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不少人將裴多菲俱樂部誤認為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罪魁禍首」。實際上，那個事件是匈牙利社會矛盾長期積累爆發的結果，而裴多菲俱樂部只不過是個很普通的學術團體，其領導成員都是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根本沒有能力發動和組織那樣一次全國性的行動。不過，歷史也讓它在那個事件發生前的特定時期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
蘇聯軍隊在1945年解放了匈牙利，長期在蘇聯流亡的拉科西·馬加什等人回國領導匈牙利共產黨。在此後幾年由各政黨聯合執政的人民民主時期，國家政治生活比較民主，戰爭創傷迅速恢復。1947年斯大林改變了政治主張，要求東歐各國共產黨儘快將國內其他政黨排擠出聯合政府，加速共產黨一黨執政的進程。匈共1948年取締了其他政黨，本身與社會民主黨左翼合併建立了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獨掌政權。拉科西·馬加什取得了黨和政府的最高領導權，「拉科西主義」在很短時間內形成並得以發展。
所謂「拉科西主義」，其實就是「斯大林主義」在匈牙利的翻版。其本質是在奉行個人迷信的條件下強行「全盤蘇化」。它在政治上破壞民主與法制，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在經濟建設上不顧本國具體條件，機械地效仿蘇聯；在思想和文化上實行專制。「拉科西主義」的主要具體表現如下：
一、大搞個人迷信，獨斷專行；宗派主義嚴重，殘害幹部與群眾。
拉科西這個具有豐富鬥爭經驗和曾在反革命的法庭及監獄裏大義凜然的共產黨人，在斯大林個人迷信的榜樣面前失去理智。他被吹捧為「英明領袖」、「匈牙利偉大的兒子」、「人民的領袖」、「傑出的思想家」和「斯大林最好的學生」等等。黨和政府的文件、新聞媒體及文藝作品對他的歌頌達到肉麻的程度。這從為他歌功頌德的兩句詩中可見其一斑：「風兒停止了喧譁，好讓人們聽清拉科西的講話」；「最好的父親拉科西，勞動人民熱愛你」。
在那個時代，拉科西的指示在匈牙利就是聖旨。他夥同格羅、雷瓦伊和法爾卡什結成「四人團伙」，主宰着黨內外一切事務的決定權，黨的政治局、書記處形同虛設。後來拉科西還兼任總理，政府工作也在他的掌控之中。
「四人團伙」在清除了社會上的「階級敵人」和製造了一系列冤案清洗了前其他政黨的領導人之後，根據莫斯科的指示又把鬥爭矛頭轉向黨內。他們首先清洗戰時在國內堅持地下鬥爭的共產黨領導人，捏造各種罪名把他們投入監獄。著名的「拉伊克案」就是這樣的代表作。
拉伊克·拉斯洛曾是戰時在匈牙利堅持鬥爭的地下共產黨總書記，解放後曾任政府內務部長、外交部長等職，在民眾中頗有威望。拉科西為消除對自己地位的威脅，1949年選中拉伊克作為打擊對象，以提高全黨的「警惕性」。拉伊克及其他幾個「同案犯」在獄中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只能出庭承認被指控的罪行。據史料記載：「拉伊克站在擴音器前，臉色蒼白，毫無表情，嘴裏不停地念着捏造出來的口供：他是美國的代理人，也是為舊警察工作的告密者和『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準備搞政變，要謀殺共產黨領導人。」其實早在1938年蘇聯就有過同樣的場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是這樣「承認」自己是帝國主義的間諜。
審判的結果是拉伊克以「間諜」、「鐵托代理人」和「托派」罪名被處死。斯大林的私人代表、蘇聯秘密警察頭目費多爾·別爾金中將直接參與製造此案。拉伊克的妻子拉伊克·尤麗奧在這次審判中也被判處徒刑，直到1956年才獲釋。「拉伊克案」結束後不久，卡達爾·亞諾什等一批黨的領導幹部相繼被捕，軍隊中一大批將領和中級軍官也未倖免於難。
