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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留學蘇聯時險遭槍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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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托派」,險遭整肅

1925年11月,年僅15歲的蔣經國作為中山大學的第一批學生,來到了冰天雪地,但卻是紅旗招展的莫斯科。在距離克里姆林宮不遠,掩映在樹林之中的一座二層小樓里,他重又開始繼續自己的學業。

蔣經國只斷斷續續上過兩年中學,如今他卻成了一名大學生。說起來,他取得這個資格幾乎是再簡單不過了,即使沒有他那個在廣州身居高位的父親,只憑一紙報表和他在上海和北京上學時的光榮歷史,就足以上這個大學了。只不過,在這所學校里,他要學的不再是中學的基礎知識,而是莫測高深的革命理論和讓不少人望而生畏的俄文。

據說,蔣經國還在上海讀中學時,就因為參加反帝遊行被學校開除;以後在北京讀書,又因為參加反對北京政府的遊行而被關過。僅僅從這兩件事就可以看出,蔣經國上這所革命大學可以說是如魚得水。

與蔣經國同年級的那些骨幹人物,無論哪一個都比他大得多。第一任中山大學黨支部書記,後來做了國民黨理論家的任卓宣和第一任中國共青團書記、中共中央指定做指導員帶隊來中山大學學習的俞秀松,都比蔣經國大了十幾歲,分別是1896年和1899年出生的。後來做過中共總書記的張聞天是1900年出生的。在中共歷史上曾經顯赫過一時的王明是:1903年出生的。人們今天最熟悉的鄧小平也曾與蔣經國同過學,而他是1904年出生的。其他如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王稼祥,當過八路軍副總參謀長的左權,任過外交部副部長的伍修權,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等,也都是1906年或1908年出生的,都比蔣經國大。但是,如果我們從檔案記載上來看,在中山大學的兩年左右時間裏,除了王明這個在俄國人眼裏紅得發紫的人物以外,蔣經國也算得着是學校里最活躍的分子之一了。

據不完全統計,蔣經國這兩年裏在學校里擔任的各種課內課外職務,至少有十個之多。僅從1926年11月的一個登記表來看,蔣經國當時一下子就兼了七個職務,包括俱樂部書記兼副主席、俱樂部政治委員會主席、搜集中國情報委員會委員、活報組副組長、少共委員、第十一班俄文書記等。

從檔案記載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蔣經國的活躍,與中山大學裏面那些國民黨學生的情況有着明顯的不同。當時國共兩黨正在親密合作之中,中山大學也不例外,從學校名稱到學生成分,都是服從於國共合作的實際需要的。因此,學生當中有相當一批國民黨人,國共兩黨在學校中也設有專門的合作機構。但是,既然學校設在莫斯科,直接負責各級組織、教學及其領導工作的,又都是俄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支部,因此,國共兩黨學生中間還是存在着明顯的矛盾,相互之間並不十分融洽,各有各的圈子。作為堂堂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照理應當與國民黨學生的聯繫最多,關係最好,但恰恰相反,蔣經國早早就加入了共青團,凡事總是要站在共產黨學生這一邊,因此,他的朋友也多是共產黨或共青團里的人,如與他關係密切的俞秀松、盧貽松等。這種情況突出地反映出他這時在思想上受革命影響之深。

像當時所有熱血青年一樣,由於思想上極端活躍,對革命運動又充滿熱情,蔣經國在學校中表現得相當激進。蔣介石1927年公然發動「四·一二」事變與共產黨為敵,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蔣經國的憤怒譴責。他甚至公開在報紙上和學校里宣佈,堅決斷絕同蔣介石的父子關係。不僅如此,當蘇聯黨內圍繞着中國革命等問題發生嚴重政爭,出現了以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為首,公開反對斯大林的激進反對派之後,蔣經國竟然自覺不自覺地捲入到這種爭論之中,同情起反對派的觀點來了。好在當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反對派還沒有成為被整肅的正式對象,學校中同情反對派觀點的中國學生也還沒有被蘇聯專政機關列入黑名單,否則,到了1927年冬天,他非成了專政對象不可。

