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知道1957年的反右運動，但對此後接踵而至的知識分子「向黨交心」運動卻知之甚少。二者有什麼關聯？其前因後果如何？筆者保存有先父張高峰（原《大公報》記者）1958年6月「向黨交心」原始記錄六份，真實地反映了那次運動對「交心者」心靈的觸及和知識分子洗心革面「自我批判」的無情。聯繫到此前的反右運動和後來的「文革」浩劫，或可大致勾勒出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
將父親的「交代」公之於眾，似有自曝「家醜」之嫌。但我認為，父親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是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相通的，或者說，是國家和民族歷史的一部分。個案也是歷史，而且更接近真實。為了讓後人了解和認識真實的歷史，我想我有責任就自己所知，對這份「交心」記錄做一番解讀，既為昭示後人，也想告慰故人，想必父親在天有靈，是不會怪罪於我的。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以引述材料為主線，略加附註，儘量少做評價，以保持「原汁原味」；引述材料均來自「文革」後統戰部門退還我父親的記錄原件；此外，考慮到由於諸多原因，對記錄所涉及的、目前不便定評的某些當事人，姑隱姓名。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恢復歷史原貌。
一
1958年，反右派運動餘波未平，全國又展開了「雙反」（反浪費、反保守）運動。4月，中共中央統戰部在天津召開了「向黨交心」運動的現場會，此後，這一運動便在各民主黨派和全國知識分子中普遍開展起來。
「向黨交心」是整風與反右的繼續，因此，首先要「交」整風（後來轉為「反右」）期間的思想、行為。父親時任《大公報》記者，其時他已經為之服務了19年。他「向黨交心」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與幾位「著名大右派」的關係——
在整風之前，儲安平想拉我到光明日報去工作，雖然當時我告訴他目前我沒有理由提出離開大公報，等以後再說，但心中暗暗自喜：「還有人看得起我。」整風初期，儲發表了「黨天下」的謬論，其中大部分引起我的共鳴，於是在保定寫了一封信給他，恭維他有膽量有見識，支持他的反黨謬論，骨子裏是想跟他拉緊一把，如果在大公報有一天不可為時，我就去光明日報。
在北京，有時見到浦熙修，她常約我便中給文匯報寫稿。整風之初，我在保定根據曲藝界鳴放的發言，寫成兩稿寄給徐鑄成，並附一信。兩稿都是污衊黨的政策的，後來未發表。給徐的信說，讀過你的「拆牆」經驗，大公報也有牆，正在拆。我支持了他排擠黨員副總編輯的反黨行為。目的也是準備自己的後路，如果在大公報不可為時，我還能去文匯報。
這兩件行為是不折不扣的反黨的嚴重的政治性錯誤，是向右派靠攏而想背棄黨的領導，希望鑽進一個沒有黨的領導的「新聞天地」去工作。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之後，我就察覺自己犯下嚴重反黨錯誤，心頭很沉重。但起初，還以為是個人自私自利的思想支配的結果，後來再深思，又經過黨的耐心教育和同志們的幫助，才認識到是自己的資產階級立場和階級意識的反映。當右派烏雲亂滾時，我必然要發出共鳴。幸虧反右鬥爭很快開始，黨指出那是敵我矛盾，我才醒悟而沒有墮入右派泥塘。