拉科西一夥還大肆製造群眾性恐怖。當時告密風盛行，竊聽成為掌握群眾思想動向的重要手段。許多有不同政治見解的人被關進「古拉格群島」式的「拘留營」強制勞改。一些「階級異己分子」被強行舉家搬遷到荒涼的霍爾多巴吉草原去居住。首都的「不可靠分子」被趕往外地，往往只是因為他們有國外社會關係。在農村，富農是主要打擊對象，共有7萬戶人家被列入「富農名單」，處處受到歧視，然而其中至少有2.2萬戶人早已失去土地。警察和地方幹部對不肯入社的農民隨意毆打。對一般群眾進行懲罰的最常見的形式是罰款，1950—1953年夏天，法院共審理了65萬起案件，對其中38.7萬人課以罰款。1953年6月之前，在這個共有950萬人口的國家，竟有150萬人受到過起訴。
二、急於實行工業化和追求高指標。
按照斯大林「沒有重工業就沒有社會主義」的思想以及即將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預想，匈牙利從1948年起加快了工業化的速度，提出在5年內將這個農業—工業國發展為工業—農業國，進而將匈變為「鋼鐵國家」。於是，正在執行的三年恢復計劃成了雄心勃勃的工業化的開端。1950年開始執行的一五計劃指標在1951年2月平均提高了一倍。原定工業增長86.4%，改為增長200%；重工業生產從原定增長104%提高到增長280%；採礦業從原定增長55.2%提高到增長142%；冶金業從原定增長15%提高到增長162%。為了實現這些計劃，生產中不顧產品質量，只追求數量達標。這種高速工業化的項目還往往匆忙上馬，普遍缺少必要的準備，其結果可想而知。
三、投資過度。
原定一五計劃的總投資為280億福林，1949年春天追加到350億福林，同年底追加到510億福林，1950年又追加到600億福林。在工業投資中，90%的資金用於發展重工業，用於發展採礦業和冶金業的資金占工業總投資的2/3。用於輕工業和農業的投資則少得可憐，影響了食品和日用消費品的生產，造成市場供應緊張。與此同時，由於冷戰加劇，軍費開支大大膨脹，國防費用達到民用投資費用的一半以上。
四、急於改變生產關係。
從1948年起，國家對所有100人以上的工廠實行國有化，國營企業職工在工業部門所佔比重很快達到83%以上。1949年12月又頒佈國有化法律，對10人以上的企業也實行國有化。對小手工業進行的改造使小手工業工人的人數由1948年的18.7萬減少到1950年的2.9萬。在農業上則急於實行集體化，確定在3—4年內完成這一任務。由於缺乏物質、社會和思想準備，只能依靠行政命令和暴力強迫農民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到1953年全國10%的耕地荒蕪，農產品的市場供應量減少20%。
五、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1948年秋到1951年初，由於投資不斷增加，使國民經濟的資金積累比重達到35%這一世界罕見水平，而匈牙利在戰前1919—1939年經濟平穩發展時期，最好年景的積累比重只有8%。這樣，國民收入的大部分資金被國家積累所吸吮，人民生活狀況不斷惡化。一五計劃規定居民生活水平提高50%，但到1953年工人和職員的人均實際工資反而降低20%以上，農民1952年的實際收入不足1949年的2/3。到1953年，居民的消費總額已由原來佔國民收入75—80%下降到只佔58%。
城市居民居住條件惡劣。1941年停止的民居建設解放後一直沒有恢復，許多工人、職員家庭蝸居於斗室，有的甚至住在簡易的棚戶房。在這福利條件很差的情況下，工廠、企業還大力開展「斯達漢諾夫運動」，任意提高勞動者的生產定額，使勞動者的利益受到損害。
六、在意識形態上嚴加控制。
拉科西一夥除嚴格控制新聞報道、文學創作和文藝節目外，還經常對不同於官方立場的學術觀點展開批判，思想界長期處於壓抑狀態。為了加強「匈蘇友誼」，當局進行許多不真實的宣傳。例如，小學生們在學校里被告之，從蒸汽機到電燈泡和電話都是俄國人發明的。為了「全盤蘇化」，當時匈牙利連國徽都改為蘇式圖案、取消了國慶節、軍服採用蘇聯式樣，大大刺痛了人民的自尊心。這樣的思想禁錮、虛假宣傳和崇蘇媚外，是具有濃厚民族意識、求實精神和爭取自由傳統的匈牙利人所難以忍受的。
