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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時也講真話了?中國官媒記者不願「演戲」

在中國國有媒體工作的記者CindyYu也用同樣的自嘲方式形容自己的採訪工作「像是導演一樣」。她的領導直接要求她交出受訪者「誇讚中國」的影片。她有次私下向領導抱怨,「有政治任務我了解,但可不可以不要讓我演戲?」 另一方面,隨着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方可成說,這些新聞人們還要面臨來自同學、或在網上被舉報的壓力。

官方媒體記者採訪中國疾控中心負責人

環球時報》一篇揭露武漢醫院疫情爆發內幕的調查報導遭到刪除。這是中共病毒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突破中共宣傳部門的管控,講真話多一系列報道的最新一篇。在中共官方媒體里,仍有一些想說真話、做真實新聞的記者們。在新聞審查對高壓下,他們面對的是什麼樣的處境?

人在武漢的中國黨媒記者Henry Jiang采寫完一篇報導,關於志願者如何在小區服務。「正能量、溫馨、中國小人物的故事」,他心裏想着,這應該符合編輯的需求。

他說,稿最後「被斃了」。

「領導的意思是……不讓宣傳民間的力量。怎麼說呢?就是稿子也不知道怎麼寫。」

Henry Jiang擔心自己的安全,以英文名受訪。

中國官媒基層記者:可不可以別讓我演戲?

中共病毒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中共官方對言論管控的大刀砍下,連官方媒體的基層記者也感到無所適從。

《環球時報》的特派武漢記者樊巍3月16日發出一篇調查報導《武漢市中心醫院醫護人員吐真情:疫情是面照妖鏡》。樊巍透過採訪一線醫生,揭露了此次疫情上報遭隱匿、李文亮醫生遭威脅開除、醫療人員不被允許穿防護服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導致的種種事實。

文稿刊出不久後,也遭到刪除。

二月底,向來被視為中共中宣部掌控輿情主旋律的另外兩家官媒《新華社》和《光明日報》,不約而同地刊發了「鼓勵講真話」的文章,不久後,也遭到刪除。

「我們在一線,現在疫情素材很多,到處都是故事素材能寫,照事實寫…….也不行。」Henry Jiang說,這類抱怨即使在黨營媒體內也不斷滋長。他自嘲,有能力的人離職,沒有能力的人就繼續配合黨機器「當演員」。

另一位在中國國有媒體工作的記者CindyYu也用同樣的自嘲方式形容自己的採訪工作「像是導演一樣」。她的領導直接要求她交出受訪者「誇讚中國」的影片。她有次私下向領導抱怨,「有政治任務我了解,但可不可以不要讓我演戲?」

監督型報導被視為對黨不忠

中國的黨營媒體並非一直是如此光景。90年代至本世紀初,中國官媒《中國青年報》、央視《新聞調查》、《焦點訪談》等節目,仍做出一些經典調查報導。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對本台表示,「過去,為民喉舌、為民監督,與黨媒的身分並不矛盾。」

不過,在2016年習近平造訪《人民日報》社、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三家國家級官方媒體,明確命令官方媒體」必須姓黨」後,官方媒體的處境出現變化。

方可成說,「當政治忠誠被提升到一個很高的地位,監督報導被視為一個不忠誠的體現……比如你去報導一些災難事件時,你對這個事件的追責、反思,能夠到什麼程度?你是只能去追責到一個基層官員?還是到第一個主政的地方官員?還是能追責、反思背後的體系?」

失去完全獨立性、調查性的中共官方媒體,成為公權力機構的直接傳聲筒。

中國媒體人的糾結

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課堂上,前南方周末記者、助理教授方可成播放着《佐拉與老虎廟》的紀錄片。影片記述着中國最早的兩位公民記者的周曙光和張世和,如何揭露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不為人知的腐化、污染、土地掠奪和貧困加劇的故事。

80後、畢業於北大新聞學院的方可成說,他能觀察到台下這群即將或可能進入中國新聞界的00後的焦慮與糾結。

」比起我讀書的時候,防火牆沒那麼高,社會上還是有活躍的公民社會、NGO,當時學生想參與公共事件、跟這些人交流是有管道的。但現在可能這種無力、顧慮的感覺,更加強烈。」

另一方面,隨着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方可成說,這些新聞人們還要面臨來自同學、或在網上被舉報的壓力。

方可成所創立的微信公號「新聞實驗室」一直是中國媒體人及學生們的重要閱讀指南。2020年2月29日晚上,這個號遭到永久封禁。

方可成說,他還是會繼續書寫,也繼續鼓勵學生成為負責任的信息傳播者。

「我不是擔心大家太過冒進,反而是擔心大家太過小心。"

他觀察,中國媒體人現在是一個過度謹慎的狀態。而越少人願意說真話,這個社會就越加危險。

責任編輯: 寧成月   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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