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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大昭寺被砸成了什麼樣?(五)

—鏡頭下的西藏文革:全藏最神聖的佛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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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記者董尼德在1985年獲准訪問拉薩時,面對大昭寺里「嶄新的菩薩塑像及剛完成的壁畫」,「感到震驚與不安」,認為自己「就像是置身在歌劇院的舞台佈景里似的。倉卒地整建、翻新、維修的結果,只是把幾乎毀滅一種文化的政治風暴所造成的破壞情景,加上愈描愈黑的註解而已。」但無論如何,堪稱幸事的是,廣大佛教信徒重又見到了劫後餘生的覺沃佛那悲憫眾生的微笑。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大昭寺主供佛釋迦牟尼佛像。翻拍於1985年出版的《大昭寺》一書。

1970年代初期,大昭寺被改成拉薩市委第二招待所。拉薩人稱其為「招待瑪波」,意思是紅色招待所。許多殿堂又都改成了招待所的房間,一層和二層那些佛殿的門框上都寫着房間號碼。從各地區和附近各縣來的幹部、群眾皆可投宿。

據文革時作為西藏民族學院的紅衛兵進藏、1968年畢業後分配入藏工作、後來成了《西藏文學》雜誌的主編閆振中回憶,他每次從墨竹工卡縣出差來拉薩都住在這個招待所。最初0.13元/床,後來0.3元/床。在他住過的房間中,牆上還繪有壁畫,被燒酥油茶的火苗和水汽給熏得破損不堪。住宿的旅客中有男也有女,有藏族也有漢族或別的民族。閻就是回族。服務員也是有男有女,多為藏族。沒有一個僧人。閻說,曾經有個房間裏還有房客上吊自殺,是個藏人,但原因不明。閆說,當時拉薩城裏下午三、四點就已經沒什麼人了,六、七點以後簡直空無一人,空城一座。如果是十點返回招待所,那已是相當晚了,需得使勁拍打寺院沉重的大門,撕破了嗓子喊,好半天才會有人來開門。

大昭寺老僧圖登仁青在2003年接受我的採訪時說:「……那時在釋迦牟尼佛殿上面的金頂那裏,蓋過一個廁所。在護法神班丹拉姆(即白拉白東瑪與白拉姆)塑像那裏,用木板隔了男女兩個廁所,是招待所的廁所。護法神的塑像早就搬出去給砸了。」

當時,拉薩市委還在大昭寺的大經堂內召開會議。前院的庭院「金戈」一度是放映革命影片的露天電影院,僧舍被設成拉薩市政協的辦公室和宿舍。

1972年,曾在文革初指示「打廟宇,破喇嘛制度,這都很好……考慮保留幾所大廟」的周恩來,在接見西藏軍政官員時說,隨着中美關係的改善和中日建交,全國將採取有領導的開放,西藏也不例外。據說,與中國交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打算訪問拉薩,朝拜大昭寺,於是批示修復大昭寺。在經歷了文革批鬥的71歲的德木仁波切的指導下,依憑五世達賴喇嘛著述的有關大昭寺佛像目錄的記載,眾多的傳統工匠及畫師夜以繼日地邊回憶邊修復。

被當成「牛鬼蛇神」受盡折磨的德木仁波切的兒子、攝影家德木·旺久多吉曾接受過我的數次採訪,據他回憶:「當時大昭寺只剩下一尊釋迦牟尼12歲等身像,其餘佛像都被砸的砸,拿的拿,一個也沒了,壁畫上也是坑坑窪窪的。很多人都不清楚大昭寺里具體安置的是哪些佛像,以及佛像裏面應該裝些什麼『藏』(佛像內裝置的金銀珠寶、靈丹妙藥、甘露香料、五穀雜糧等,該儀軌稱「裝藏」)。所以,那些銅塑匠、泥塑匠和繪畫的師傅都來請教我父親。但他已經71歲了,經歷了文革批鬥,重病在身,也記得不太清楚,就讓我找來五世達賴喇嘛撰寫的一部關於大昭寺寺內佛像目錄的書籍,邊回憶邊修復。在他的指導下,復原完成了第一層佛殿。修復到第二層時已是1973年,我父親的生命已在旦夕,那些工匠和畫師趕緊先修復法王松贊干布殿,流着淚告訴我父親,為了他的長壽,專門提前塑好了松贊干布最有智慧的重臣噶爾·祿東贊的像。因為據說,德木活佛是祿東贊的轉世。於是我父親寫了幾個字給他們,意思是,從我個人的願望,我不想死,請三寶作證。畫師和工匠們就問,那以後怎麼辦?我父親就對着我的耳朵說話,再由我轉述給他們,意思是,我只能做到這一步了,下面的事情你們去找強赤曲吉。強赤曲吉是甘丹寺的大喇嘛。宗教傳統上,唯有甘丹寺的強赤法王和夏赤法王,才能坐上『甘丹赤巴』(甘丹寺的法台)的法座。就這樣,我父親結束了他修復大昭寺的幕後指揮工作。」