父親與儲安平、浦熙修、徐鑄成的關係可以追溯到20世紀40年代。儲安平主辦《觀察》雜誌時，父親是其特約記者；浦熙修在重慶《新民報》時，與在《大公報》的父親又是跑時政新聞的同行；徐鑄成則先後擔任《大公報》桂林版、上海版編輯主任，與父親為同事。他們之間是朋友，意氣相投，自然有比較私密的關係。但父親萬萬沒有想到，這些朋友都成了右派，而且是全國「聞名」的大右派。他在整風中贊成他們的言論，並且通信呼應，當然毫無疑問是「嚴重的政治性錯誤」，即使他不主動「交代」，也是隱瞞不住的。在這樣的背景下，他的「交心」就不可避免地要「觸及靈魂」了。
二
事實上，在「整風」「鳴放」期間，父親的心理活動是複雜的，行為是搖擺的。
一方面，經過了解放後「三反五反」、審查幹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運動，他清楚地認識到了「政治鬥爭」與「組織手段」的「威力」，已經變得小心翼翼了，因此，當報社「××、×××等人搜集大家在採訪過程中遇到的困難，要寫一篇記者控訴的大文章，登在報上」時，他採取了迴避的態度。他說，「他們要我提供材料，我說這樣的文章寫不得，刊出後必然被國民黨利用，××等批評我保守，其實是我膽小，但我仍然不提供材料，也不堅持反對。」他們「明明是進攻黨，我卻在一旁明哲保身，這是立場問題。」
這裏所說的「大文章」，即刊登在1957年5月12日《大公報》一版的那篇題為《阻撓、限制、刁難、歧視——本報記者申訴採訪中的一些遭遇》的綜述，文章雖未署名，卻是綜合了十幾位記者提供的材料整理而成，其內容無非是記者到某單位去採訪碰了釘子，或者到某地方要看材料吃了閉門羹等等，意圖也無非是籲請有關部門注意克服缺點，以利工作。但由於批評了黨政機關，特別是被境外媒體轉載、摘登，「為敵人所利用」，因而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參與其事者大都被劃為右派。
父親之所以「僥倖漏網」，並非他有多高的「覺悟」，而是與他思想深處對政治鬥爭的恐懼心理有關，這不能不說也是那些年「教育」的結果。但他還是承認了自己對此事「不堅持反對」的態度。因為，在另一方面，他心裏還是有話要說的——
「在報社鳴放時，我說過許多錯話，污衊了黨和黨的同志。我說，『解放後，許多黨員領導同志的工資像火車頭帶着跑一樣。如果低一點，而責任重，更會受群眾的崇敬。』這話的重點是前兩句。我說，××做領導時態度專橫跋扈，長期不改，給黨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今天他去當×部副部長，真叫人擔心。如果把他排在落後群眾的隊伍里倒還合適。心想，黨這是怎麼教育黨員的？因而認為報社黨組織原則性、政治性不強。」（這裏所指那位「專橫跋扈」的「左派」領導，也沒能躲過「文革」「左派」的「批判」而死於非命。）
「我還說過，報社使用某同志，不像是培養做記者，倒像是培養做調查員，事先從領導方面了解一件事，然後派人下去調查、核對，就寫成文章。後面一句話沒有說出來：這算不了記者的本事，如果沒有線索時，記者怎麼辦呢？」
「讀臧克家的『六親不認』，心想說得對，今天人與人之間確實不怎麼親，而且隔閡很多。」
可以說，既「小心翼翼」，又「蠢蠢欲動」，更「左右搖擺」，便是父親在整風、反右運動中的真實表現。
三
那麼，隨着整風變成了反右，他對右派是否就有了正確的認識了呢？沒有。他「交心」說——
「儲安平戴上右派的帽子，我覺得這人不過是譁眾取寵，故作驚人之語，很不嚴肅地用『大和尚、小和尚』的字眼，如今自己燒身，看不見他骨子裏的反動本質。有幾個教授，我過去認識，他們成為右派時，我想，不過是知識分子的個人慾望太多，說了一些錯話。」