拉科西等人就是這樣追隨莫斯科，把一種陌生的斯大林主義制度強加在本民族頭上。到1953年斯大林死後，「拉科西主義」已使匈牙利全國民怨沸騰，社會危機不斷加深。在首都布達佩斯和外地的一些工廠、農村，反抗事件頻頻發生：工人企圖罷工、農民抵制交售農產品。這時東歐其他國家也局勢不穩，在東柏林、布拉格和比爾森都出了麻煩。為了穩住匈牙利的政局，馬林科夫、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在1953年6月親自出馬，撤銷了拉科西的政府總理職務，只保留他作為黨的首腦的職務，同時將具有改革思想的納吉·伊姆雷扶上總理的寶座，要求他儘快恢復國民經濟和消除社會危機。
納吉上台後大力推行稱之為「新階段」的經濟、政治改革，使「拉科西主義」受到嚴重打擊。改革很快取得了一定成果，受到全國人民的普遍擁護。然而，拉科西等人不甘心自己的權勢被削弱，抓住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向莫斯科告狀。由於國際環境的變化和出於領導集團內部權力鬥爭的需要，蘇聯領導人這時又轉向支持拉科西。納吉雖然得到匈黨多數中央委員的支持，但在政治局勢孤力單，1955年3月被迫辭去政府總理的職務。此後，由於他堅決拒絕做自我批評，先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後又被開除黨籍。此後，「拉科西主義」又得以復活。
然而，這時的納吉並非孤立無援。他的周圍集結了一大批支持者。他們主要是黨內一些作家、記者、科學家、藝術家、社會科學工作者等知識分子。其共同特點是都具有道德勇氣，對「拉科西主義」不滿和贊同納吉追求的「有人性的社會主義」。他們大多是老共產黨員，幾乎都進過納粹的監獄或曾被關進死亡集中營，也有些人是剛從拉科西的監獄釋放出來的。這批黨內知識分子把自己的命運同納吉聯繫在一起，決心挽救「新階段」改革。至於普通百姓，他們雖然不懂那麼多深奧的道理，但對納吉與拉科西之間的政策差別全都心知肚明。
蘇共二十大加劇匈黨分裂
1956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生前種種錯誤和罪行。這次大會以後，蘇聯反對個人迷信、「左傾極端主義」、「宗派主義」、「斯大林主義影響」的火力越來越猛，直接催化了波蘭、匈牙利事件的發生。
赫魯曉夫的這個報告不僅對蘇聯國內，對全世界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國外受它衝擊最大的要屬東歐各國，因為斯大林的錯誤在這些國家都不同程度地重複過。特別是匈牙利被推到了非斯大林化的前沿，因為過去在「全盤蘇化」和迫害無辜共產黨人方面拉科西都沖在東歐其他國家的前頭。拉科西的處境很艱難，因為他既要完成莫斯科交給的貫徹蘇共「二十大」決議的任務，又要保全自己的威信和地位。蘇聯領導人也想保住拉科西。因此，匈牙利在貫徹蘇共「二十大」決議方面一直邁不開步子。人們看到拉科西一夥不願糾正過去的錯誤，仍想把國家固定在原來的軌道上，使反對派的陣營更加擴大。
當時反對拉科西的黨內反對派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團結在納吉周圍的那些怒氣沖沖的黨內知識分子。他們不僅公開揭露「拉科西主義」的罪行，還曾打算向莫斯科甚至向聯合國告狀。另一部分人是以卡達爾·亞諾什、卡拉伊·久洛和麥澤·伊姆雷為代表的黨的領導幹部。他們也堅決反對拉科西的政策，但主張通過黨內鬥爭解決問題，反對把矛盾鬧到街頭上去，被稱之為「民主反對派」。蘇共「二十大」一方面堅定了反對拉科西的人的信念，另一方面也動搖了那些曾經頑強捍衛「拉科西主義」的人的意志，進一步加劇了匈黨內的分裂，對拉科西政權形成巨大的威脅。這時，匈牙利已形成全國性的「民族對抗」。「對抗」的一方是黨內反對派和奮起響應的廣大人民群眾，另一方是以拉科西為代表的匈牙利領導集團。
