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養寇自重」，也叫「挾寇自重」，其要義是放着敵人而不打，故意留着敵對勢力或對立面，用以牽制另一方，自己從中自保自利。這種情形在中國歷史上所在多有，那些手握重兵的功臣勛將，為了防止自己的主子「卸磨殺驢」「過河拆橋」，避免落個「兔死狗烹」下場，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養寇」——這原因是：君主與功臣勛將之間天然存在着相互威脅，雙方都必須時刻保持警惕，否則，不是功臣勛將含恨九泉，就是皇帝君主退出歷史舞台。到了現代社會，這種情形依然存在，雖然外形有所變化。所以，值得提出來說道說道。
歷史上玩這一招的功臣名將數不勝數，我們不妨以明末清初的吳三桂為例。吳三桂降清之後，幾年間，率部從西北打到西南邊陲，為清朝確立對全國的統治建立了特殊的功勳。因此，清朝對他也由原先的控制使用改為放手使用。不但讓他獨擋一面，而且在一切軍事活動中也任他便宜行事，用人，吏、兵二部不得阻撓，用財，戶部不得拖延。同時，在職務上，也一再升遷。攻下雲南後，即委其開藩設府，鎮守雲南，總管軍民事務。
1662年11月，又以擒殺朱由榔的功勞，晉爵親王，兼轄貴州。就這樣，吳三桂以千百萬抗清義軍的頭顱為墊腳石，使自己攀上了一生中權勢的頂峰。當然，吳三桂也心中有譜，他深知自己雖然換來了高官厚祿，但是否保得住這高官厚祿可就不一定了。他知道，欲保其特殊的地位，必須掌握軍隊和握有兵權。但是，戰事已結束，朝廷要裁撤軍隊，要收回兵權，是勢在必行之事。為此，在討平南方，回京奏事時，他就在私下跟像他一樣降了滿清的明故總督洪承疇討教自保之計。洪承疇的回答是洪「毋使滇一日無事。」意思是在雲南不能維穩，要鬧事。吳三桂對此心領神會。當時活動在雲貴地區的農民軍已被肅清，惟一可以用兵的對象，就是苗、瑤、僮（壯）等少數民族地區。這些少數民族的酋長、頭人固然叛服無常，但在清朝統治日益穩固的形勢下，他們也得朝向新主，稱臣納貢。對他們的戰爭已無事可戰。
怎麼辦呢？吳三桂的辦法是製造事端，向他們發起攻擊！康熙元年八月，吳三桂曾向朝廷報告，雲南形勢穩定，特別讚揚「雲南土司，傾心向化，大則抒誠獻土，小則效職急公，勤勞既著，勸勵宜先。查《滇志》可據，忠悃有憑者，文職五十六員，武職十六員，請部給與號紙」朝廷得到這個報告，很感欣慰，以為南疆從此無事，天下無憂，可以長享太平之福。可是沒過多久，情況又為之一變，雲南土司紛紛叛變，吳三桂屢屢向朝廷發出警報，請兵、請戰之奏，不斷從遙遠的雲南馳送京師。在這種情況下，朝廷別無選擇，惟依賴三桂主持全局，對叛變的土司展開徵剿。此外，還有康熙三年（1664年），鎮壓貴州水西（黔西）土司頭領安坤舉行反清起義等等事件，都是吳三桂利用邊疆有事甚至邊疆多事來維護和鞏固自己地位的得意之作。
可惜吳三桂對這一「養寇自重」的策略沒有貫徹始終。順治十七年四月，吳三桂上表請求討滅侷促於緬甸的永曆殘餘以及李定國、白文選，洪承疇大不以為然。康熙元年，永曆被俘，旋即處死，洪承疇聞訊，嘆曰：「吳三桂必不久矣！」後來，果然隨着雲南少數民族的逐漸安定，吳三桂失去了他在清朝天下存在的作用，慘遭削藩，無奈舉兵造反，徹底失敗。
逮至近代，玩弄這一手的高杆是大名鼎鼎的袁世凱。宣統繼位後，權勢顯赫的袁世凱被攝政王載灃以足疾為由，開缺回籍養疴。在彰德洹上村老家，每有留日學生回國，多繞道前來拜訪，家中常常賓客滿堂。袁會根據每個人的才能，予以不同的資助。據許指嚴《十葉野聞》載：那兩年裏幾乎每個月都有革命黨揭竿而起，「皆袁之金錢蒸發力也」。武昌起義後，清廷倍感危機，只得又將賦閒於洹水之側的袁某請出。可他卻裝腔作勢，堅辭不就。後來在反覆勸說下，其拋出了召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全權統領水陸各軍等六項條件，才肯出山。諸多條件滿足後，他派馮國璋率北洋軍一路南下，強攻漢陽後，武漢三鎮指日可下，馮國璋曾得意道：「這一來，咱的黃馬褂算是穿上了，興許還來個世襲罔替呢！」但袁世凱反其道而行之，一紙調令將馮招回京城。