因為後來在整肅中國學生中反對派分子時發現,蔣經國曾經多次參與過同情反對派的激進中國學生的集會和活動。幸虧俞秀松警覺到蔣經國的這種傾向性,及時地阻止了他。而且,當校方擬定畢業深造名單時,參加推薦人員的俞秀松又極力舉薦了蔣經國。因此,當蘇聯黨內的反對派開始成為被整肅對象之際,蔣經國已經從中山大學轉往列寧格勒的軍政學院深造去了。這樣,當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舉行紀念十月革命的盛大活動時,中山大學遊行隊伍中沒有了這位活躍分子的身影。恰恰在這一天,就在這支遊行隊伍中,少數同情聯共反對派的激進中國學生走到檢閱台前的時候,公然當着斯大林等人的面,不顧死活地高呼擁護托洛茨基的口號,引起了一片混亂。事後,在中山大學以及莫斯科所有有中國學生的校園裏,馬上開始了打擊托洛茨基分子的嚴厲鬥爭。儘管有些交待和揭發材料後來都講到蔣經國參與過托派分子活動的情況,他卻鬼使神差地躲過了這一劫。而其他參加過托派活動的中國學生,幾乎全都遭了殃,不是被立即送回國內,就是被關押、被流放。

亂開玩笑,惹禍上身

蔣經國沒有被當成托派分子或者托派同情分子被整肅,卻沒有能夠逃脫「江浙同鄉會」事件。

追根溯源,「江浙同鄉會」事件是1927年暑假在炮兵學校野營軍訓結束時的幾句玩笑話引起的。當時,中山大學這一屆學生已經畢業,都已知道了自己的去向,蔣經國、盧貽松、屈武、左權等人被分到了列寧格勒的軍政大學或陸軍大學,俞秀松、周達明被分到列寧學院,其他像黃仲美、朱茂榛、胡世傑、劉宜山、甘青山、郭景純、周策、劉仁壽、張師等分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炮兵學校、步兵學校或飛行學校。由於中國學生的鄉土觀念一向較重,對俄國飯又總是不很適應,因此,每逢節假日,這些江浙來的老鄉總是喜歡聚在一起,或者下中國館子,或者燒些家鄉菜,熱鬧熱鬧。這回軍訓結束,大家要分開了,難免有些戀戀不捨,因此又聚在一起聊天敘舊。談話當中,不知誰提到軍政大學和陸軍大學生活費較高,而步、炮、飛行三校生活費較少,三校的同學於是都抱怨說:「中國飯吃不上了!」盧貽松心直口快,當場拍胸脯說:「只要我們領的生活費比你們多,你們的中國飯是有希望的。」蔣經國和屈武也很仗義地主動附議說:「假若這兩校發薪水很多,則每人每月應拿出幾分之幾送給他們三校同志去吃中國飯。」這對於三校的同學當然是再開心不過的事了。當即,一位炮校的同學就提議:「好罷,那我們就組織一個儲金互助會,你們把錢拿出來,我們去吃飯好了。」

關於「儲金互助會」的這個玩笑,很快就成了莫斯科三校同學用來向列寧格勒同學「敲竹槓」的一個專有名詞,以致大家分手後也還不斷地提到它。9月初,炮校同學剛入校不久,就由黃仲美等寫信給盧貽松等,要後者「交會費」。盧貽松把信拿給蔣經國看過後,在覆信中也開玩笑稱:「儲金互助會在莫斯科已蒙你們登記,本會章程第一條首在會費,我與經國商量,本月會費應當多少繳點,事實上亦可能。」隨後,蔣經國和盧貽松還真的通過正要去莫斯科的李翔梧將錢帶了過去。這邊步校的同學得

