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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平頭百姓到紅二代大亨 誰能躲過思想警察來敲門?

新冠病毒疫情期間受到打壓的中國公民(從左至右順時針:任志強、李澤華、陳秋實、方斌、李翹楚、高飛、許志永)

國保的電話是晚飯時分打來的。

「你人在哪兒呢?給我發個定位,」說話的是高飛熟悉的孫警官。

高飛,32歲,湖北黃岡人,常年在廣州做焊工,也參與一些公民維權。去年底,他回到老家,和武漢周邊的其他小城一樣,這裡很快淪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重災區。

高飛知道他們遲早要來。一天前,他「翻牆」發了一條推文,說當地醫院物資嚴重告急,習近平不把老百姓的命當一回事,是「反人類」。

「這條推特據說驚動高層了。縣公安局說,公安局下令抓人,」他告訴美國之音

高飛被行政拘留了七天。

「現在完全是人治的狀態,沒有法治,」他對美國之音說。「誰的人身安全都沒有保障。」

新冠病毒疫情期間,中共當局對網絡信息的封鎖越來越嚴,因言獲罪的人也越來越多。用一位網民的話說,「幾乎每天都有朋友被帶走、失聯、拘留、喝茶」。

非政府組織「中國人權捍衛者」(CHRD)說,截至3月12日,僅中國官媒報道的全國因傳播疫情信息受罰的案件就有5511起。他們中大多數被行政拘留3-15天並強迫認罪,一些人還受到行政罰款、口頭警告、教育訓誡和刑事拘留。在該組織收集到的452個因「散布謠言」而受罰的網民案例中,年齡最小的只有15歲。

「很多人並不覺得自己發表了什麼政治言論、危險言論。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可能會惹上麻煩,然後就有人來敲他們的門了,」美國自由之家高級研究員莎拉·庫克(Sarah Cook)對美國之音說。

庫克認為,在這場疫情中,打壓異見者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要務。北京把這場公共健康危機當成了一場政治危機。

在眾多受到打壓的異見者中,近日,中共紅二代、地產大亨任志強的被失蹤引發廣泛關注。

現年69歲的任志強人稱「任大炮」,曾多次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共產黨。本月初,他再度開炮,在一篇措辭犀利的文章中抨擊北京當局掩蓋疫情真相,不點名地把習近平稱作「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任志強的多位友人證實,他於3月12日被當局帶走。

一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對美國之音說,任志強起初在一個小圈子裡分享了這篇文章。小圈子的成員都是與他一道參與環保活動的民營企業家。

這位消息人士說,他與任志強有多位共同朋友。他告訴美國之音:「他大概跟11個人分享了,可能有些人沒有這個政治意識,就把它傳出去了。有的人就來問他,這是不是你寫的?他敢作敢當,說是我寫的,就引發了後面一連串的事。」

這位消息人士還向美國之音透露,任志強的大兒子、秘書也被抓了。他的妹妹及家人都會受到影響。任志強本人目前被當局留置,政府將此定為重案,「任何人不得插手,不能介入,不能求情,可能也包括王岐山。」

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曾是任志強的中學輔導員,二人關係密切。許多政治觀察人士注意到,王岐山自疫情爆發以來一直沒有露面,也沒有出席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17萬人大會。

「王岐山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靠邊站了,他對習近平沒有什麼制衡,」這位消息人士說。「從民間和黨內的反應來看,大家是普遍的同情,但是站出來講話的人寥寥無幾。」

「現在任志強基本變成了刀板上的一塊肉,」他說。

任志強的朋友、中國女企業家王瑛是在他失聯後少數為之呼籲的人之一。美國之音上周與她取得聯繫時,她說,任志強的案子「沒有進展」,「現在恐怕誰發聲都夠嗆」。

「國內控制傳播的手段都上來了。無論是恐嚇還是實控都很有效。對家屬的控制也很有效,」王瑛說。

瑞典人權活動家彼得·達林(Peter Dahlin)說,自習近平掌權以來,中國演變出各種新型強迫失蹤手段,形成了一整套生態系統,留置就是其中一例,其前身是中共用於黨內調查的「雙規」。

「這是一個用於失蹤的系統化、制度化體系,說白了就是將人綁架長達半年,」達林從西班牙通過Skype對美國之音說。因為新冠病毒疫情,他被封鎖在馬德里的家中。

達林告訴美國之音,國家監察委員會——這個凌駕於司法系統之上的機構——可以在不通知家人和工作單位的情況下,將人在秘密地點扣押6個月。他們被單獨拘押,沒有任何法律保護。事實上,很多人被扣押的時間遠超6個月。

國家監察委員會由習近平大力推動,在2018年的「兩會」上宣告成立,負責調查政府官員中非黨員的人,或和政府有關的機構員工。

達林說,國家監察委員會的調查對象涵蓋3億中國人,其主要目的並非打擊經濟犯罪,而是為了嚴明政治紀律,實現政治控制。

據他領導的非政府組織「人權衛士緊急救援會」(Safeguard Defenders)統計,過去一年中,國家監察委員會對近200萬人發起過調查,其中約2萬5000至3萬人被失蹤,平均每天16到80人左右。

達林本人是習近平向異見人士發動的戰爭中第一批外籍受害者之一。2016年,他曾因從事人權活動被中共當局指定監視居住23天——這是中國針對維權律師、公民記者、活動人士等異見分子的另一套失蹤體系。

在那與世隔絕的23天里,達林被關押在北京南部的一處秘密設施。他被單獨拘禁,終日不見陽光,頭頂的日光燈不分晝夜地開着。大部分的時間裏,他枯坐在一間安裝着防自殺軟墊的房間里。兩名看守坐在不遠處,一動不動地盯着他。

「他們每6小時換一次崗,24小時地看着你。你扭動一下身體,你笑,你哭,不論你做什麼,他們都會記下來,但是他們不能和你講話,」達林回憶。

審訊往往在夜晚進行,趁着人們最疲憊、意志力最薄弱的時候。那是他唯一能與人接觸的時刻。他說,那種孤單感會嚴重困擾人們的心智。

「事實上,國際法規定,在調查中使用單獨監禁超過15天就構成酷刑,」達林說。「他們認為,超過15天就會對人的頭腦造成永久性損傷。」

作為一名外國人,達林說,他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他沒有遭受酷刑,吃的稀湯寡水的麵條也是和看守們同樣的伙食。他的中國籍女友和很多同事們也被羈押在同一處設施。隔着牆,他可以聽到有人被打時發出的哀嚎。

達林告訴美國之音,他很清楚中共當局為什麼使用強迫失蹤,而不是簡單地逮捕手段。

「這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政治恐怖主義,你會害怕,」他說。「你的同事、朋友、伴侶也會成為這種恐怖主義的目標。」

責任編輯: 李華   來源:美國之音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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