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媒體記者採訪中國疾控中心負責人
《環球時報》一篇揭露武漢醫院疫情爆發內幕的調查報導遭到刪除。這是中共病毒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突破中共宣傳部門的管控，講真話多一系列報道的最新一篇。在中共官方媒體裏，仍有一些想說真話、做真實新聞的記者們。在新聞審查對高壓下，他們面對的是什麼樣的處境?
人在武漢的中國黨媒記者Henry Jiang采寫完一篇報導，關於志願者如何在小區服務。「正能量、溫馨、中國小人物的故事」，他心裏想着，這應該符合編輯的需求。
他說，稿最後「被斃了」。
「領導的意思是……不讓宣傳民間的力量。怎麼說呢?就是稿子也不知道怎麼寫。」
Henry Jiang擔心自己的安全，以英文名受訪。
中國官媒基層記者:可不可以別讓我演戲?
中共病毒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中共官方對言論管控的大刀砍下，連官方媒體的基層記者也感到無所適從。
《環球時報》的特派武漢記者樊巍3月16日發出一篇調查報導《武漢市中心醫院醫護人員吐真情：疫情是面照妖鏡》。樊巍透過採訪一線醫生，揭露了此次疫情上報遭隱匿、李文亮醫生遭威脅開除、醫療人員不被允許穿防護服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導致的種種事實。
文稿刊出不久後，也遭到刪除。
二月底，向來被視為中共中宣部掌控輿情主旋律的另外兩家官媒《新華社》和《光明日報》，不約而同地刊發了「鼓勵講真話」的文章，不久後，也遭到刪除。
「我們在一線，現在疫情素材很多，到處都是故事素材能寫，照事實寫…….也不行。」Henry Jiang說，這類抱怨即使在黨營媒體內也不斷滋長。他自嘲，有能力的人離職，沒有能力的人就繼續配合黨機器「當演員」。
另一位在中國國有媒體工作的記者CindyYu也用同樣的自嘲方式形容自己的採訪工作「像是導演一樣」。她的領導直接要求她交出受訪者「誇讚中國」的影片。她有次私下向領導抱怨，「有政治任務我了解，但可不可以不要讓我演戲?」
監督型報導被視為對黨不忠
中國的黨營媒體並非一直是如此光景。90年代至本世紀初，中國官媒《中國青年報》、央視《新聞調查》、《焦點訪談》等節目，仍做出一些經典調查報導。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對本台表示，「過去，為民喉舌、為民監督，與黨媒的身分並不矛盾。」
不過，在2016年習近平造訪《人民日報》社、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三家國家級官方媒體，明確命令官方媒體」必須姓黨」後，官方媒體的處境出現變化。
方可成說，「當政治忠誠被提升到一個很高的地位，監督報導被視為一個不忠誠的體現……比如你去報導一些災難事件時，你對這個事件的追責、反思，能夠到什麼程度？你是只能去追責到一個基層官員？還是到第一個主政的地方官員？還是能追責、反思背後的體系？」
失去完全獨立性、調查性的中共官方媒體，成為公權力機構的直接傳聲筒。
中國媒體人的糾結
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課堂上，前南方周末記者、助理教授方可成播放着《佐拉與老虎廟》的紀錄片。影片記述着中國最早的兩位公民記者的周曙光和張世和，如何揭露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不為人知的腐化、污染、土地掠奪和貧困加劇的故事。
80後、畢業於北大新聞學院的方可成說，他能觀察到台下這群即將或可能進入中國新聞界的00後的焦慮與糾結。
」比起我讀書的時候，防火牆沒那麼高，社會上還是有活躍的公民社會、NGO，當時學生想參與公共事件、跟這些人交流是有管道的。但現在可能這種無力、顧慮的感覺，更加強烈。」
另一方面，隨着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方可成說，這些新聞人們還要面臨來自同學、或在網上被舉報的壓力。
方可成所創立的微信公號「新聞實驗室」一直是中國媒體人及學生們的重要閱讀指南。2020年2月29日晚上，這個號遭到永久封禁。
方可成說，他還是會繼續書寫，也繼續鼓勵學生成為負責任的信息傳播者。
「我不是擔心大家太過冒進，反而是擔心大家太過小心。＂
他觀察，中國媒體人現在是一個過度謹慎的狀態。而越少人願意說真話，這個社會就越加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