知後,也毫不客氣地馬上寫信給炮校同學,嚷嚷着要吃中國飯,信上說的也是玩笑話:「你們的名譽會員已經交納會費了,何以我們現在還未說起。在我們自然想作你們的名譽會員,但現在究竟怎樣,還未得分文,實在焦灼得很。」這樣的信件來來往往,大家都沒有把它當回事。誰想到它很快就成了重大的政治問題!「儲金互助會」的事在中大同學中當然不是什麼祕密,甚至江浙同學之間的,這些來往信件也沒有向誰刻意保密。問題是,部分江浙同學之間的這種親密關係本來就讓一些人多少有那麼點兒嫉妒,再加上平時在學校中的一些矛盾,他們的這種「互助」方式難免不引起一些非議。碰上有些人組織觀念和階級鬥爭的弦兒又繃得特別緊,事情就漸漸有些麻煩了。因為這些人無論如何不能想像:除了共產黨、青年團的組織以外,怎麼還能有什麼自行組織的小組織。何況這個小組織中有一個人還是中國最大的反革命蔣介石的兒子!這其中就沒有什麼鬼名堂嗎?

事情的急轉直下是在11月底。當時中共政治局委員向忠發率團來蘇聯,並負責解決早就盛傳的中大學生中存在的派別問題。在對學生中間的派別問題進行了一般性的了解之後,向忠發又通過共產國際找到了在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又譯為格伯烏)中負責收集中國人中間的情報的鄭家康,想了解些更尖端的情況。想不到,一下子竟弄出了一個大案子。

鄭家康的老婆安娥正好也在中大上學,中大裏面的事情,自然全都在鄭的視線之內。他早就得知了這個儲金互助會的消息,並一直在懷疑着這件事,但又沒有什麼證據。既然向忠發代表組織來了解情況,鄭自然認為應當把他的懷疑讓向忠發知道。因此,他很神祕地告訴向忠發說:中國學生中不僅存在着嚴重的派別傾向,而且還存在着祕密小組織。這個小組織叫江浙同鄉會或儲金互助會,「兩個是一個東西,參加者有四十多人。因為有謠言說步校只有三元錢,後陸大同學寄了幾十元來,由幾個人吃了中國飯。由此組織了小組,最初是公開的祕密,後來又由半公開形成一個祕密的組織」。「現在他們的組織及行動是絕對的祕密,比共產黨還神祕。同時他們的分子不只是江浙人,有軍閥的子弟,有與第三黨有關係者,有一部分是聯共的所謂反對派,有一部分是怕死怕回國的分子」。

在共產黨里搞祕密組織,這還得了!向忠發聽說之後深感問題重大。他當即嚴肅地提醒鄭:「不要告訴別人,每個忠實的黨員都要去收集他們的證據交黨部來解決這個問題。」同時,他急忙趕到共產國際東方部,要求東方部着手調查,說是因為「這個東西有大的政治意義」。

共產國際對向忠發的說法並沒有給予多大重視。東方部的負責人米夫本身就是中山大學的校長,「儲金互助會」的事情他早就有所耳聞,這不過是學生間在經濟上的一種互相幫助,因此他並不十分在意,何況這些學生已經畢業,有各自的軍事院校負責管理,用不着共產國際東方部來操心。東方部本身的事還忙不過來呢,沒有誰考慮過要為向忠發的要求而改變一下東方部本來就十分緊張的工作日程。再加上向忠發隨後又率團去了德國和比利時等國,這件事自然拖了下來。