1974年,修復大昭寺的初期工程完成。然後從靠近拉薩市公安局的一個倉庫,那裏堆放着從很多寺院沒收的佛像,從中挑選了不少佛像送到大昭寺,重新裝藏、修補;又從色拉寺、甘丹寺和哲蚌寺調過來一些老僧。當時拉薩流傳一句話:「拉的確涼,規尼北依拉。」拉的意思是佛,規尼的意思是管理寺廟的香火僧,北依拉是對回族的稱呼。而的確,涼既不是純的毛料,也不是純的棉布,用以比喻不純的東西。這句話的意思是,佛像不是原本的佛像,而管理寺廟的人是外道。據說確實是這樣,因為當時是一位姓馬的回族作為宗教局的領導在管大昭寺。逐漸地,被當作「四舊」砸過的大昭寺又允許香火繚繞,祈禱迴響。

據曾經參與對大昭寺「破四舊」的拉薩紅衛兵韃瓦講述:「文革結束之後,從那邊(指印度流亡藏人社區)派來的參觀團(1979年,中國政府允許流亡西藏人士和達賴喇嘛的親屬回西藏參觀)受到了特別隆重的歡迎,顯示出了宗教在人心中的地位。當時在大昭寺講經場人山人海,這之前各單位以及居委會還開會教育群眾,不要罵他們、不要打他們什麼的。想不到事實上的效果恰恰相反,達賴喇嘛的哥哥在台上每說一句話,人們都歡呼;他一招手,全場都安靜得很,鴉雀無聲。沒有別的原因,就因為他是達賴喇嘛的哥哥,宗教這個東西可不一樣啊。畢竟共產黨教育的時間不長,但是宗教有着上千年的歷史,它的潛移默化的力量很大,哪裏有那麼好對付!又比如,今天有很多年輕人很信仰宗教,「薩嘎達瓦」時轉經的人裏面就有很多年輕人,這也顯示了宗教的生命力,宗教是不可能滅亡的。」

大昭寺的老僧圖登仁青(已去世數年)在2003年3月的一天,含着熱淚對我說:「文革結束後,重新修復的寺院再次開放。經過了那麼多年不准信仰宗教的歲月,人們已經很多年沒進過大昭寺了,所以來朝佛的人特別多。當時還向信徒售票,就在今天信徒磕長頭的大門口還架着欄杆,每天只賣兩千張票,每張票一毛錢,所以很多人從夜裏就開始排隊,常常排隊一晚上,睡覺就睡在地上。那時候大昭寺整天開放,天黑了,如果不趕緊關門的話,還會有很多人進去朝佛。可憐啊,那麼多的藏人,已經有那麼多年沒朝拜過大昭寺,沒朝見過覺仁波切了。很多人都哭,邊哭邊說,想不到這一生還能有機會見到覺仁波切,沒想到啊,還會有這麼一天。後來班欽仁波切(十世班禪喇嘛)回到拉薩,在大昭寺舉辦法會給信徒摩頂時,排隊的人都排到了郵電大樓那裏,有幾公里長,有一個人還被擠死了。信徒是那麼多,突然間一下子冒出來那麼多,不光是老人,還有很多年輕人,這是文化大革命時候不敢想像的,就像是被堤壩攔住的大水一下子衝出來了……。有很多人過去是積極分子,現在變成了很虔誠的信徒,這樣的人很多,他們也到大昭寺來朝佛。從佛教角度來講,這是懺悔,這很好,只要是出於真誠,這麼做也許是可以抵消他們當年所犯下的過錯的。很多人當年都是無知,無明啊。」

法國記者董尼德在1985年獲准訪問拉薩時,面對大昭寺里「嶄新的菩薩塑像及剛完成的壁畫」,「感到震驚與不安」,認為自己「就像是置身在歌劇院的舞台佈景里似的。倉卒地整建、翻新、維修的結果,只是把幾乎毀滅一種文化的政治風暴所造成的破壞情景,加上愈描愈黑的註解而已。」但無論如何,堪稱幸事的是,廣大佛教信徒重又見到了劫後餘生的覺沃佛那悲憫眾生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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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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