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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身中共 就得放棄自己的學問的賀麟

—晚年賀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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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已80高齡的賀麟入了黨。這位中國著名的唯心主義哲學家,以此為標誌,完成了他由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變。走進賀麟的內心世界,我們會感到如同其他著名知識分子的轉變一樣,賀麟一生的經歷同樣留給後世許多難解之謎。

賀麟是1902年生人,他這一代知識分子共同的教育背景是中西兩面,作為哲學家,賀麟的經歷更深地映現了時代巨變在他身上的影響。我在讀有關西南聯大的資料時,常常在馮友蘭、金岳霖、賀麟身邊停下來,想他們的經歷和選擇,有時為他們慶幸,但更多的時候是嘆息。作為同時代3位著名的哲學家,在變動的時代里,他們的理想和選擇常出現後人難以理解的背反現象。馮友蘭、金岳霖、賀麟都是留美的博士,在抗戰期間都在學術上達到自己一生事業輝煌的時期,在以後不多的歲月里,他們作為獨立的知識分子,經常對政治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今日我們重讀他們當年的著作,特別是他們寫的文化時評,我們怎麼也不會推出他們後來轉變的必然結果。這幾位哲學家的學問人們是公認的,但他們的經歷卻又是曲折的,我想從他們的經歷中感受一個時代是以怎樣的方式和力量,使這一批留美的博士放棄了自己早已形成的價值觀念,他們的轉變有多少是出自真誠,又有多少是出自無奈!在西南聯大校史上,這3位哲學教授不僅留了下來,而且很快和新時代同步,倒是當年幾位治歷史的教授如陳寅恪、錢穆、傅斯年、毛子水、姚從吾等人,保持了清醒的選擇,哲學家和史學家對立的選擇,給我們留下許多啟示。

對賀麟這一代知識分子而言,1949年的選擇已成為分析他們時無法繞開的一個標誌。在這個轉折關頭,去留問題是顯然存在的,從常識講,去留問題是因每個人的處境而言的,但往深里想,去留也反映當時知識分子對時局的基本估價。陳寅恪不走,代表了大多數知識分子當時的選擇,錢穆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說他曾邀請陳寅恪、楊樹達、梁漱溟等人,但均未成功。對此他感嘆到:「國家遭此大變,但距抗戰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亦證當時一輩知識分子對共產黨新政權都抱與人為善之心。」(該書246頁)賀麟是錢穆舊友,這個分析,對賀麟來說,也是真切的。北平圍城期間,南京方面曾3次讓賀麟離開,但他終於沒有走。賀麟當時的想法是「我不願意提個小包,像罪犯一樣跑掉,也不願再與蔣介石有聯繫。就是到美國去也不會如學生時代那樣受優待,何況我的愛人女兒決不做『白俄』。」(《會通集》74頁,三聯版)這時,中共地下黨也開始做許多大學教授的工作,在賀麟的去留問題上,當時的地下黨員汪子嵩、袁翰青都起過作用。

留下來的賀麟首先面臨的問題是他必須以放棄自己過去的學術思想來重新選擇新的東西,他是哲學家,這種不是經過深思後的選擇,對他來說,太痛苦了。他的一位同事說:「回想解放初期,當我們在『紅樓』幫助賀先生『洗澡』時,大家說,黑格爾唯心論有什麼捨不得丟掉的,有什麼可值得留戀的,有什麼不好一刀兩斷的。我們是那樣地『慷慨』,賀先生是那樣地動情,他好久說不出一句話,當時我們感到實在不好理解,只說他思想太頑固」(《會通集》31頁)。

可以想像當時賀麟的心情,一個治哲學黑格爾的專家,他怎麼能不加思考地就放棄自己的學術觀點呢!賀先生有苦惱,但他終於沒有苦惱下去,在隨後到來的批判胡適運動中,他已經完全放棄自己的獨立性了。此前,他到江西泰和參加了半年土改,1951年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參加土改改變了我的思想》一文,贊同唯物論。他寫了《讀艾思奇同志〈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的一些啟發和意見》,粗暴地批評了胡適。對賀麟的轉變,我們能夠理解,但更重要的是光理解同情遠不夠,我們要分析的是賀麟是在怎樣的環境下放棄了自己的學術獨立性,這樣的環境是怎樣無情地將一個讀書人的理性粉碎到如此程度。