蔣經國他們這時當然對此還一無所知,照舊開他們的玩笑,發他們的牢騷,對一些事情照樣毫無顧忌地評頭品足,其膽子之大,有時也真讓人吃驚。像1928年1月,東方大學中國(軍事)班的中國學員們因為不滿校方的官僚主義的教學與管理方式,結隊跑到位於克里姆林宮旁邊的共產國際大樓前面去示威遊行,迫使東方部與聯共(布)中央聯手調查處理東方大學的問題。這回的事,本來與蔣經國他們無關,因為他們或者遠在列寧格勒,或者在莫斯科郊外的軍校里,並沒有人直接參與其中,但就是因為他們早對俄國學校的教學方式不滿,再加上無所顧忌,因此,事情一發生,他們就額手稱慶,並聚在一起飲酒「祝勝」。在步校的朱茂榛甚至還認為事情鬧得不夠大,他直截了當地寫信給蔣經國,對事情很快收場表示不解氣,說:「東大風潮擴大,大家都到共產國際去示威,共產國際因恐慌都答覆了他們的要求。在此運動中,軍事班只有曾肇時一人指導,政治班內指導人以後都軟化動搖了!當着中央委員會告訴他們不要再鬧,他們真正就不作聲。真是笑話!」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的舉動早就被一些人盯在眼裏了。

東大學潮是外國學生在莫斯科集體鬧事的頭一遭。為平息這次事件,共產國際東方部頗費了一些腦筋,最後還是請剛剛回到莫斯科的向忠發出面,才將事情暫時平息下來了。這件事不能不引起東方部領導人對中國學生的不滿和警惕。向忠發一個月前的要求,自然引起了重視。再加上向忠發很快得知蔣經國等人在列寧格勒的舉動,找到米夫,強烈要求調查中國學生中間的小組織問題,米夫再沒有理由拒絕和敷衍。事情由此便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蔣經國:中央總書記」

既然認為這個「江浙同鄉會」或「儲金互助會」是個祕密小組織,那麼自然要找格伯烏幫助。格伯烏一上來就開始祕密檢查蔣經國等人的來往信件。這一檢查不要緊,真找出了不少證據。

20天之後,格伯烏第五部負責調查此事的米利斯通知米夫說,這個祕密組織確實存在,他們有名稱,有章程,有會費;甚至還有正式會員與名譽會員之分。證據就是蔣經國等人關於出錢吃飯問題的那幾封信。儘管信中關於「章程」、「會費」、「名譽會員」之類的說法頗讓人費解,但聯共(布)黨也搞過多年地下鬥爭和祕密工作,誰還不知道祕密通訊需要用暗語?事情到了這種地步,米夫有點兒沉不住氣了。

2月26日,米夫召開中大黨員活動分子會議,公開動員中大里的黨員幹部協助查清此一組織的情況,立即引起軒然大波。這種事是保不了密的,校園裏一下子就像開了鍋似的,到處都是小字報,你揭發我,我揭發你,陳紹禹(即王明)第一個在牆報上就此上綱上線,聲稱「江浙同鄉會」是一個由黨內一切反對中國革命的人組織起來的反革命集團。由於學校里與蔣經國等上屆江浙同學關係好的同學還不少,許多與此有些關聯的學生對陳紹禹的說法立即表示出強烈不滿,學生間原有的矛盾和積怨迅速白熱化起來。眼看中大亂成了一鍋粥,向忠發親自趕到學校來,聲色俱厲地宣佈:「江浙同鄉會」已經基本調查清楚了;這個反革命祕密小組織有中央、有支部、有章程、有正式會員與名譽會員、有會費,並且與蔣介石、第三黨以及聯共(布)反對派都有聯繫。他們的領袖夠得上被槍斃。對於這件事今後再不許有什麼懷疑,「誰懷疑誰就是反革命」。事情已經到了要槍斃人的地步,誰還敢出來理論呢?形勢一下子對蔣經國等人,以及與他們多少有些牽連的中大學生,變得極端不利了。