反對派陣營在日益壯大之時，極需要有一個可供他們公開發表政見和揭露拉科西一夥的錯誤與罪行的講壇。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裴多菲俱樂部應運而生，登上了歷史舞台。
裴多菲俱樂部的活動
裴多菲俱樂部原是一個知識分子學習小組，成立於1954年底，歸屬相當於共青團的勞動青年聯盟領導。它的前身是解放前地下共產黨控制的一個從事資助工農子弟上大學的慈善團體。將其改建成裴多菲俱樂部的原本目的是想在現行制度允許的範圍內為黨內年輕的知識分子提供一個討論問題的講壇。這個團體日常既研討青年聯盟的工作，也討論一些社會所關心的問題。它只有一間辦公室，設在勞動青年聯盟中央。
黨內反對派為推翻拉科西的統治而進行的鬥爭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裴多菲俱樂部的活動成為在社會上進行輿論動員的有效手段。
從1956年3月中旬開始，裴多菲俱樂部活躍起來。勞動青年聯盟中央甚至做出決議，要求擴大裴多菲俱樂部的活動和在外地也建立這樣的俱樂部。在這以後的日子裏，裴多菲俱樂部先後舉辦了一系列大型研討會，討論經濟、哲學、歷史、新聞等專題。參加這些研討會的有全國知名的經濟學家、作家、歷史學家、教育工作者、科學家、哲學家等學者和社會名流，也有年輕的知識分子甚至還有人民軍軍官。很多解放前參加過黨的地下鬥爭和抵抗運動的老戰士也到會傾聽和發言。
這些討論會的會場總是擠滿聽眾。座位不夠，他們就站在走道、窗外或乾脆在主席台上席地而坐。應該特別指出的是，裴多菲俱樂部的領導成員絕大部分是共產黨員，全都主持和參加過這些研討會。這不僅說明裴多菲俱樂部並非烏合之眾，從中也反映出當時黨分裂的嚴重程度。
5月以後，裴多菲俱樂部的活動更加活躍，發言者在研討會上提出的問題越來越尖銳，情緒也越來越激動。
5月9日，裴多菲俱樂部舉行研討會討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些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和匈牙利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指導原則。許多人就這些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在會上發言。由於要求發言的人太多，研討會不得不在5月20日再次舉行，重點討論在國民經濟生產中如何正確利用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
在5月20日研討會上做重點發言的都是一些在青年知識分子心目中享有威望、熟悉經濟工作和有改革思想的黨內代表人物。他們是國家計劃局的司長薩波·道馬什、著名經濟學家納吉·道馬什和剛被恢復名譽的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多納特·費倫茨等。做自由發言的也無一例外地都是黨員，其中一些人解放前就已加入地下共產黨。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都認為社會主義經過認真改革，仍有振興的希望。
在上述兩次關於經濟工作的研討會上，與會者對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制訂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們認為這個計劃的制訂缺乏民主，其指標不切實際和無法完成。他們指出拉科西一夥片面發展工業造成的許多惡果，並要求當局不加掩飾地如實公佈經濟統計資料和改變現有的工資政策、福利制度等。