《胡適來往書信選》中,收有賀麟給胡適的一封信,從信中可以看得出賀麟對胡適的敬重:「先生近年為國宣勞,功績至偉,而對學問如此努力,寫作收穫如此之多,使國內朋友聞之莫不欣佩奮勵。除亟盼先睹尊着外,並尤褥祝英文本的《中國思想史》早日寫成出版。麟近應《五十年來的中國》編者潘公展先生的約,寫有《五十年來的哲學》一文,文中有兩三處提及先生,雖覺表述的不充分,但也足見嚮往之忱,特附寄一閱,尚祈指正。」(下冊40頁)這是1945年寫給胡適的信,再看後來的批判,真讓人難以相信,當年賀麟從美國回來,是胡適請他到北大哲學系當講師的,薪水120元。1984年出版的《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中,收有4篇集中批判胡適的文章,還有批判羅素的文章。賀麟晚年,對自己當年的做法有深刻的檢討。在《近年羅素兩本著作讀後》一文的附記中,他坦然承認對羅素「曾做過敵對性粗暴攻擊」(《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22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賀麟將自己早年的舊作《當代中國哲學》一書改名為《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交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新寫的序言中,賀麟特別說明:「只有第三章時代思潮的演變與剖析,因為涉及政治問題,且系基於學生的筆記寫成,由於我當時對於辯證唯物主義毫無所知,所以這次作了較大的修改。」可以看出,賀麟對於舊著的修改是有懺悔心情的,但今天的研究者如將新舊著作對讀,就會發現,賀麟在新著中改掉的恰恰是那些最具個性、最有鋒芒而又最代表他哲學觀點的那些東西,今天研究賀麟恐怕還當以他的舊著為依據。

1941年賀麟在《當代評論》第1卷第16期上寫過一篇《學術與政治》的長文,此文後來收入了他的《文化與人》一書中(商務1988年版)。在這篇文章中,賀麟說:「所以一談學術,我們必須先要承認,學術在本質上必然是獨立的,自由的,不能獨立自由的學術,根本上不算是學術。學術是一個自主的王國,它有它的大經大法,它有它神聖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廣大範圍和領域,別人不能侵犯。每門學術都有它的負荷者或代表人物,這一些人,一個個都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態度,忠於其職,貢獻其心血,以保持學術的獨立自由和尊嚴。在必要時,犧牲性命,亦所不惜。因為一個學者爭取學術自由獨立的尊嚴,同時也就是爭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獨立和尊嚴,假如一種學術,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飾,或者為經濟所左右,完全為被動的產物,那麼這一種學術,就不是真正的學術。」

賀麟抗戰期間,是主張學術建國的,他所設想和追求的是:「使全國各界男女生活,一方面都帶有幾分書生味,亦即崇尚真理、尊重學術的愛智氣味;另一方面又都具有鬥士精神,為民族的獨立自由而鬥爭的精神。」(《文化與人生》23頁商務版)然而賀麟後來未能為學術的自由而奮鬥下去。按賀麟的觀點,爭學術獨立和自由,實是爭人格的獨立自由和尊嚴,那反過來說,失去了學術獨立和自由,還談什麼知識分子的人格和尊嚴呢?賀麟解放後寫的學術文章中,甚至連文風都有改變,比如批判胡適和羅素的文章,與他之前的文章比較起來,我們不會相信他會變得這樣的粗暴,而這一切卻又實實在在地發生了。賀麟晚年也只能在內心懷念他過去的追求。他在給《文化與人生》寫的新版序言中,就流露了對舊著的深情,他說「《文化與人生》一書雖然在編排方面有不少缺點和錯誤,初次在報刊上發表時,讀者尚有較好的反響,我自己也感到相當滿意」,而當知道韋政通對他舊著的評價時,甚至發出了「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感慨,其心情可以想見。

像馮友蘭和金岳霖一樣,賀麟也享了高壽,在他漫長的一生中,他最有創造性的時期實在沒有多少,而在晚年,在臨近生命終點的時候,他坎坷的一生,留給後人的不僅是他在西方哲學上的貢獻,更有他曲折的人生道路。

(選自謝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1月)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逝去的年代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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