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疫情期間受到打壓的中國公民（從左至右順時針：任志強、李澤華、陳秋實、方斌、李翹楚、高飛、許志永）
國保的電話是晚飯時分打來的。
「你人在哪兒呢？給我發個定位，」說話的是高飛熟悉的孫警官。
高飛，32歲，湖北黃岡人，常年在廣州做焊工，也參與一些公民維權。去年底，他回到老家，和武漢周邊的其他小城一樣，這裏很快淪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重災區。
高飛知道他們遲早要來。一天前，他「翻牆」發了一條推文，說當地醫院物資嚴重告急，習近平不把老百姓的命當一回事，是「反人類」。
「這條推特據說驚動高層了。縣公安局說，公安局下令抓人，」他告訴美國之音。
高飛被行政拘留了七天。
「現在完全是人治的狀態，沒有法治，」他對美國之音說。「誰的人身安全都沒有保障。」
新冠病毒疫情期間，中共當局對網絡信息的封鎖越來越嚴，因言獲罪的人也越來越多。用一位網民的話說，「幾乎每天都有朋友被帶走、失聯、拘留、喝茶」。
非政府組織「中國人權捍衛者」（CHRD）說，截至3月12日，僅中國官媒報道的全國因傳播疫情信息受罰的案件就有5511起。他們中大多數被行政拘留3-15天並強迫認罪，一些人還受到行政罰款、口頭警告、教育訓誡和刑事拘留。在該組織收集到的452個因「散佈謠言」而受罰的網民案例中，年齡最小的只有15歲。
「很多人並不覺得自己發表了什麼政治言論、危險言論。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可能會惹上麻煩，然後就有人來敲他們的門了，」美國自由之家高級研究員莎拉·庫克（Sarah Cook）對美國之音說。
庫克認為，在這場疫情中，打壓異見者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要務。北京把這場公共健康危機當成了一場政治危機。
在眾多受到打壓的異見者中，近日，中共紅二代、地產大亨任志強的被失蹤引發廣泛關注。
現年69歲的任志強人稱「任大炮」，曾多次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共產黨。本月初，他再度開炮，在一篇措辭犀利的文章中抨擊北京當局掩蓋疫情真相，不點名地把習近平稱作「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任志強的多位友人證實，他於3月12日被當局帶走。
一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對美國之音說，任志強起初在一個小圈子裏分享了這篇文章。小圈子的成員都是與他一道參與環保活動的民營企業家。
這位消息人士說，他與任志強有多位共同朋友。他告訴美國之音：「他大概跟11個人分享了，可能有些人沒有這個政治意識，就把它傳出去了。有的人就來問他，這是不是你寫的？他敢作敢當，說是我寫的，就引發了後面一連串的事。」
這位消息人士還向美國之音透露，任志強的大兒子、秘書也被抓了。他的妹妹及家人都會受到影響。任志強本人目前被當局留置，政府將此定為重案，「任何人不得插手，不能介入，不能求情，可能也包括王岐山。」
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曾是任志強的中學輔導員，二人關係密切。許多政治觀察人士注意到，王岐山自疫情爆發以來一直沒有露面，也沒有出席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17萬人大會。
「王岐山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靠邊站了，他對習近平沒有什麼制衡，」這位消息人士說。「從民間和黨內的反應來看，大家是普遍的同情，但是站出來講話的人寥寥無幾。」
「現在任志強基本變成了刀板上的一塊肉，」他說。
任志強的朋友、中國女企業家王瑛是在他失聯後少數為之呼籲的人之一。美國之音上周與她取得聯繫時，她說，任志強的案子「沒有進展」，「現在恐怕誰發聲都夠嗆」。
「國內控制傳播的手段都上來了。無論是恐嚇還是實控都很有效。對家屬的控制也很有效，」王瑛說。
瑞典人權活動家彼得·達林（Peter Dahlin）說，自習近平掌權以來，中國演變出各種新型強迫失蹤手段，形成了一整套生態系統，留置就是其中一例，其前身是中共用於黨內調查的「雙規」。
「這是一個用於失蹤的系統化、制度化體系，說白了就是將人綁架長達半年，」達林從西班牙通過Skype對美國之音說。因為新冠病毒疫情，他被封鎖在馬德里的家中。
達林告訴美國之音，國家監察委員會——這個凌駕於司法系統之上的機構——可以在不通知家人和工作單位的情況下，將人在秘密地點扣押6個月。他們被單獨拘押，沒有任何法律保護。事實上，很多人被扣押的時間遠超6個月。
國家監察委員會由習近平大力推動，在2018年的「兩會」上宣告成立，負責調查政府官員中非黨員的人，或和政府有關的機構員工。
達林說，國家監察委員會的調查對象涵蓋3億中國人，其主要目的並非打擊經濟犯罪，而是為了嚴明政治紀律，實現政治控制。
據他領導的非政府組織「人權衛士緊急救援會」（Safeguard Defenders）統計，過去一年中，國家監察委員會對近200萬人發起過調查，其中約2萬5000至3萬人被失蹤，平均每天16到80人左右。
達林本人是習近平向異見人士發動的戰爭中第一批外籍受害者之一。2016年，他曾因從事人權活動被中共當局指定監視居住23天——這是中國針對維權律師、公民記者、活動人士等異見分子的另一套失蹤體系。
在那與世隔絕的23天裏，達林被關押在北京南部的一處秘密設施。他被單獨拘禁，終日不見陽光，頭頂的日光燈不分晝夜地開着。大部分的時間裏，他枯坐在一間安裝着防自殺軟墊的房間裏。兩名看守坐在不遠處，一動不動地盯着他。
「他們每6小時換一次崗，24小時地看着你。你扭動一下身體，你笑，你哭，不論你做什麼，他們都會記下來，但是他們不能和你講話，」達林回憶。
審訊往往在夜晚進行，趁着人們最疲憊、意志力最薄弱的時候。那是他唯一能與人接觸的時刻。他說，那種孤單感會嚴重困擾人們的心智。
「事實上，國際法規定，在調查中使用單獨監禁超過15天就構成酷刑，」達林說。「他們認為，超過15天就會對人的頭腦造成永久性損傷。」
作為一名外國人，達林說，他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他沒有遭受酷刑，吃的稀湯寡水的麵條也是和看守們同樣的伙食。他的中國籍女友和很多同事們也被羈押在同一處設施。隔着牆，他可以聽到有人被打時發出的哀嚎。
達林告訴美國之音，他很清楚中共當局為什麼使用強迫失蹤，而不是簡單地逮捕手段。
「這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政治恐怖主義，你會害怕，」他說。「你的同事、朋友、伴侶也會成為這種恐怖主義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