5月30日晚和6月1日晚，裴多菲俱樂部連續舉辦關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研討會。與會者嚴厲批判當局編寫歷史的教條主義做法和官方的歷史觀，同時譴責斯大林主義偽造歷史的行為。他們指出，現政權不是把歷史當作一門科學對待，而是將其變為政治宣傳的工具及「實現政治目標的辯護詞」。有些人在會上提出，匈牙利聞名於世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盧卡契·捷爾吉1928年起草的所謂「勃魯姆提綱」是正確的。盧卡契當年為匈牙利共產黨起草的這個文件指出，匈牙利的迫切任務不是要搞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實行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盧卡契因這個觀點與匈共的正統觀念相背離而多年受到壓制。發言者們認為，盧卡契當年的觀點已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
會上還有人提出1948年是匈牙利歷史的一次錯誤的轉折，因為國家從此拋棄了民主社會主義而建立了「獨裁制度」。
匈解放後的黨史編寫工作和學校的歷史教學工作受到批評。也有些人就自己過去的歷史著作的觀點進行了檢討，表示從此將在新思想的指導下從事歷史研究工作。
時任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科學和文化部長的安迪寄·伊麗莎白作為對立面在會上也發了言。匈牙利的歷史學是她的管制領地，因此，她在發言中極力為黨在歷史學領域的工作辯護。
會後有報道說，在這次研討會上，匈牙利歷史學家們內心燃燒多年的要求民主與公開性的烈火「噴發」了出來。
6月14日晚研討會的題目是《蘇共二十大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有1200多人參加。由於會場實在容納不下如此眾多的聽眾，會議不得不臨時改換到經濟大學的禮堂去舉行。
71歲的盧卡契·捷爾吉也出席了這次研討會，因而引起極大轟動。這是他多年來首次在公開場合露面。這位參加過1919年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鬥爭的老共產黨員因與斯大林主義的哲學觀點相對立，被視作「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的老牌修正主義分子」。他1949—1950年受到系統地批判後被逼迫進行檢查，從此在哲學研究上無所作為。在這次研討會上，盧卡契與中央黨校教員鮑洛格·埃萊梅爾和哲學家塞蓋蒂·約瑟夫一起先後做了重點發言，他們的觀點受到聽眾廣泛的贊同。從而，匈牙利哲學界的狀況明顯地展現出來：在這個學術領域存在的兩個學派中，盧卡契派將哲學研究當作思想創造，將目光聚集在哲學的根本問題上；而教條主義派則將哲學混同於日常的宣傳、鼓動工作，將哲學庸俗化。許多人在會上誠懇地表示將改變自己以往對待哲學的教條主義態度。會議參加者還強烈要求為盧卡契「徹底平反」和為所有受到迫害的無辜者平反，從而在會場上激起一片經久不息的掌聲。
這個關於哲學的研討會也觸及到文學界的狀況和作家們受壓抑的境遇。與會者尖銳地指出，1948年以後，匈牙利的文化界專門對有進取精神的打棍子，對無所作為的則溫情脈脈。
裴多菲俱樂部6月27日在人民軍官俱樂部舉行的那場研討會使它的影響達到最高潮。這天是1953年納吉據以進行改革的「六月政策」確立3周年。那天晚上研討會的題目是《新聞和報紙問題》，聽眾從下午開始就在會場外的街道上聚集。這次會議通宵達旦地進行，從下午6點半開始一直持續到次日早晨4點，共有6000多人參加。剛被釋放出獄的拉伊克的夫人拉伊克·尤麗奧在會上要求為她的丈夫恢復名譽。她披露了自己在6年監獄生活中受到的非人待遇和拉伊克被處死前所遭受的駭人聽聞的摧殘。身為《匈牙利民族報》主編、優秀國際法學家的洛松齊·蓋佐最後發言。這位戴着眼鏡、別具學者風範的老共產黨人面請公眾諒解他過去犯的過錯，然後講述了所謂「納吉事件」的真實經過。他說：「就在我們大談黨的民主、言論自由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時候，納吉·伊姆雷卻根本無權為對他的指控進行辯護。」聽到納吉的名字，聽眾自動起立又喊又唱，要求納吉回到黨內和政府中來，同時要求解除拉科西的職務。
