯報工作」——這就如同在蒙古官員身邊安插了一個個間諜。
所幸，1990年，隨着蘇聯的解體，蘇聯對蒙古的糟蹋戛然而止。所幸，後期的人民革命黨領導人開明、寬容和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只有幾千人的遊行隊伍面前就做出妥協，實現了蒙古的順利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