這時的袁世凱，既不明言革命，又不火速勤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他在等待時機。世上易做事中，拖延時間最不費力。同時授意新任「湖廣總督」段祺瑞與革命黨人接觸。派代表到武昌直接與黎元洪面談議和。黎提出，如若袁世凱反正，即舉為大總統，舉袁可「速滿族之滅亡，免生靈之塗炭」。當時南方革命黨人的惟一目標即推翻帝制，只要袁能逼迫清帝退位，孫中山願辭去臨時大總統，由其繼任。前方談判，後方也未閒。袁世凱同黨徐世昌、梁士詒、趙秉鈞等不斷向清室進言，製造輿論，遊說遜位，以順應潮流。前線將領也向朝廷奏呈，若不遜位，將拒絕作戰。滿貴中的強硬派良弼被革命黨人炸死後，清廷頓失依仗，只得於1912年2月12日下詔退位。清廷退位後，按照與革命黨人的約定，袁世凱成了正式大總統。沒有革命軍，無法逼清廷就範；沒有連下武漢兩鎮的戰績，無法迫革命黨人談判。戰與和，皆手中棋子，進與退，都對自己有利。就是靠「養寇自重」這一法寶，袁世凱挾革命黨之「寇」，迫使清廷退位；又挾清廷之「寇」，迫使革命黨讓出總統寶座。一舉而實現了「三贏」：對清廷而言，和平退位，可享受優待；對南方革命黨人而言，實現廢除帝制，建立民國的既定目標；對自己而言，最終成為民國開國元首，獨享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
當然，隨着社會的發展，「養寇自重」也有了新發展，有了新的用武之地。這就是我們一些政府職能部門不知從何時起，紛紛開始學用此道。
最典型的例子是國土資源部所謂「十八億畝耕地的紅線不能碰」。所謂「十八億畝耕地的紅線不能碰」是指中國現有的十八億畝耕地不能減少，一旦減少將引發糧食危機，進而整個國家陷入混亂。然而，這卻不過是政府職能部門的一個「養寇自重」的策略。所以說它是「養寇」，是因為這樣的「寇」並不存在，它是職能部門刻意「養」出來的。正如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所言：中國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曾經發生嚴重的饑荒。但是現在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於五十年前，國內國外的條件和環境全都變了。國內已經解決了糧食的生產和分配問題；國外有足夠的糧食生產和全球化的市場。發生饑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於零，也是微乎其微的。「可是我們的糧食政策還立足於饑荒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的假定上。」茅于軾還指出，特別值得擔心的是把糧食安全和保護耕地面積聯繫起來，要求確保18億畝耕地不許突破。我國改革以後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糧食產量增加了60%，而耕地是減少的。可見耕地和糧食產量之間沒有直接的關係。那麼，有關方面又為什麼要「養」這「寇」呢？無他，「自重」而已，具體說來就是藉此可以提高出賣土地價格，保證其「土地財政」的暢通無阻。我們知道，隨着人口收入和城鎮化提高，對房地產的需求必然不斷增加。如果供給跟不上，價格肯定是一路上漲。我們分析一下需求方的因素，人口、收入、城鎮化都是要逐漸提高的，不可能下降。調控政策不可能使人口增長下降，不可能使收入增長下降，不可能使城鎮化的速度下降。需求肯定是一路上升的。要想抑制房價，關鍵是要有足夠的供給。可是，有了這樣一個18億畝紅線，起碼是從預期上牢牢的建立起了土地稀缺，從而房產稀缺的概念，從而土地價格一路飛漲，有關部門自不難在其中上下其手大得好處。
其他諸如鹽業管理部門的「加碘」、計劃生育部門的「生育指標」、宣傳部門的「意識形態」……都是這種「養寇自重」的變形。其原因都是利益使然。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