裴多菲俱樂部這個時期舉行的這些活動的影響遠遠超出在場聽眾的範圍。聽眾將他們耳聞的事情向工作單位的同事和外地的親友們廣為傳播，從而產生了連鎖反應。甚至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幾個奉命每次去會場監視裴多菲俱樂部研討會的秘密警察有一天向上級表示，他們已無法再去執行任務，因為他們自己也贊同發言者們的見解。
首都以外的各大城市也紛紛效法裴多菲俱樂部，建立了類似的論壇，勞動青年聯盟中央委員會還號召青年們參與這樣的活動。在納吉的故鄉考波什瓦爾，春天就組織了以匈牙利歷史上抗擊外來侵略的軍事家茲里尼命名的俱樂部；索姆鮑特海伊市組織了沃什瓦爾俱樂部；維斯普雷姆市成立了鮑特沙尼俱樂部；德布勒森市有科蘇特俱樂部。南部的佩奇市行動較晚，但後來也成立了當地的裴多菲俱樂部。這樣，首都和外地的這些俱樂部的活動促進了反對派力量的迅速壯大，反對「拉科西主義」的活動雖然還沒走上街頭，但已擴展到黨外。蘇共領導人米高揚這個時期到匈牙利考察政治局勢後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說：「政權日益從同志們的手中丟失，敵對分子的平行中心正在形成……」拉科西也憂心忡忡地說：「我感到自己像坐在一隻隨時可能爆炸的火藥桶上」。
就在裴多菲俱樂部6月27日最後舉行的那次討論會結束幾個小時之後，波蘭發生了波茲南事件，采蓋爾斯基工廠的1萬多工人罷工，走上街頭舉行示威遊行。這使裴多菲俱樂部6月27日研討會的性質顯得更加嚴重。時任蘇聯駐匈牙利大使、後來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安德羅波夫事後在向莫斯科遞交的外交報告說，裴多菲俱樂部的這些研討會從本質上看已演變成對黨的領導的示威，超出政權的容忍限度。他認為匈牙利這個時期的局勢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發生的事情在性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帝國主義向社會主義進攻的一部分。
6月30日，拉科西召開勞動人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譴責裴多菲俱樂部的活動「反黨、反人民民主制度」，並且斷定是「主要由納吉·伊姆雷周圍所形成的集團所指揮的」。7月1日，內務部下令禁止裴多菲俱樂部繼續活動。這樣，裴多菲俱樂部的活動便告一段落，直到9月在新的形勢下才又恢復。屆時，全國的政治危機已一觸即發，以「拉科西主義」為特徵的那個時代已經躺在墓穴中。不久後的10月23日便發生了匈牙利事件，布達佩斯的數十萬群眾舉行示威遊行反對拉科西政策並很快發展為武裝暴動，最後被蘇聯出兵鎮壓下去。
總的來看，裴多菲俱樂部雖然不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組織者，但對這個事件的發生起到了輿論動員的作用，就如同匈牙利1848年革命之前科蘇特主辦《佩斯新聞報》發動群眾一樣。它通過舉辦各種研討會向民眾指出社會面臨的危機，使人們有機會公開表達不滿和提出民主要求，從而匈牙利黨內的反對派與廣大民眾匯合到一起，猛烈地衝擊了拉科西政權的基礎。與此同時，那些主張對社會進行實質性改革的人還全面闡述了他們的理念與設想，為國家勾畫了社會主義改革的藍圖，鼓舞人們努力去爭取實現它。
發揮了歷史作用的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就這樣留在世人的心目中。
《炎黃春秋》200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