讓人想不到的對蔣經國更加不利的,是格伯烏就這件事進行調查所得出的結論。

3月24日,格伯烏的米利斯就對「江浙同鄉會」的調查提出了一個初步的書面報告。報告稱,經查實,「江浙同鄉會」至少有成員22人,其首領是俞秀松、周達明和蔣經國等。該組織有集中的指導,如中央委員會等,並經常開代表會議,各個學校都有他們的人組織的支部,其目的是要奪取在蘇聯境內的中國學生的指導權,幫助已經被共產國際免去領導職務的中共機會主義領袖陳獨秀、譚平山等。報告據此提議,鑑於這個小組織的危害還沒有十分擴大,應當考慮立即將這22個人予以逮捕。

一周之後,米利斯的調查報告又有新的進展。據他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召開的會議上宣佈,根據他們進一步調查所得出的結果,至少可以認為,有111—130名中國學生參與了「江浙同鄉會」的活動,他們已經收到了130份各種揭發檢舉的材料。當然,他們認為,這多數中國學生還是教育問題,關鍵是8名首要分子必須嚴懲。他們是:

1.蔣經國(中央總書記)

2.朱務善

3.朱代傑

4.盧貽松

5.劉仁壽

6.黃仲美

7.周策

8.陳啟科

與一周前的結論相比,米利斯關於「江浙同鄉會」首要分子的名單里引人注目地少了俞秀松和周達明兩人。在這些江浙同學當中,俞秀松和周達明是最年長,黨齡最長,也是歷史上擔任黨內職務最高者,照理說,如果有這麼一個祕密組織,再怎麼輪,也輪不到這時年僅17歲的蔣經國來做領袖。可是,米利斯反覆核對各種材料,始終找不到關於俞秀松等參與「江浙同鄉會」的直接證據。相反,他們能夠找到、並且真正可以作為證據的那些信件,大部分不是蔣經國寫的,就是寫給蔣經國的。

「如何蔣經國做首領呢?」向忠發在中共代表團的會議上對這一頗令人生疑的現象是這樣解釋的:「這個小孩子比較聰明,理論比較好些,經濟上由其母親名義上供給了七次之多」。儘管蔣經國已經公開宣佈與蔣介石斷絕了父子關係,但是,向忠發並不相信這一點,況且許多揭發材料都堅持認為,蔣經國實際上仍與蔣介石保持着聯繫:既然繼續從母親那裏取得經濟上的資助,不就等於從父親蔣介石那裏取得資助一樣嗎?向忠發在這裏選擇了一個「由其母親名義」的語意含混的措辭,其潛台詞是很明顯的。

是槍斃,還是開除?

1928年4月,共產國際東方部米夫召集中共代表向忠發、蘇聯軍委代表和格伯烏代表共同開會,聽取格伯烏說明調查取證的情況。格伯烏代表明確提出了一個12人的名單,包括蔣經國、盧貽松、陳啟科、左權、尤赤、胡土傑、劉仁壽、郭景純、朱茂榛、周策、張師、甘青山,斷定這12名軍校學生都是「江浙同鄉會」的骨幹。在緊接着舉行的聯席會議第二次會議上,四方代表共同決議:

(1)開除蔣經國等12人的黨籍和團籍,其中蔣經國、劉仁壽、朱茂榛和周策等4名首要分子交格伯烏拘押審查。

(2)共產國際東方部與中共代表團聯名寫信給列寧學院黨部,請其對俞秀松、周達明等中國學生進行審查。

有關「江浙同鄉會」的問題很快反映到共產國際高層領導人那裏。在一次會議的休息期間,當時共產國際最高領導人布哈林特地向米夫詢問了有關蔣經國的問題,特別就格伯烏所說蔣經國是「江浙同鄉會」的首領一事問米夫說:「你相信嗎?」