「儲安平拉我去光明日報，先是通過×××找我。當儲拉我時，我向他說明我與大公報的關係和目前無理由提出離職，××在旁就指責我這是一種舊的感情。反右時，大家貼大字報質問他的目的何在，而我沒有貼。心想，我何必乘人之危呢？這種舊的觀點頗為庸俗，不是從政治角度看問題。」
反右鬥爭大局已定，右派的「下場」盡人皆知，父親在「向黨交心」時仍能如此直白地表述自己的觀點，流露念舊情懷，真是天真得近乎愚鈍。
「北大民主牆上烏雲亂翻，不少右派學生在作怪。可是我想，學生們都很年輕、純潔，今天怎麼反起黨來？於是我懷疑社會主義教育在一部分學生中落空了，黨應該對他們負責任。」
「鳴放時，報上大量刊載知識分子的發言，當時看不出他們有什麼目的，只是有些事物，根據自己九年來採訪生活所見所聞，認為他們言過其實。後來反右，黨指出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我覺得那不過是『秀才造反』，事情不會有那麼嚴重。報社烏雲亂翻時，我同樣看不出右派的目的，但卻覺得報社黨的處境陷於被動了。又看到個別黨團員同志的大字報，氣味也反常態，懷疑報社黨的組織是否渙散了？又看到少數積極分子的言行也反常態，反而不如許多群眾的情緒正常，心想黨這回上了他們的當了，今後對群眾應該有個重新估價吧！」
「××、×××成為右派，他們哪裏來的反黨膽量？還不是黨多年對他們寵用的結果。黨自己搬石頭砸了自己腳。」
如此坦言某些「右派」原本是受黨「寵用」的「積極分子」，結果「黨自己搬石頭砸了自己腳」，在對反右運動評價中，這或許尚屬比較另類的觀點。未知史家是否有人做過研究？
當然，父親同樣坦白地檢討了自己——
「從這些思想、觀點來分析，我都是站在黨的對立面看問題，別人痛斥右派而保護黨，我是原諒右派而責備黨。表面看，我好像在一旁客觀地看問題，實際非常主觀。站在資產階級立場看問題，因而在感情上自然地就原諒右派。這種反動立場和感情在我身上很嚴重，不改變，必然與黨三心二意，貌合神離。事實上幾年來就是如此，始終沒有把我和黨的關係擺正，我跟黨的關係是講個人利益的，某些事如我心意時，我很滿意黨，很擁護黨；不如意時，就一肚子牢騷，又不敢發泄，於是壓抑着精神工作，所以幾年來我的工作情緒很不穩定。因為與黨的關係不正常，對黨的許多號召和重大的政治運動，我多是採取隨大流的辦法，不是積極響應，不是在運動中鍛煉、改造自己，而是像作客一樣隨着走。所以多年來我在政治上不見開展，落後的、反動的東西沒有得到徹底清洗，因而在整風中我犯下嚴重錯誤。我的問題是改造立場、改造觀點，端正與黨的關係。」
以上這段記錄，是原件中最長的（其他大多是一兩句話一段），可以視為總結性「交心」。他以「個人利益」作為處理與黨的關係的結點，應該說確實「觸及靈魂」了。至少，在我所見的類似資料中是屬於「深刻」的。父親為什麼如此坦誠？且看下文。
四
如果說，父親「交代」與右派的關係、檢討自己的「錯誤」完全是被迫的，也不盡然。那時，儘管解放後的幾次政治運動已經讓許多知識分子噤若寒蟬，心有餘悸，但他們對新中國、對共產黨依然保有程度不同的信賴，希望「努力改造」自己，跟上「時代步伐」。這從父親「交心」材料中對自己思想深處的挖掘和坦誠公開，以及無情地自我批判，可以看得出來。
他「交心」說：「我的生活動力是什麼？思索一下，是個人名利。當年，我選定做記者，就是覺得這個工作名利雙收，又自由自在。追求名利，自由自在，大概就是我的人生觀。」如此解剖自己，近乎殘酷，可謂「誅心之論」。事實上，父親選擇記者職業的初衷，首先在於他希望藉助媒體這個社會公器發表自己對國家、對社會的見解（新聞事實是客觀的，判斷選擇是主觀的），其次才是追求「自由」與「名利」。這種社會責任感和個人追求，可以說是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共性。只是在那個特定的年代，沒有誰還敢奢談自己的社會責任感，只能承認個人追求的「罪孽」。
