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老舍在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詞
因為參與註解《正紅旗下》，促我把文本認真地讀了好幾遍。讀着它，似乎是在一個多世紀前老北京的胡同里漫步，走進了充滿特色和情趣的旗人的世界，品味着老舍那獨有的語言魅力。這種閱讀體驗讓我醉迷，也讓我思索。
顯然，面前的這八萬字只是一部鴻篇巨製的序曲，按字數算恐怕還不到全書的十分之一。《正紅旗下》的時間跨度起於1899年，結尾大約應在1912年左右，因為辛亥革命(1911)一來，八旗制度就到頭兒了。這其間一共十三年。寫八年抗戰的《四世同堂》是一百萬字，《正紅旗下》估計不會少於這個數兒。這不僅是因為比起來它的時間跨度多着五年，更因為它必將涉及好幾個大事件：變法維新、義和團、八國聯軍、辛亥革命。這是個史詩的構架，它雖然是以「我」為線索卻不是自傳體小說的寫法，它的視角是全知全能的，視野非常開闊，涉及的範圍很廣。讀過這現存的前11節，不能不讓我們對全書的藝術價值、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及民族學價值有很高的期待，因而，對它的戛然而止自然會非常遺憾。「千古遺恨」，這不僅是冰心先生的也是大家共同的感慨。
那麼，為什麼老舍懷着巨大的熱情寫了這麼精彩的開篇卻又停筆了呢？
一般的說法是：它動筆在1961年底，因為當時三年大災剛過，意識形態領域有了點兒寬鬆，文藝界是小陽春。可是沒過多久，1962年9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又大講階級鬥爭，警告說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風聲又緊。隨後，共產黨又提出「大寫十三年」，寫舊時代的東西更不合時宜了，老舍只好停筆。
但是我又想，如果沒有形勢突變這個原因，老舍就一定能把它寫完嗎？
停筆的原因恐怕還不這麼簡單。我想，至少有四個坎兒老舍過不去。
一、危險的主題
老舍是個社會責任感極強的人，他寫《正紅旗下》絕不僅要描述京城旗人的生存方式、習俗和心理，更要對這個民族的歷史進行反思，而這個反思又必然有現實的針對性。雖然老舍和眾多知識分子一樣，對極「左」路線有過屈從和輕信，但在內心並沒有失去自由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本色。這些年，他親歷了一系列荒唐的政治運動，特別是反右和餓死三千多萬人的三年大躍進，他當然有自己的看法。在大饑饉的日子，老舍自己的孩子也有浮腫的，他不能不揪心。更揪心的是耳聞目睹更大範圍的災難。全國的事他是無能為力的，在北京市他想自己還能說上話，向市政府建議給市民發麻醬票就是他的一個主意。多年來，有三部長篇他準備要寫，此時所以選擇寫《正紅旗下》，對民族大災難的感受和思索恐怕是主要原因，因為滿清這個曾經帶着虎虎生氣入關的民族，由於特權和專制走向衰敗直到滅亡的歷史，對今天是有借鑑作用的。
如果僅僅是要畫一幅老滿族的風景畫和風俗畫，即便階級鬥爭的風聲再緊，他也沒有必要過分緊張。然而因為老舍始終是個自覺地「為時而著」的作家，他寫滿族的同時總要與現實比對，越比對就越自覺，也就越為這自覺擔憂。正因為有這個創作自覺，心裏有「鬼」，所以一旦「小說反黨」「大寫十三年」這些極「左」的威脅從上邊壓下來，儘管還沒指向他，他也立刻明白不能再寫下去，不然，抓住他的主題，說他影射當朝，隨時可以置他於死地。
二、義和團他沒法兒寫
義和團是書里的一個重要內容。山東王掌柜的兒子十成是山東的義和團，二哥福海這個主要的正面人物將來也會是義和團，而且是骨幹。如果照實情寫，眾多的八旗官兵和不少王公貴族也參加了義和團。然而，義和團實際上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破壞性極大的邪教組織。它的發起雖然有正義與合理的一面，但它更有愚昧、極端、盲動和破壞的一面，而且愈演愈烈。陳獨秀就曾說過它是「全社會種種邪說的結晶」（《克林德碑》）。它最初打的是「反清復明」的旗號，後來被西太后利用來「保清滅洋」，成為了一次極端的民族主義運動。