沒有人知道布哈林在這裏做了哪些工作,可以肯定的只是,四方會議決定的開除12個中國軍校學生的決議,在執行時走了樣。儘管蔣經國發現他的行動已經受到某種限制,請假外出都要經過特殊的批准,事實上已被軟禁,但在他的朋友多半都被迫離開了軍校的時候,卻沒有人向他發出除名通知。並且,米夫很快就停止了對「江浙同鄉會」事件的調查和處理工作,一拖就是兩個多月。等到6月26日,眼看中大內部圍繞着這一事件掀起的巨瀾總也平息不下來,米夫乾脆親自宣佈說,有關「江浙同鄉會」的調查處理工作已經結束了,這個小組織已經不存在了,本校也沒有他們的會員,同學們不必再在這個問題上爭吵了,應當着手改善過於緊張的同志關係。

1928年5—6月間,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緊接着又開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中共領導人實在無力顧及「江浙同鄉會」問題。』但中共六大一結束,剛剛當上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就向參加共產國際六大的中共代表團作了一個報告,宣佈了「江浙同鄉會」的存在。這個消息在代表團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幾乎所有人都主張要「嚴重調查確實」,然後將這些小組織分子「一個一個地剷除出去」。有人更明確提出了具體的處理意見:1.唯一的領袖——槍決;2.二等領袖——坐格伯烏;3.三等分子——放逐;4.四等分子——用教育的方法訓練他。

這裏所謂「唯一的領袖」,很顯然指的就是蔣經國。根據會議記錄,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與會者對於如伺處理蔣經國沒有布哈林那麼多的顧慮。會上有人公開喊:「這樣的人(指蔣經國)顧惜什麼!」而中共代表團在與中山大學黨部領導人進一步核實情況時,黨部陳道原、李甜如的反應同樣激烈。他們堅持說:「中共代表團不將江浙同鄉會根本解決了,則對黨的前途非常危險。首領應當搶決,活動分子應開除。」

主張嚴懲「江浙同鄉會」成員,直至槍斃蔣經國的意見,在中共方面幾乎是不可改變的。他們甚至不在意共產國際的看法有了怎麼樣的轉變。即使在向忠發等中共領導人回國之後,繼續留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仍舊堅持這樣的意見。僅僅是因為聯共(布)中央的干預,蔣經國等人的命運才開始出現了一線轉機。

6月29日,已經遭到開除的中國學生陳啟科、左權、胡世傑、尤赤、郭景純等聯名寫信給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申訴冤情。緊接着,7月間,這些學生又幾度前往克里姆林宮,直接求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雖然他們沒有能夠見到斯大林,但見到了聯共(布)中央監委主席雅羅斯列夫斯基。鑑於布哈林對前此格伯烏的調查已經提出了疑問,聯共(布)監委迅速組織共產國際、格伯烏、蘇聯軍委和中共代表團四方開會,並調集了所有材料,重新審查這一事件。在經過幾周的深入調查取證之後,聯共(布)監委推翻了格伯烏前此的調查結論,並否定了中共代表團所堅持的意見。中共代表團幾經爭辯沒有結果之後,也不得不改變了自己原先的處理意見。

9月初,中共代表團同意不再利用前此一切有關材料在中國學生中追查所謂「江浙同鄉會」問題,並不再考慮對有關人員進行嚴厲處罰。但是,中共代表團堅持:第一,不能否認「江浙同鄉會」存在過的事實;第二,它的性質至少是黨內以同鄉或親友為基礎的祕密派別組織,「這種組織的發展前途有不只限於互助同鄉的性質,,而成為政治性質的可能」;第三,對其成員,在教育辦法不足時,仍須訴諸組織辦法加以制裁。

從此,再沒有人去討論要不要槍斃蔣經國的問題了。這一次的危險如果不是蔣經國一生中經歷的最危險的一件事,至少也是他旅蘇生活中最危險的經歷。大概蔣經國自己並不了解這些情況,因為在他所寫的旅蘇生活的種種日記和回憶中,他對自己在「江浙同鄉會」事件中險些丟了性命的情況隻字未提。可見,他差不多又是在不知不覺中鬼使神差地躲過了這一劫。

責任編輯: 李廣松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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