他還說，「交心不能沒有思想鬥爭，揭瘡疤不能不疼，心想，忍受短暫痛苦，今後能愉快工作，生活幾十年，這是大利當前，萬萬放棄不得。」應該說，「短暫痛苦」、「大利當前」的考慮，都是他內心的真實表露，他確實希望「能愉快工作，生活幾十年」（儘管是奢望）。因此，他這樣「挖掘」自己思想深處的「根源」——
「我總覺得黨在政治上看不起我，心中常埋怨黨對我直接教育少、責備多，所以我政治自卑感很重。」「在政治上自認沒有什麼希望，如果能從下游爭到中下游就很滿意，爭上游那是奢望。」
「我知道黨知道我有思想問題，可是沒有黨的同志找我正式談談，我懷疑黨是否認為我思想頑固，不可救藥。」
「既然把我看成政治上落後，在各項政治運動中索性隨大流走。如果積極去參加，也會被黨看成是假象。」
「整風前，對黨有些意見。整風時，聽說黨找許多同志個別談話，但始終沒用找我，心中很不愉快，越發相信黨在政治上看不起我。」「右派在報社烏雲亂翻時，許多話不從政治角度去看，就從事實來說，都是不公正的。我雖然不同意，可也不去用力反駁，心想，駁半天也無用，我又不是黨在政治上依靠的對象，黨也不會認為我是在維護黨的利益，還是聽之任之吧。」「在報社，我有人微言輕之感，有些意見，自認為還是正確的，但不被重視。」
「我覺得一個人在政治上無希望，一切就無希望。在任何事物面前他都應該退讓。我就是這樣想這樣做的，最近特別明顯。」
因為這種「被隔閡」的心理，當他看到儲安平、徐鑄成等老朋友的言論後「一拍即合」，形成「共鳴」，也就不難理解了。這同時也成了他內心時常想到「如果在大公報不可為」時便準備「跳槽」的重要原因。
「在生活中，感到談工作的同志很多，談心的朋友太少，心中很悶。我平日愛說愛笑，有些話被人誤解或斷章取義，弄成個人的錯誤，因而感到說話難，故極力避免多說話。」
「與人相處，你尊敬我，我一定尊敬你，你看不起我，咱們就少往來或不往來。我對黨也像對個人一樣，心想，黨既然在政治上看不起我，那就保持業務上的往來好了。假如在業務上也被看不起，最好把我安排到比較機械些的工作崗位，只要領導說什麼，我就做什麼，永不違背，這樣就有來無往，落得乾淨省心。」
當年，父親在《大公報》人中綽號「一圈」，指他愛說愛笑，說經歷、講掌故，常常引來眾人圍繞。他後來的緘默、消沉，可以從上述「交心」中找到答案了。
五
政治上的隔閡不可避免地帶來工作上的障礙，父親「交心」說——
「整風中犯了嚴重錯誤，沒有被劃成右派，萬分感謝黨的寬大，但也背上沉重的包袱，生怕再犯政治性的錯誤。可是一月間寫了一篇未見報的通訊，立場、觀點都錯誤了，心中惶恐萬分，從此以後，專門寫些順大流的稿子，純屬動態的報道，可用也可不用，但保險，不容易發生立場、觀點的錯誤。」
「順大流」、「純動態」的稿子當然沒有「風險」。查閱1957年前後父親在《大公報》發表的署名報道，確實多見「立場」、「觀點」都很「正確」的內容，如《要跟祖國一道前進——記北京東四區工商業者家屬學習的收穫》、《力爭自食其力——天津獨流鎮工商業者參加長期勞動改造自己》、《跟右派分子算一筆糧食賬》、《萬箭齊發——記陝西及西安財貿系統職工「雙反」熱潮》等等。這與他在舊大公報時期揭露醜惡、抨擊時弊的報道（如《豫災實錄》、《崩落中的瀋陽》、《東北的悲劇》、《哭四平》、《乾枯東北》、《東北的膿包》、《爛污東北》、《五萬青年渡難關》、《我們要活命》等）形成了巨大反差，寫作風格也已經完全判若兩人了。