今天看來，可以說它就是西太后操縱的一次紅衛兵運動。義和團和紅衛兵有太多相像的地方。一樣的迷信，一樣的狂熱，一樣的敵視文化，一樣的瘋狂破壞，一樣的禍國殃民，一樣是被當權者利用。「文革」中湖南造反派組織湘江風雷就打出「60年代義和團」的旗號。當時，毛澤東為了表示支持紅衛兵，就曾特意指示戚本禹在其執筆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中加強對義和團中的「紅燈照」的正面評述（見閻長貴：《對劉少奇的大批判是怎樣發動的》《炎黃春秋》2009年第7期）。可見，把義和團和紅衛兵作比較絕不是僅憑想像或好惡作出的簡單的類比。
義和團運動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大災難。他們在盲目排外的反洋教活動中濫殺了很多無辜的外國人和中國的普通百姓，一般估計不下十幾萬人。不僅洋人要殺，信教的「二毛子」要殺，與教會無關的「三毛子」直到「十毛子」都殺。身上有支鉛筆，有張洋紙，穿了雙洋襪，都惹來殺身之禍。有一家人僅被搜出一根洋火，全家八口一個不留。同文館是國家翻譯局，那裏的人學的是洋話，當然要殺。他們燒教堂，燒藥房，燒制幣廠，在前門外引起連片大火，晝夜火光沖天。……義和團濫殺無辜毀滅文化的暴行給老北京留下了永遠抹不掉的記憶。
老舍的心裏其實有兩個義和團。1960年他寫話劇《神拳》完全是按照官方口徑，依據當時發表的傳說來寫的，對義和團全盤肯定，熱情歌頌。但對義和團壞的一面他並不是不知道。從小他就能聽到北京市民的講述，他也接觸到不少有關的文字記載。據羅常培回憶，30年代老舍就想拿「拳匪亂後」（注意：是「匪」，是「亂」）的北平作背景寫一部家傳性質的歷史小說。羅常培還替他請了北京的父老講當年拳匪作亂的情形，並且替他搜集義和團的材料（見羅常培：《我與老舍》）。
在構思《正紅旗下》的過程中，兩個義和團（官方宣傳的和實際存在的）必在老舍腦子裏打架。若是照官方觀點寫，當局會讚許，但歷史失真，無法經受歷史的檢驗，肯定是敗筆。若照實寫，與官方農民運動「好得很」的觀點相悖，就不是小問題。
三、該怎麼寫教會？
歷史上，西方的教會在中國曾經做過不少壞事，也做過很多好事。老舍當年受洗入教正是因為對教會有好感才想通過教會為民眾做更多的好事。他英國之行也是由於得到了教會的推薦和資助。教會的正負兩面他不會不清楚。但在已寫出的《正紅旗下》裏邊，作為教會和教徒的代表牛牧師和多老大完全是小丑式的漫畫人物。如果是短篇或小戲，抓住對象的某一特徵寫是可以的，但在史詩性長篇當中如果這樣寫就有失公允。可是極「左」路線是不能違反的，老舍歷史上又入過教，在當時是歷史污點，所以更不能說教會的好話。這也是老舍解不開的矛盾。
四、對人物評價按什麼標準？
是階級標準還是道德標準？老捨實際上是按後者。這就很麻煩。特別是像定大爺這樣的人物，極難處理，他卻又是書里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定祿定大爺，原型即劉壽綿劉大叔，他是一個滿清的官宦世家，大財主，卻又是有正義感、愛國、為窮苦百姓散盡家財的大善人、宗月大師。1940年老舍曾滿懷感恩之情寫過一篇著名的散文《宗月大師》，紀念這位送他這個窮孩子走進學校，引導他向善的大善人。在那個年代這麼寫自然沒什麼問題，到了六十年代，如果還要這麼寫下去，至少是階級立場問題，也許還會嚴重到難以想像。然而，若要把這位財主、老舍的恩人寫成劉文彩、黃世仁，老舍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幹的。這個坎兒他能過得去嗎？
《正紅旗下》是老舍醞釀多年準備用他的心用他的生命創作的屬於他自己的傳世之作，瞻望前面的路，等着他的是三個結果：
一、按官方觀點寫下去，必是敗筆。
二、按藝術家的良心寫，可能是「大毒草」，後果不堪設想。
三、戛然而止，把精彩的迷人的這段序曲藏在箱子裏，等待也許有一天世道有個大變化，「在那個世界裏，我愛寫什麼就寫什麼」（老舍：《夢想的文藝》，載《抗戰文藝》第9卷5、6期，1944年12月），那時候，我再把它拿出來，痛痛快快地寫完。如果，天不遂人願，就這樣吧，讓它留下永遠的遺憾。
這也許倒是最好的選擇。
可惜，老舍沒能活到他夢想的那一天，使我們今天只能讚嘆這美麗的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