更有甚者，他「交心」說：「三月間，在西安寫一有關雙反的報道，雙反之上打了引號。投郵後惶惶不安，怕又是一個政治性錯誤，連夜查人民日報，發現雙反也打了引號，這才放心。」以如此誠惶誠恐的心態寫稿子，其質量如何也可想而知了。
父親也曾從長遠考慮過自己的「前途」，他說——
「右派中有許多學者、專家照樣鬥、整及撤職，少了他們社會主義毫不遜色。心想，過去幾年自己還以為業務上有兩手，說話、做事還敢調調皮，狂妄自大，今後無論如何可不能那樣。大公報少了我也毫不遜色。為了保全自己，可要老老實實地工作。」
「看到黨員、團員、積極分子分駐各地採訪，報社的紅專隊伍越來越壯大，越感到自己悲哀，今後該如何是好？心裏真是悶得慌。」
「我發覺黨在業務上還信任我，在政治上不夠信任，所以為了保持黨對我的信任，我很重視業務，希望不要落到中、下水平。」
「自己很珍愛（記者）這個崗位，感到是一種榮譽，很想把工作做好，但沒有信心，恐怕從記者隊伍中掉出去，那就個人大勢去矣。」
上述記錄，不能不說處處透露出父親內心的悲涼。
「交心」話題並不局限於整風、反右，還有如下記錄——
「天津解放後，大公報改為進步日報；上海解放後，大公報原名不動。心想，這是怎麼回事？是否天津的做法激進了一些？」
1949年《大公報》津、滬兩館不同的命運，反映了當時對如何處置民營報紙問題尚無確定方針，待王芸生（《大公報》前社長）北上「投降」，解決這個問題才有了方案。父親這裏提出的問題，實際上也反映了《大公報》人的疑惑。
「有一個時期報上某青年記者的稿子很多，我覺得有些既冗長又沒有獨到見解，心想，要是我寫那樣文章一定不刊用。」
這番話既是對業務工作的意見，也反映了他政治上的失落。
「蘇聯展覽館落成時，一再宣傳鎦金頂，超過市內最高建筑北海白塔，心想這是滅自己威風。」
上世紀50年代，對蘇聯的態度等同於對新中國政權的態度。父親的「交心」，實際上反映了知識分子的一種民族心理。
「大兵團成立，發表我被安排在天津。當時，我在西安，順便給××寫信說，『不久我們又要並肩作戰了。』信寫好後，一想用『並肩』兩字不妥，大公報上××印在我前頭，必然是他領導我，『並肩』兩字不是要與領導平起平坐嗎？如果引起××同志的誤會，以後相處就困難了。想了半天，又改為『攜手作戰』，這樣也許不至於引起誤會。」
這裏所謂的「大兵團」，是指當時《大公報》部署記者分駐各地，以「作戰」方式報道「大躍進」運動，其用詞也體現了當時的政治氛圍。父親的這段「交心」，用「戰戰兢兢」來評價，應該是恰如其分的。
或許沒有幾個人注意到，1958年4月23日，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發出的關於號召全盟展開「向黨交心」運動的通知中，有「以上辦法對右派分子同樣適用」的字樣。結果，同年夏季反右「補課」，又「補劃」了一批右派分子。他們大多都是掉進了「向黨交心」的陷阱。
父親是「幸運」的，沒有被「補劃」右派，但在「交心」後的第二年，1959年初便下放到密雲水庫去參加勞動和「鍛煉」了。儘管他希望憑着業務上的努力，繼續從事他所鍾愛的新聞工作，但是，1959年開始的「拔白旗」和「反右傾」運動，使知識分子中的業務突出者幾乎註定成為「白旗」而被「拔掉」。1961年初，他最終沒有能夠逃脫被「清理」的命運，下放到黑龍江省偏遠的安達（今天的大慶）去做商業工作，而且是他從未接觸過、也根本不了解的會計業務。從此，他徹底離開了《大公報》，結束了他22年的記者生涯。5年後，「文革」爆發，曾經在大陸存續了64年的《大公報》也徹底關閉了。
《炎黃春秋》2010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